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是我好的诗。雪莱
《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长诗代表作，由民国诗人、翻译家邵洵美翻译。
本书内容取材于希腊神话和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品。讲述了普罗密修斯协助朱比特争得天帝的宝座，可是朱比特即位以后竟要毁灭人类，普罗密修斯维护着人类同朱比特对抗，为人类盗取智慧之火，并传授给他们一切的手艺与技术。朱比特用恶毒的手段来报复，把普罗密修斯绑在高加索山上，白天有秃鹰啄食他的脏腑，到了夜晚那些脏腑又生长出来，痛苦无穷无尽……
作为一个热情奔放的自由歌颂者，在《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中，雪莱以极高的创造性显示了他的革新精神和对正义的歌颂。
1.雪莱的长诗是其诗歌创作的高峰，而这其中为著名的乃是《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诗人邵洵美的精彩翻译为这首杰作锦上添花。
2.本书所选译本为民国诗人、翻译家邵洵美所译，自问世至今，是经历了时间和几代读者检验的译本。
3.保留了长诗中涉及名词的既有译法，可以更好地结合译者具有时代特色的行文方式和语言习惯，更易于理解长诗内容。
4.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该译本极具再版价值，在2000年以来的多种读者期待再版书单中，本书均榜上有名。
5.本书由著名摄影师和知名设计团队操刀设计。文字重新编订，设计精美，开本适中，纸张精良。
原序
希腊的悲剧作家，当他们采取他们的民族历史或神话作为题材的时候，处理的方法是相当自由的。他们绝不认为自己必须遵从一般的见解，或是认为题目既和他们的敌手和前辈一样，情节亦非完全相同不可。有了这种惯例，因此首先采用某一个题材来写作的人，便不可能再叫他的竞争者去主张优先权了。譬如说，根据阿伽门农的故事所编写的剧本，雅典的舞台上不知演出过多少部，每部情节就各有差异。
我也大胆来运用同样的权利。埃斯库罗斯在他的《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2] 里，假定朱比特和他的囚犯后言归于好，因为后者对他透露了一个秘密，否则他要是和忒堤斯结了婚，他的王国便有危险；忒堤斯于是被配给珀琉斯做妻子；接着赫剌克勒斯奉了朱比特的命令，把普罗密修斯从羁囚中释出来。我如果照样编写，至多不过复活了埃斯库罗斯那部失传的剧本；这种狂妄的企图，我即使有兴趣来尝试，可是一想到古人的英才，那样登峰造极，也就吓得不敢动手了。说实话，我根本反对那种软弱无力的结局，叫一位人类的捍卫者同那个人类的压迫者去和解。普罗密修斯忍受了那许多痛苦，说过了那许多激烈的言辞，如果我们认为他竟然会自食其言，向他那耀武扬威、作恶造孽的仇人低头，那么，这部寓言的道德意义可能完全丧失。文学作品中，和普罗密修斯有些相像的角色要
算撒旦。在我看来，普罗密修斯比撒旦更有诗意。因为他非但勇敢、压严、对于的威力做着坚忍的抵抗，而且毫无虚荣、妒忌、怨恨，也不想争权夺利；那位《失乐园》的主角却自私心很重。撒旦这个角色时常叫人心里发生一种荒谬的感想，把他所犯的错误和他所受的委屈放在一起来衡量，又时常会因为他受的委屈太多反而原谅了他的错误。还有一种用宗教眼光来考虑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的，感想更其荒谬。可是普罗密修斯却始终是道德和智慧的十全十美的典型，动机既纯正，目的又伟大。
我这首诗大部分是在万山丛中卡拉卡拉古浴场[3] 残留的遗址上写作的。广大的平台，高巍的穹门，迷魂阵一般的曲径小道，到处是鲜艳的花草和馥郁的树木。罗马城明朗的青天，温和的气候，满空中活跃的春意，还有那种令人心迷神醉的新生命的力量：这些都是鼓动我撰著这部诗剧的灵感。
我所创造的形象，有许多都是从人类心灵的活动，或是它们表现在外面的行为中间吸取来的。这在近代诗中并不多见，虽然在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里可以找到许多例子。但
丁的作品里例子更多，而且成绩也更好。希腊的诗人对于一个作家所能引起他当代人共鸣的技巧是无所不知的，他们惯常运用这种力量；读者不妨设想，我也就是研究了他们的作品（别人当然也不会承认我有更大的能力），才领会到这种特殊的方法。
我还得坦白地说明，我对于现代作品的研究，也可能使我自己的作品受到它们的熏染。许多比我的诗更为大家所爱读，也更值得为大家所爱读的诗，都曾经在这一点上受到过批评。我们和这许多前辈作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诵读着这许多有非常才力者的作品，如果要肯定说我们自己的文章和语调不受到一些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们的天才所赖以表现的形式（不是天才本身），一小半靠了他们本人性灵独到之处，一大半却是受着当时周围人物的道德和思想情况的影响。因此有许多作家，他们虽然取得了他们所要模仿的作家的形式，但是依旧缺少那些作家的天才；要知道，前者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赐予，而后者则是无法授受的心灵的光华。
英国近代文学所独有的那种塑造深刻而强烈的形象的特殊风格，作为整个潮流而言，并不是模仿某一个特殊作家的产品。才力在每一个时代里面，本质上是不变的；而推动它的环境情况却不停地在转移。假使把英国分成四十个共和国，每一个的面积人口都和雅典一样，一切机构也不必比雅典更完美，我们应该相信，它们各自都会产生些跟世界上许多无可媲美的人物同等的哲学家和诗人（如果我们不把莎士比亚也算在里面的话）。我们文学的黄金时代产生了这许多伟大作家，我们应当去感谢群众心灵的觉醒，它把基督教的古老和严酷的形式捣成泥土。我们应当感谢这同一种精神的进步和发展，使我们产生了弥尔敦：这位神圣的弥尔敦，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是一个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他对一切的道德和宗教问题做了勇敢的探讨。我们这时代的伟大作家，我们有理由去相信，都是我们社会某种意想不到的变迁，以及巩固这种社会变迁的群众思想的推动者和前驱。心灵的云雾里已经在发射集体的光华，一切机构和群众思想现在已经在恢复平衡，或者将要恢复平衡。
讲到模仿，诗是一种模仿性的艺术。它创造，但是它在组合和再现中来创造。诗作的美和新，并不是因为它所赖以制成的素材事先在人类的心灵或大自然中从不存在，而是因为它把集合来的材料所制成的整个的东西，同那些情感和思想的本身，以及它们目前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大诗人是大自然的杰作，另一位诗人非但应当研究，而且必须研究他。他不妨很聪明、很简单地确定：他的心灵，如果屏除了当代大作家美丽的作品的感应，便不可能再是宇宙间一切美丽的现象的镜子了。除非是伟大的作家，不要梦想能办到；事实上，即使一位伟大的作家也会感到不自然，吃力不讨好。诗人是那种感化别人性格的内在力量和那种激发及支持这类力量的外界影响的共同产物；两者在他身上合为一体。因此，我们可以说，每个人的心灵都受到一切自然和艺术现象的感化；受到他所容纳进他的意识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意见的感化；这是一面反映一切形式的镜子，一切形式又在这面镜子里结合成一个形式。诗人和哲学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一样，在一种意义上是他们时代的创造者，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他们时代的创造物。卓越的人物也无法逃避这种支配。荷马和赫希俄德，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维吉尔和贺拉斯，但丁和彼特拉克，莎士比亚和佛莱却，屈莱顿和蒲伯，都有类似之处；每个人都有他和别人相像的地方，更有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假使这种类似之处是模仿的结果，那么，我愿意承认我也模仿过别人。
让我乘此机会再承认，我的确像一位苏格兰哲学家很奇特地指出来的那样，有着改良世界的欲望：可是他自己为什么要写作和出版他自己的书籍，他却并没有解释。我的确宁愿跟随柏拉图和培根爵士堕入地狱，不愿陪伴佩力和马尔萨斯上登天堂。但是千万不要误会我的诗作专是为了直接发挥改良的力量，或是以为我相信它们包含着什么有关人类生活的周密计划。教训式的诗是我所深恶痛绝的；凡是可以用散文来清楚说明的东西，写成了诗反而枯燥和烦琐。我一向的目的，不过是想使一般爱诗的读者们细致的头脑里，记住一些高尚美丽的理想；使他们明白，除非人类的心灵懂得了爱、敬慕、信任、希望、忍耐，否则无论什么为人之道的精辟理论，尽管它们理该结出幸福的果实，结果都会好像是被撒在交通大道上的种子，全让来往的行人在无意中踩成灰尘。如果有一天我居然能实现我的理想，便是说，我要写一本关于我认为是人类社会真正因素的有系统的历史，那么，请这帮专爱武断和迷信的人士不必妄想我竟会不把柏拉图而把埃斯库罗斯来做我的典范。
我无拘无束地说了这么一大套，对于一般爽直的人是用不到表示歉意的；对于一般不爽直的人，那么，他们即使故意曲解，与我却丝毫无碍，至多只能损伤他们自己的心思和头脑。一个人不论他有什么取乐人家和指导人家的本领，即使渺小到极点，他也依旧会设法来表现的：如果毫无成绩，他自己的失望尽足以作为他的惩罚；不必再用乱石子丢在他身上；石子堆得高了，那个照理要被人遗忘的坟墓，反而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英国浪漫主义诗人。1810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1822年在海上遇风暴溺死，死时不满三十岁。著有《麦布女王》《雪莱抒情诗选》《解放了普罗密修斯》《希腊》等。
邵洵美（1906-1968），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余姚。民国诗人、翻译家，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洵美文存》，并译有《麦布女王》《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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