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青春小说体现重要的社会题材似乎并非出于自觉，青春，究竟在多大意义上，承载着社会的功能，往往不是当时当刻能够看清的。可毕竟我们有过《少年维特之烦恼》，有过《大卫·科波菲尔》，有过《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们年少青春承载着的时代和社会，足以以世纪为考量。
德国当代女作家安格莉卡·克吕森朵夫的《姑娘》，同样让我们掩卷沉思青春小说之于时代的意义。这本不长的小说，因为这个姑娘命运中的纠结太多、太重，拽着社会，牵着内心，令这白驹过隙的青春期漫长煎熬。
2011年，《姑娘》出版后，赢得了很高的评价：这是一本关于民主德国时期年轻人的社会小说同样也是给今天的(赫尔穆特·波迪格，《南德报》)；德国《时代周报》称之为德国感人的青春期小说。被看作其续篇的长篇小说《四月》（2014）出版后，获得当年多项文学奖。
一
小说的力量来自于人物。作家安格莉卡·克吕森朵夫讲述的这个姑娘的故事，发生于姑娘十二岁到十七岁的生日之间，正值青春期。青春期是什么？是丑小鸭变天鹅的过程，也是沧海变桑田的过程。这个过程悄然而至，因为恶作剧，因为行为的古怪，性格的分裂，还因为梦想和爱的萌发。理解青春期的内力冲撞，让我们对那些不可理喻的行为有了基本的宽容。花季少女，含苞待放的季节，而她的命运却和花毫不沾边，至多令人想起草或干树枝的命运。可她能活着，也许正是因她不是花，她的存在，正是因她只是一根草，或一根树枝，扭扭曲曲活下来了，藤一般坚韧。
姑娘被叫作骨架子、排骨、饿死鬼，我们能想见她的骨瘦如柴。她和妈妈、同母异父的弟弟生活在一起。单亲家庭与母亲不幸际遇的压力都在这个姑娘的身上发生着作用，尤其在这个特殊的阶段，青春伊始，乳臭未干，注定了这个生命体特殊生长期的丰富与矛盾。叙述的场景从姑娘十二岁的某一刻开始：
她穿上妈妈的内衣，领着弟弟在被妈妈关禁闭的房间窗口舞蹈，以引起远处午休的工人的叫声……；她是个喜欢读书的姑娘，无聊的时候，就会读书，饿的时候，她读她爱的童话，那童话里写了聪明的格雷特烤鸡的故事。她挚爱她的弟弟，她代替妈妈履行母亲的职责，为这个非期待中出生的私生子弟弟喂奶、换尿布，日夜守护。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母亲。这样的劳作，被迫是苦难，而怀着爱，便是幸福和享受。为了见弟弟，她不惜违反校规，一夜疾走，到几十公里外的幼儿园偷偷地去看弟弟。而结果，她被警察当成违法者带走，被校长当作说谎者出卖，在拘留所和几个问题姑娘过了跨年夜。上学的路上，她顺手捡起石头玩，走几步，一定回头放到原处，她想石头是有家的，带得太远，它找不到家的。家境虽不堪，她对家的依恋无改。
读到这些，人的灵魂无法不被触动。这个姑娘天性里有着强大的童真和母性。这不正是人类赖以生存初也是后的臂弯吗？我们还要到哪里存放我们的良知和温柔？但是，且慢，对她的柔弱、善良、艰苦、辛酸……先别说出你的爱惜或怜悯：
月夜，对梦游的弟弟，她设计骗局，引他把干净的衣服放进尿盆，幸灾乐祸地旁观妈妈惩罚弟弟；对妈妈挨爸爸的打，她自己都吃惊竟没有同情。对路边素不相识的盲老人，她谎话连篇；圣诞节给大家准备了礼物，可礼物是偷来的。回应医院认识的传教姑娘的信任的，是拿了她的钥匙进她的房间偷她的东西，而对偷超市的东西，她更无廉耻之心；为了混一张假条，让同伴把自己的手用铁条打断。而此前描述牛的惨死，她都全身颤抖。
她的青春爱恋朦胧萌发于学校的一个男孩，而和同屋的姑娘们讨教练习亲吻之后，她编出一个假想的男孩，当一个实实在在的男孩的吻出现时，她因自己骨瘦如柴的自卑，抗拒着身体更近的接触，男孩终于离他远去，她寝食难安，表现出恋爱的症状，同伴告诉她看到这个曾经的男友和别人在一起时，她怒火中烧，几乎把她打死，爆发出失恋的愤怒。她花季的爱情如期萌发，却弯曲生长，花未开蒂就落了，枝初发就折了。
想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评说她吗？让人心痛不已的，是她；令人咬牙切齿的，是她；让人惋惜哀叹的，是她；让你厌恶不屑的，还是她；让你深掬一把同情泪的，是她，可要处处提防的，也是她。小说通篇没有写她的容颜，除了瘦弱，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她却集万千爱恨于一身。
暂且不去评判她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作者白描的这个人物就是这样的个体。一个小人物的矛盾是一个大社会的聚光，德国有人评论小说反映着压迫在底层的青少年的勇气和不屈的生活意志，这显然只说对了很小的一部分，求生存的欲望不足以显示她所做的一切，她所具有的强烈的个性，站在我们面前，批评家们可以看到其魅力，一个合情合理的矛盾体，这种矛盾是现代小说乐意为之的，人性的矛盾和张力来自于人本身的青春躁动，也来自于她/他所处的环境，母亲、家、学校、社会关系，如警察、教养院、甚至周围的伙伴。而这矛盾昭然之时，故事的读法已开始分裂为情感的冲击与理性的沉重，卡夫卡们用绝妙的变形所揭示的现代文明变态，在一个姑娘的日常故事里我们也读到了。
妈妈曾经也是姑娘？对母亲的情感，也许是她复杂人性中集中的矛盾，她惧怕母亲，在家如履薄冰，怕她瞬间暴怒，同时洞悉母亲的软肋，狡黠地应付着，并没有像弟弟那样完全地被母亲控制，委屈诚实地讨好母亲，她一直守护着自己的角落，让母亲把自己逼迫进这个角落，以赢得道德的制高点与内心的胜利，而看到母亲更被动更惨痛的状况，她有痛，有害怕，有些许同情，还有幸灾乐祸，她的梦想就是脱离她，却绝不主动反叛，……她的目标，只能在妈妈终于爆发的时候才能实现：滚出我的房子，别让我再看到你时才得以实现，这正是留给读者隐隐的痛。离开家后，对妈妈的想念表现得就更有深刻的悲剧意味。妈妈的形象，是一个过去了的姑娘，已经摆脱了姑娘的矛盾，却没有摆脱被压迫的命运。妈妈是个施压者，姑娘的压抑，除却青春期的情感，几乎百分之百来自于母亲，而母亲又是个实实在在的被压迫者，被丈夫抛弃，男人一个个离她而去，怀了不愿要的胎儿，失去后痛心疾首，身心饱受摧残，看到妈妈如今的样子，她怎么也不能想象妈妈也曾经是个姑娘。曾经的姑娘的命运是否暗示着这个姑娘的未来？
弟弟是这个环境中另一个少儿形象，这个典型环境的另类诠释，没有母亲温柔的对待，却承受母亲和姐姐的捉弄，同时又害怕失去母亲。他没有像姐姐那样跑出这个压迫着他的家，这份压力挤进了他的体内，他抽动嘴角、挤眼睛、哮喘、半天张着嘴说不出话……
安格莉卡·克吕森朵夫，德国作家。1958年生于下萨克森州阿伦斯堡，1961年至1985年生活在莱比锡。现居柏林。作品有长篇小说《所有人都这样生活》,短篇小说集《业余爱好者》等。
译者 叶澜，毕业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在中德两国大学从事跨文化研究与汉语教学。译有大卫·瓦格纳的《生命》《四个苹果》、尤迪特·夏兰斯基的《长颈鹿的脖子》及福尔克·布劳恩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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