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勒心理学讲义：生活的科学_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_9787111692140

这是有关精神分析领域和阿德勒心理疗法的一本重要书籍。在本书中阿德勒讨论了个体心理学的各种要素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探讨了关于自卑感与人格原型、童年、家庭、梦境、教育、人际关系、爱情与婚姻等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自卑感是人类一切努力和成就的基础，也是产生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通过深入分析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在人格原型形成过程中的机制，以期帮助人们能消除情结障碍，与自卑感共同成长和发展。阿德勒认为，只要我们能善于利用自卑感，就能培养健全的人格，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关于作者和作品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Adler）博士基于心理学方法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在心理方面的研究本质上聚焦于我们独立的人格，因此他的研究又被称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psychology）。个体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特定的、独特的人，而且其内容是从我们遇到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身上真正学到的东西。

个体心理学对现代心理学重要的贡献在于，它解释了心灵的各个侧面是如何聚集起来为个体服务的，以及人所有的能力和努力是如何指向同一个目的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接触到人的理想、困难、努力和挫折，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每个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动画面。在这种协调一致的想法中，我们可以获得某种结果，尽管它只是一个初步的结果。但在此之前，还从未有过如此严谨而又适用的方法，可以跟踪这一多变、难以捉摸的现实人类心灵的变化。

尽管阿德勒认为科学乃至智力本身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我们还是会发现他被其过往和同时代的同行们掩盖了的独特贡献。因此，研究阿德勒与精神分析运动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启发精神分析运动的哲学思潮。

整体而言，现代心理学普遍认为无意识（unconscious）是一种重要的记忆生物记忆。但是，弗洛伊德作为个研究歇斯底里症的专家，认为关于性生活的成功或失败的记忆是排在首位的，也是几乎重要的。荣格（Jung）作为一位极有天赋的精神科医生，试图通过揭示超个体（super-individual）或种族记忆（racial.memories）来拓宽这一狭隘的观点。他认为，超个体或种族记忆不仅具有与性的记忆同等的能量，而且它们对生命的价值更高。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阿德勒把无意识的概念与生物学的现实更加牢固地结合起来。基于初的精神分析受训背景，他用了很多分析记忆的技术，使凝合的情绪状态变得更加清晰和客观。但他也指出，每个人的记忆图式（scheme.of.memory）都是不同的。个体并不是围绕着同样的核心动机（例如性）而形成无意识记忆的。在每一个个体中，我们都会发现，个体用一种个性化的方式从所有可能的经验中选择其独特的经验。这种选择方式的原则是什么？阿德勒的回答是，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跟需要（need）有关的个体意识，是一种需要得到补偿的特定自卑。似乎每个心灵对整个身体的现状都是有意识的，而且不眠不休地坚持专注于弥补它的缺陷。

因此，小人物的一生可以被解释为以某种方式获得直接成功的努力过程，一位听力障碍者的一生可以被解释为补偿丧失的听觉的努力过程。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一个有缺陷的系统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指导思想，而在人类生活中，我们不得不与想象中的自卑与幻想搏斗，但即便是这样，原则都是一样的。

性生活因为不能控制所有活动，而主要受到情绪的支配，这些情绪又是由个人的重要经历塑造的，因而它完全吻合那些重要的努力框架。因此，一个弗洛伊德式的分析虽然真实描述了一个特定生命历程的性发展结果，但它只是这一意义上的真实诊断。

如今，心理学次扎根于生物学。心灵的倾向性以及思维的发展，似乎一开始就被弥补生物的缺陷或自卑的努力控制了。一切特殊的事物，或有机生命体都是这样产生的。这一原则是人和动物共通的，也许对植物也一样适用。物种的特殊禀赋被认为是经历了与环境有关的缺陷和不足，并通过行动、生长和构造成功地弥补了这些缺陷和不足而发展出来的。

补偿作为一种生物学原理并没有什么新的含义，因为人们早就知道，身体的某些部分为了补偿其他部分所受的伤害会过度发育。例如：一个肾脏停止工作了，另一个肾脏就会出现特异发展，直到它承担了两个肾脏的工作；如果出现了心脏漏跳，那么整个心脏都会变大，以弥补工作效率；而当神经组织遭到破坏时，邻近的另一种组织就会努力承担起神经功能。众所周知，整个生命体为了满足某种特殊工作或努力的需要而进行的补偿性发展是过度的。但是，阿德勒博士首先将这一原理作为基本概念从身体转移到了心理上，并证明了它在心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阿德勒不仅向医生，而且向普通大众，尤其是教师推荐个体心理学的学习。心理学文化已然变成一种普遍需要，即使在大众反对的情况下也要坚决提倡。大众反对是因为现代心理学对患有精神疾病或承受精神痛苦的个案有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关注。的确，精神分析的文献揭示了现代社会核心和普遍的人性的邪恶。但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反思我们的错误，而是要从中学到东西。我们一直在努力生活，仿佛人的心灵不是一种现实，仿佛我们可以无视心灵的真相而建立一种文明的生活。阿德勒并不建议人们系统学习精神病理学，而是提倡对社会和文化进行切合实际的改革，使之与积极心理学和科学心理学相一致。他在这方面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但如果我们太害怕真相，这一倡议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人生目标的清晰认识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我们没有对所犯的错误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就无法获得这种认识。我们也许不想了解丑陋的事实，但我们对生活的认识越真实，就越能清晰地认识到使生活受挫的那些真正的错误，就像当光线汇聚到一起时，阴影将变得更加清晰一样。

对人类生活有益的积极心理学，并不能从心理现象中推导出来，更不能从病理表现中推导出来。它还需要一些规定性的原则，而阿德勒并没有回避这种需要。他认识到，这些原则仿佛具有的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它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的逻辑。

为了了解这种原则，我们就要继续评估与之相关的个体的心理。一个人的内心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在三种生活态度中是可以区分的，这三种态度是他对社会、工作和爱的一般反应。

从他们对整个社会对任意他人和对所有人的感情中，男男女女可以知道他们拥有多少社交的勇气。自卑感总是表现为社交中的一种恐惧感或不确定感，无论其外在表现是胆怯的还是蔑视的，是缄默的还是过度焦虑的。不管是与生俱来的怀疑或敌意，还是未知的谨慎或掩饰的欲望，当这些情感在社会关系中影响到个人时，人们通常都表现出同样的逃避现实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抑制了人们的自我肯定。一种理想的或者正常的对社会的态度是假设人类是平等的，而且这种假设并不是牵强附会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任何地位上的不平等都不会改变这种假设。社交的勇气取决于这种作为人类大家庭成员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也来自个人生活的和谐。一个人可以通过他对邻居、家乡、国家和其他民族的感情，甚至通过他在报纸上读到所有这些东西时的反应，推断自己的心灵以自身作为根基时有多么安全。

一个人的工作态度跟他在社会中的自我安全感密切相关。一个在职业生涯中获得了物质和特权的男人，也必须符合社会需求的发展逻辑。如果他对弱势的感受或对社会差异的反应太过强烈的话，他就无法相信自己的价值会被认可,他甚至不会为获得这种认可而工作；相反，他会为安全感活着，只为金钱或利益工作，而抑制自己通过提供可靠的服务带来的价值感。他将永远害怕提供或要求得到好的东西，因为害怕它们可能会无法实现。或者他可能总是发现自己在经济方面停滞不前，尽管这种生活是他自己喜欢的，但他没有考虑所做的事是否有用或能否赢利。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不仅这个社会没有得到好的服务，他个人也会感到非常不满意，因为他没有获得真正的社会意义感。现代社会充满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不成功的人，他们处于与自己职业发展的公开冲突中。他们没有职业信仰，还把社会状况和经济形势归咎于公平问题，但事实上，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勇气为自己争取好的经济利益。他们要么害怕主张自己有权获得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要么对于向社会提供那些社会确实需要他们提供的服务感到不屑。所以，他们获取回报的时候常常表现出一种个人主义的，甚至毫不光明磊落的精神和态度。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社会组织中有很多错误，那些下定决心要提供真正的社会服务的人，除了存在判断错误的可能性之外，还常常要面临强烈的反对。但是，那种竭尽全力的奋斗感正是个人所需要的，也是社会可以受益的。如果一个职业无法提供战胜困难的体验，而仅仅是与困难妥协，那么人们是不可能热爱它的。

第三种生活态度，即对爱的态度，决定了性爱生活的过程。如果前两种对社会和对工作的生活态度都得到了恰当的调整，那么后一种态度就会自己出现。但如果前两种态度是扭曲的和错误的，那么后一种态度就不能脱离它们而自我革新。虽然我们可以思考如何改善社会关系和职业生涯，但集中思考个人的性问题几乎肯定会使问题变得更糟。因为性往往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一个在普通的社会生活或职业生涯中受挫的心灵，在性生活中的表现就像是在试图获得它在其他方面没有得到表达的那种补偿。这实际上是我们理解所有性行为的好方式，无论它们是否会使个体被孤立、使性伴侣被贬低或使本能以任何方式被扭曲。个人的友谊也是整个爱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友谊并非是性吸引的升华形式，它们的关系恰恰相反。性是一种代表反抗的心理因素，性冲动是为了让友谊更加亲密，而同性恋则通常是爱无能的结果。

正如许多优秀的诗人证实的那样，我们赋予感觉的意义和价值也与性爱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对大自然的感觉，对海洋和陆地之美的反应，对形状、声音和颜色的重视，以及我们面对暴风雨和黑暗的自信，都与我们作为爱人的完整性有关。因此，有美感的生活，以及它对艺术和文化的所有意义，都是人们从社交的勇气和实用性的智慧中获得的。

我们不应该把共同的感觉看作很难产生的东西。它就像利己主义一样，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而且作为一种生活原则，它拥有优先权。我们不必去创造感觉，而只需去释放压抑它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所实践的节约生命能量的原则。如果公共汽车司机、铁路工人和送奶工在没有非常本能的同感的情况下也能像现在这样提供服务，那么他们一定会被怀疑具有高度的神经质。坦率地说，压抑感觉的是人类心灵的巨大虚荣心，而且，这种虚荣心是如此微妙，以至于在阿德勒之前没有一个专业的心理学家能够证明它，尽管一些艺术家已经猜到它无处不在。很多小记者或商店售货员都有野心，很多伟大人物的野心就更不用说了，但这些野心足以导致一个大天使的堕落。每一种使人与生活的接触变得痛苦的自卑感，都用一种神一般的假设激发出了很大的幻想，直到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幻想变得如此膨胀，以至于都不能通过在这个世界上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平息它，而是要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并让自己成为这个新世界的神。这种对人性深处的揭示已经得到了证实，而且这种证实不是来自那些有实际抱负的案例的研究，而是像拿破仑那样的案例，它们是从消极抵抗、拖延和装病的案例研究中得来的。因为这些案例清楚地表明了一个无法主宰现实世界的人感受到的痛苦，而且无论对自己有多么不利，他们都拒绝与世界合作。他们这么做，一部分是为了在一个更狭窄的领域内称霸，另一部分则是出于一种非理性的感觉，即如果没有他的神一般的帮助，真实的世界总有一天会崩溃，并缩小到和他感知的世界一样大一。

那么问题就来了，当我们知道人类心灵中有这种过度的虚荣心，而且我们也不敢仅仅因为假设自己是神奇的例外而增加这种虚荣心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阿德勒的回答是，我们应该对我们所有的经历保持一种特定的态度，即一半一半（half-and-half）的态度。我们对正常行为的理念应该是，允许世界、社会或我们所面对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自己是平等的。我们不应该去贬低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环境。但是，假设每个人都有一半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同等地肯定我们自己和他人。这种态度不仅适用于与其他心灵的相处，也适用于我们对雨天、假期或我们负担不起的舒适感的反应，甚至适用于我们对刚刚错过的公共汽车的反应。

正确理解的话，这既不是对困难的理想化，也不是令人不舒服的谦卑感。这实际上是一种精彩的价值假设，即宣称与其他生物拥有同等的真实性和全能感，不管我们会遇到怎样特殊的情况。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拥有的真实性和全能感少于其他人所拥有的，那就是一种虚假的谦卑感，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接触所产生的结果，实际上有一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方式。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应该肯定自己在每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职业发展来说，这往往是一个特别难的忠告。因为在事业方面，人们要面对更多赤裸裸的现实，这些现实往往比社会生活中通常允许出现的多很多，而且，我们几乎不可能使一个人的目标与这个无序世界的状况完全一致。如果一致的话，事实上就意味着承认这个世界的真实状况（即它原本的样子）才是这个人真正的问题所在，也是适合这个人的行动范围。劳动分工本身是合乎逻辑的，也是有用的，但它使得狂妄自大的人犯了不平等、不一致和不公正的错误，从而使我们生活在一种经济很难维系的混乱中。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下，秀的人也往往很难持续地反思自己，让自己既承认现实，又努力改变现实。通过一些内在的借口，他们要么默认这种混乱，要么致力于表面的补救，却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有时，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生活不可避免地会被一些本质上肮脏的东西污染，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态度会使他们变得自负、傲慢，而且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态度是不道德的。很少有人想到，正确的方法是使处于同种职业困境中的人结成联盟，赋予他们应有的尊严，把这种联盟作为一种社会服务并加以改进。这是能让个人真正与其经济能力相匹配的方式。那些对工作中普遍存在的情况抱怨多的人，很多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把工作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项功能加以重新组织，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抨击破坏工作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我们是从个体心理学中推导出这一点的，作为一项至高无上的命令,每个人的责任是努力工作，以使自己的职业（不管是什么职业）融入一个组织，融入一段友谊，或者融入一个有着强大合作精神的社会团体。如果一个人不想这么做，那么他的心理状态可能是不稳定的。的确，现在在很多行业，完成这样的任务都是非常困难的。更为根本的是，所有的努力应当趋向于某种整合之中。因为一个人的工作永远无法解放他的精神力量，除非他非常努力，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努力可以表现出他的整个生命能量，而且，他不仅要把职业生涯看成一个行政单位，从中他可以有自己的独立行动，而且要把职业生涯看成一个立法单位，他在其中可以对自己的方向有一些主导权。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活中，一半的价值在于承认现实，还有一半的价值在于同现实做斗争，而实现这种斗争的现实的方法必然是与人合作。

个体心理学的教学原则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实际工作，这些原则就是无用的。上文提到，个人在职业生涯中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他的整个社会功能。一个人的社会功能包括他对国家和人类活动的积极参与，也包括对家庭活动的积极参与。有一种议会是不休假的，它的决议所有成员都要遵从。你会在学校、市场、海洋和陆地上的每一个地方遇见它，因为它是人类的议会（the parliament.of.man），其中交换的每一个词语或眼神，不管是礼貌的还是相互指责的，不管是智慧的还是愚蠢的，在人类事务中都有一定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有兴趣让这个广泛的大会更加团结，讨论更加容易理解，因为除了通过它的反馈，我们谁也无法获得真正的人类存在感。当这种大会和平举行时，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质量都将得到提高，健康和财富都会有所增加，艺术和教育都会蓬勃发展；但如果这种交谈是有所保留的和可疑的，我们将会面临工作上的失败，人类将会挨饿，孩子将会失去活力。在激烈的纷争中，我们数以百万计地死去。它的一切法令，不管是影响我们的生死还是成长或衰败，都植根于我们在生命的每段关系中对男人、女人和儿童的个人态度。

当我们客观地面对所有心灵关系和相互责任时，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神经症患者内在的混乱呢？这种混乱往往是由简单地缩小兴趣范围，或者过度集中于某些个人兴趣带来的。神经症是这样一种原因造成的即认为其他人的生命和目标都不如自己的重要，因此失去了对任何其他生命的兴趣。矛盾的是，一个神经症患者常常有一个拯救自己和他人的宏大计划。他足够聪明，可以用夸大的幻想和慈悲的行为来弥补他在人类集会中真正感受到的孤独感和无力感。他可能想要改革教育、消灭战争、建立兄弟情谊，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甚至计划加入有这些目标的社会组织。当然，他在这类目标中都失败了，因为他与他人甚至整个生活的接触都是不现实的。就好像他在生活之外采取了一种立场，并试图用某种无法解释的魔法来指导生活。

特别是伴随理智主义的现代城市生活，为神经症患者提供了无限空间，让他用想象中的救世主补偿自己实际上的不合群，结果却造成满是救世主却互不搭理的一群人的解体。

当然，我们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并不是说个人应该放弃救世主的信念，事实上，对整个种族的未来负有一份责任的人是他自己。只是他有必要合理地看待自己拯救社会的力量，并从他自己的立场正确地看待以下事实：他需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涯给予应有的重视，把它们看作一个人具有的普通意义，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果一个人的人际关系或职业生涯是混乱的或错误的，那么原因就是他没有在日常经验中把它们视作具有普通意义的事物。毫无疑问，我们有时认为它们是重要的，但仅仅在个人感受层面上如此。

现代心灵的这种缩小兴趣范围的倾向，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想上，都是很难抑制的，因为它被一种统觉图式（scheme of apperception）强化了。出于这个原因，除了极少数情况外，个人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他需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与他人对话。把周围环境和日常活动看作生活的意义的想法，会使一个人立即与他自己的内部阻抗和外部困难发生冲突。他通常不能马上理解这种冲突，其他人也不能准确估计，除非他们在做同一个实验。因此，个体心理学的实践要求学生们相互监督，每个人都要作为一个整体被其他人评价。这种做法很难被提倡，因为它打击了虚假的个人主义的根源。这种根源也是所有神经症的基础。然而，它是否会成功取决于整个精神分析的未来，这种未来是通过精神分析在诊所和咨询室之外对生活产生普遍的影响所带来的。

在维也纳，一些团体工作已经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成效。它在教师和医生之间建立的合作机制彻底改变了某些学校的工作，建立了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平等，治好了很多有犯罪倾向的、迟钝的和懒惰的孩子。减少竞争和培养勇气可以同时释放学生和教师的能量。这些变化已经影响到了周围人的家庭生活，并立刻引发了一个疑问，即如何从心理上理解孩子。教育虽然肯定是个领域，但不应该是这些团体活动进入的领域。尤其是商业圈和政治圈，经历着现代生活严重的困局，因此需要通过对人性的了解来激发活力，而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如何认识人性。

正是因为这项为日常生活释放新能量的工作，以及它的变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创立了国际个体心理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dividual Psychology）。这项工作传播的人类行为文化，可能会被误认为是陈腐的道德，但它的实际结果和背后的科学方法却已经开始出现了。阿德勒对个体问题社会本质的现实把握，以及他对健康和行为和谐统一的坚定不移的论证，比任何人都更像伟大的中国思想家。如果西方世界没有过度利用他的成果，他很可能会被称为西方的孔子。

菲力浦·梅雷（Phillipe Mai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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