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战略
刘世锦
进入2021年，中国经济初步从新冠疫情的困扰中摆脱，经济增长速度接近潜在增长水平。过去的一年，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中国是实现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而这一成绩是在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冲击、五十年差的中美关系困局背景下取得的。政府的决策和执行力、动员能力，人民群众的团结、大局观、守纪律，都至为紧要。同样不能忽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造就的市场经济行动能力和物质基础。可以举两个例子。2020年疫情初来之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学者都预计外贸出口将会受到极大冲击。但实际情况是，2020年的进出口增速达到19%，其中出口增速达到4%，外贸占世界的份额再创历史新高。面对疫情冲击引起的需求缺口，中国企业表现出非凡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增长韧性。中国企业的出口增长，很大部分是由于其他国家供给能力跟不上补缺形成的。另一个例子是疫情焦灼之际，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分享到电商平台提供的及时而丰富的产品，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下降。而电商平台的背后是先进的数字技术、支付信用体系和遍布城乡的物流体系。不难想象，如果放在改革开放前，仅靠几家国营商店，遇到如此大的疫情冲击，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无疑，疫情是一场压力测试，它使人们看到了正常时期看不到的中国市场体系和技术体系的深层力量。
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系列研究成果原定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议题，由于情况变化，转为讨论战疫增长模式。在考虑2021年的主题时，我们决定延续去年定下的议题，因为找不到放弃这个议题的理由。事实上，经过2020年的战疫增长，研究这个议题的必要性、迫切性增加了。
较宏观政策更重要的是结构性潜能
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随着经济逐步回归常态，这样的政策何时以及如何退出，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决策层的方针是不急转弯，但还是要转好弯。不急转弯，是因为中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比如2020年全年经济已经实现了正增长，但居民消费依然是负增长，尤其是服务消费在年底时仍有较大增长缺口；内防反弹、外防输入仍会使经济完全恢复打折扣，全球范围内能否和何时才能控制住疫情，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而要转好弯，是因为原本偏高的宏观杠杆率经过几年努力后基本稳住，但近期又上升了二十多个百分点；楼市、股市也有泡沫重现之势，机构债务违约频现。应该说，这个时期的宏观政策总体上是克制的，度把握得比较得当，没有搞大水漫灌，也基本满足了救助和恢复经济的需要。基于此，在经济回归常态较为确定后，宏观政策回归常态的转弯难度相对较小。
需要讨论并澄清、事实上存在很大分歧的一个问题是，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主要起短期平衡和稳定作用，当经济受到某种外力冲击出现大的波动时，宏观政策的作用尤为重要，2020年的非常规宽松政策就属于此类。但与发达经济体的低速增长相比，中国过去长时期的高速增长、现阶段和以后相当长时间的中速增长，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这里所说的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化等方面具有的增长潜能。通俗地说，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中国正在做或有可能、有条件做的事情带动的增长动能。如果一定要排个顺序的话，结构性潜能是位的，宏观政策是第二或第三位的。客观地说，这样的排序未必合理，因为结构性潜能和宏观政策的作用各有不同，不能相互替代，但缺少了结构性潜能，宏观政策再高明，比发达经济体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种值得关注的倾向是，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寄托于宽松的宏观政策，甚至不惜拿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药方到中国做试验。这里且不论现代货币理论能否站得住脚，在中国尚有可能实现中速增长的情况下，把这套理论搬过来，是用错了地方，因为中国还远没有到主要靠宏观刺激政策维持增长的地步。这正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区别所在，中国还有结构性潜能可用，还有更重要的动能摆在宏观政策之前；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潜能基本上用完了，不得不主要依靠宏观刺激政策。如果说发达经济体是熟透了的苹果，中国这个苹果当下还只是熟了一半。中国应当避免把主要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宏观刺激政策而忽略结构性潜能，因为此类本末倒置的政策组合将会贻误战略机遇期。
结构性潜能本身也有一个识别和发掘的问题，这正是我们将其称为潜能而非现实动能的原因。从潜能到动能之路并不平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结构性潜能主要是房地产、基建、出口等，在这些潜能逐步减弱或消退后，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就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1 3 2结构性潜能框架。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中国下一步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由于在这个范围具有更高的空间集聚效应，在十四五和更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百分之七八十的增长动能都可能分布在这个范围内。
3指实体经济方面，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新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能源、物流、通信、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补上这个短板将有利于全社会降成本。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今后10~15年时间，中等收入群体应力争实现规模倍增，由4亿人增加到8亿~9亿人，补这个短板将有利于扩大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同时扩大人力资本。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是我们内循环中的卡脖子环节，补上这个短板才能有效应对外部卡脖子问题，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牢基础。
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这是中国具备一定优势的新增长潜能。简单地说，1 3 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如何发掘1 3 2结构性潜能是一篇大文章，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本导言将以此为背景，聚焦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讨论相关的理论和政策议题。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难处何在
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是一个学术性较强的问题，学界已有不少深度研究成果。流行的界定方法有标准和相对标准。所谓标准是指采用收入或支出等客观指标界定中等收入群体。例如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Milanovic）和伊扎基（Yitzhaki）在对2002年世界各国收入不平等情况进行分析时，以巴西和意大利的年均收入为标准，将其分别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的下限和上限，同时又按世界银行估算的2000年购买力平价进行转换，得出每天人均收入10~50美元区间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卡拉斯（Kharas）以每天人均消费10~100美元作为标准界定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群体，并对中产阶层结构进行分析。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5年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研究中表示，其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人均收入应在10~20美元的区间。国家统计局也提出了一个标准，即把家庭年收入在10万~50万之间的群体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并按该标准测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占总人口的28%，这就是目前我们常提到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4亿人的来源。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不同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有比较大的差别，依据不同标准估算出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也不一致。
与之相对应，相对标准则是以中位数收入为中心，通过设定上下浮动的比例，对中等收入群体边界的上下限进行界定。例如，格拉姆等人（Graham et al）选取人均收入中位数的125%和75%作为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普里斯曼（Pressman）则采用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国内对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的研究也有采用相对标准的。例如，李培林等人以收入分位值为标准，把城镇居民收入的第95百分位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上限，下限则为城镇居民收入的第25百分位。按照这一标准，我国城镇中等收入群体在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3年的占比分别为27%、28%、24%和25%。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以标准测量中等收入群体，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国家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按照这样的标准，发达国家的居民可能80%甚至90%以上都是中等收入群体。所以，在国际比较中，学术界更倾向于使用相对标准。通常的做法是，把全国居民收入中位数的75%~200%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但这种相对标准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受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大。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收入差距不能够缩小，尽管其居民收入在普遍不断提高，但其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例却可能不仅不扩大，反而会缩小。从我国情况看，如果将居民收入中位数的75%~200%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那么，近10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则一直维持在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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