儿童文学需要理论
◎朱自强
收入世界儿童文学理论译丛的这四部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具有理论性，因此，才名之为理论译丛。
尼古拉耶娃的《儿童文学的美学研究》是一种教材指向的学术著作。其特色在于将一般的文学理论转化为儿童文学的研究方法。正如作者的前言所言，本书涵盖了一些当代文学理论，经过调整使其适合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我在多年前说过，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发展要分两步走：步是了解、掌握成人文学理论，第二步是在步的基础上，做出属于儿童文学的学术发现。尼古拉耶娃的著作的价值在于，通过对一般文学理论的甄别，根据自己的特定研究课题的需要，选择有适切性的文学理论，将其运用到儿童文学文本的研究之中，发掘儿童文学文本的特性，从而完成了儿童文学的美学阐释。尼古拉耶娃说，一般文学领域里的前辈学者，是忽视了研究儿童文学文本会带给整个文学理论什么样的深远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尼古拉耶娃的研究证明了儿童文学研究对整个文学理论的发展，也能提供自己的学术贡献。
尼古拉耶娃对一般文学理论转化为儿童文学的美学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她说：没有哪种理论能直接运用于一篇文学文本。实际上，不提及一篇具体的文本而展开关于文学的理论探讨也是极有可能的。人们当然可能质疑这种抽象的辩论有什么用处，理性的回答将是：没有。除非它们能进一步精细化成可以使用的分析方法。一个不能用于实践的理论就像是一辆方车轮的自行车：想法很大胆，却没多少用处。因此，为了分析文本，我们得从理论的抽象转向更具体的思索层面，发展一套给予该理论的工具包，可用于实践工作中。尼古拉耶娃比喻说：在自然科学中，这就相当于创造一个理论方程式，并建造足够的设备去执行一项实验。尼古拉耶娃的这个比喻非常重要，它说明人文学科的研究，也需要具有自然科学方法的科学性。阅读《儿童文学的美学研究》，我们需要感受、认识作者的这一方法。
金伯利·雷诺兹所著《激进的儿童文学少年小说的未来展望和审美转变》一书的关键词是激进。这部著作的研究呈现出，无论从美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写给小读者的作品充满了激进的潜能。
在展开关于儿童文学的激进论述时，金伯利常常以杰奎琳·罗斯的《彼得·潘案例，或者儿童小说的不可能性》（1984年）作为讨论的着眼点。罗斯的这本书在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界很有名，我在中国海洋大学邀请的国际知名学者的讲学中，在国际儿童文学论坛（加拿大）上，都不时听到人们谈论这本书。金伯利一方面指出，罗斯对于在儿童文学中起作用的那些力量的洞见很有价值，另一方面则批判说，她的论点的某些方面我也无法苟同；我认为它们歪曲了儿童文学在文化中被人们接受的方式。我特别关注这样一个事实：罗斯认为儿童文学中的儿童（乃至儿童文学本身）没有体现利奥塔的怪物儿童所具有的破坏和创造力量，而是对我们能够为儿童写什么东西产生了一种固有的保守影响。对罗斯的观点金伯利予以明确的否定儿童文学尤其是图画书形式的儿童文学，完全不是以杰奎琳·罗斯所宣称的那种方式拒绝接受现代主义，而是积极探索了现代主义的概念和风格，并在此过程中准确提供了杜森伯里所描述的那种激进实验之舞台。
《激进的儿童文学少年小说的未来展望和审美转变》原作分八章论述了儿童文学的激进性（由于中西方文化的较大差异性，中译本舍去了论述当代少年小说中的性与性行为的第六章，特作说明）。金伯利在讨论问题时，显示出学理的坚实和视野的开阔。这里仅举一例：在论述青少年文化与儿童文学之间的互动的第四章，金伯利这样介绍与论题相关的理论背景阿利埃斯提出，二十世纪是青春期的时代，因为这一时代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青春期。这个基础奠定于1904年，那一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对这个主题进行了次完整的研究，这个创造性的过程在1950年基本完成。这一年精神分析理论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Erikson）出版了《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一书。
金伯利与罗斯的激进和保守之争是理论的论争。金伯利的争论、批判姿态对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研究很有启示性。约翰·W.奥马利在《西方的四种文化》一书中指出，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学问和话语的某种风格，那种风格在中世纪的大学里表现得为贴切、成熟、积极。那种风格充满了分析、探索、设问，无休无止，绝不迁就，我们今天的学院中人就浸淫其中。这种学问的风格从不知足，它批判性地对待每一种智识，它总是渴求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总是乐于提出不同的观点。这种学问风格自然就充满着论辩和争议。很显然，奥马利认为论辩和争议这种方式在学术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我于2017年出版的文集《儿童文学的思想革命》，收入的基本都是批判性或含有批判内容的文章，其中不少是与其他学者的争论性文章。我在该书的后记中说：对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来说，没有学术争论是很不正常、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学术争论是学术讨论的一种重要形式，更是学科建设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因为学术争论往往凸显学科内的重大问题并将争论双方以及围观者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引向深入，所谓真理不辩不明。希望我们的儿童文学学术界也能出现一种争论（讨论）的风气，从一个新的层面，为儿童文学学科带来学术的增值。
《理论视野中的当代儿童文学和电影》一书是一部论文集。它的引言的题目就是让理论重焕生机，所收入的八篇论文要展示的是理论如何对儿童文学阅读和电影欣赏提供指导。这些论文分别运用了认知美学理论、文化地理学、后殖民理论、乌托邦理论、文化全球化理论、哥特理论、精神分析、政治理论、怪异理论、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理论等各式各样理论，对相关议题做出了具有创新性的阐释。
杰瑞·格里斯伍德的《像孩子一样感知童年与儿童文学》，是本丛书中篇幅少的一本，但是就理论的创构来看，却是质感很强，有着鲜明原创性的著作。这本书从经典和流行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提炼出隐适、恐怖、小巧、轻盈、生命力这五个主题进行论述，属于主题学研究。这是令人愉悦的理论小品，其本身正如它在论述轻盈时，引用的保尔·瓦莱里的诗句应该轻得像鸟，而不是像羽毛，它是有着像鸟一样轻盈的生命力的。
作为关注、思考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学者，我在编选、阅读本丛书的四部著作时，深切感到，儿童文学研究如果不运用理论，不建构理论，不探究方法，而只是流于经验，止于感受，疏于实验，其科学性是难以获得的，从而学科性也是难以成立的。
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需要进一步重视理论建构。一方面要像尼古拉耶娃的《儿童文学的美学研究》、论文集《理论视野中的当代儿童文学和电影》所做的那样，继续对既有的一般文学理论进行有效的运用、借鉴和转化，另一方面也要像金伯利的《激进的儿童文学少年小说的未来展望和审美转变》、杰瑞·格里斯伍德的《像孩子一样感知童年与儿童文学》所做的那样，继续致力于属于儿童文学学科的原创理论的发现。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要取得新的长足发展，需要紧紧地拥抱理论。
后，我想对为本丛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各方人士表达由衷的谢意。
感谢各位译者所做的认真而严谨的翻译工作，感谢我的同事徐德荣教授帮我所做的多方面的协调工作。各位辛苦了！
在出版世界儿童文学理论译丛的过程中，我真切感受到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事业的关心和扶持之情。社领导在人力和物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工作遇到困难时，给予悉心而及时的解决，使丛书的顺利出版有了根本保证。既专业又敬业的编辑团队为翻译文稿的质量提升，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贡献了诸多的智慧。在此，我怀着敬意一一表示感谢。
2021年2月25日
于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
朱自强
学者、翻译家、作家。国际格林奖得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学术领域为儿童文学、语文教育、儿童教育。出版《朱自强学术文集》（10卷）以及《儿童文学的本质》《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绘本为什么这么好》等学术著作十几种。翻译日本儿童文学名著二十种、绘本近百种。儿童文学创作曾获冰心儿童文学奖、泰山文艺奖、图画书时代奖等奖项。
凯丽·马兰（Kerry Mallan）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名誉教授。著有《儿童小说中的性别困境》（2009），《秘密，谎言和儿童小说》（2013），与克莱尔·布拉福德、约翰·斯蒂芬斯和罗宾·麦卡勒姆合著《当代儿童文学中的新世界秩序：乌托邦变革》（2008），与克莱尔·布拉福德合著《当代儿童文学 和电影理论》（2011）。
克莱尔·布莱德福德（Clare Bradford）
墨尔本迪肯大学教授,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著有《阅读种族：澳大利亚儿童文学的本土性》、《令人不安的故事：后殖民视角解读儿童文学》及《当代儿童文学中的世界新秩序：乌托邦式变革》等。2009年获得首个特鲁多国际联谊奖。
董国超
河北唐山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儿童文学。在国内各类报刊杂志公开发表论文数十篇，主编、参编、校点及翻译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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