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文学评论集：城市文学的兴起与实践_ 孟繁华著_9787521215168

我们正在面临和经历的新的城市生活，是一个不断建构和修正的生活。不确定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作为一个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城市，深圳*具代表性，从某个方面也可以说深圳文学是当下中国城市文学的一个缩影。作者以彭名燕、曹征路、邓一光、李兰妮、南翔、吴君、谢宏、蔡东、毕亮等几代作家的讲述深圳历史和现在的作品为切入点，肯定了中国城市文学取得的一些成绩，评论分析了当下城市文学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为中国的城市文学的进一步实践和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本书大体分三个部分：一是作者对城市文学的理论思考；二是对深圳作家的评论；三是几位其他作家与城市文学有关作品的评论。

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表现出了它过渡时期的诸多特征和问题。探讨这些特征和问题，远比作出简单的好与不好的判断更有意义。在我看来，城市文学尽管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但是，它的热闹和繁荣也仅仅表现在数量和趋向上。中国城市生活最深层的东西还是一个隐秘的存在，最有价值的文学形象很可能没有在当下的作品中得到表达，隐藏在城市人内心的秘密还远没有被揭示出来。

——孟繁华

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

——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

百年来，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特殊的历史处境，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学的主流地位。这期间虽然也有变化或起伏波动，但基本方向并没有改变。即便是在新世纪发生的“底层写作”，其书写对象也基本在乡村或城乡交界处展开。但是，近些年来，作家创作的取材范围开始发生变化，不仅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作家以敏锐的目光努力发现正在崛起的新文明的含义或性质，而且长期从事乡村题材写作的作家也大都转身书写城市题材。这里的原因当然复杂。根据国家公布的城镇化率计算，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这个人口结构性的变化虽然不足以说明作家题材变化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城市人口的激增，也从一个方面加剧了城市原有的问题和矛盾。比如就业、能源消耗、污染、就学、医疗、治安等。文学当然不是处理这些事务的领域，但是，这些问题的积累和压力，必定会影响到世道人心，必定会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催发或膨胀人性中不确定性的东西。而这就是文学书写和处理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当下作家的主力阵容也多集中在城市，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切身感受，是他们书写城市生活最重要的依据。

我曾分析过乡村文明崩溃后新文明的某些特征：这个新的文明我们暂时还很难命名。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汇的一种文明。我们知道，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这个进程最大的特征就是农民进城。这是又一次巨大的迁徙运动。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几次重大的民族大迁徙，比如客家人从中原向东南地区的迁徙、锡伯族从东北向新疆的迁徙、山东人向东北地区的迁徙等。这些迁徙几乎都是向边远、蛮荒的地区流动。这些迁徙和流动起到了文化交融、边地开发或守卫疆土的作用，并在当地构建了新的文明。但是，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与上述民族大迁徙都非常不同。如果说上述民族大迁徙都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或其他移民，则难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他们是城市的“他者”，必须想尽办法尽快适应城市并生存下来。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鲜明的心理特征。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正是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正在形成的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

这一变化在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反映。比如评奖——2012年《中篇小说选刊》公布了2010—2011年度“古井贡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蒋韵的《行走的年代》、陈继明的《北京和尚》、叶兆言的《玫瑰的岁月》、余一鸣的《不二》、范小青的《嫁入豪门》、迟子建的《黄鸡白酒》等六部；第四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获奖作品：中篇小说是弋舟的《等深》、方方的《声音低回》、海飞的《捕风者》；短篇小说是范小青的《短信飞吧》、裘山山的《意外伤害》、女真的《黑夜给了我明亮的眼睛》。这些作品居然没有一部是农村或乡土题材的。这两个例证可能有些偶然性或极端化，而且这两个奖项也不是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奖，但是，它的“症候”性却不作宣告地证实了文学新变局的某些方面。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还没有建构起来，城市文学也在建构之中。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个“反城市的现代性”。反对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主要是指城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从五十年代初期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作品的被推崇，反映的都是这一意识形态，也就是对城市生活的警觉和防范。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城市文学的生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现代城市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贵族文学”，没有贵族，就没有文学史上的现代城市文学。不仅西方如此，中国亦是如此。“新感觉派”、张爱玲的小说以及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等，都是通过“贵族”或“资产阶级”生活来反映城市生活的；虽然老舍开创了表现北京平民生活的小说，并在今天仍然有回响，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但对当今的城市生活来说，已经不具有典型性。王朔的小说虽然写的是北京普通青年生活，但王朔的嬉笑怒骂调侃讽喻，隐含了明确的精英批判意识和颠覆诉求。因此，只有建构起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化经验——如同建构稳定的乡土文化经验一样，城市文学才能够真正的繁荣发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作家对都市生活顽强的表达——这是艰难探寻和建构中国都市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表面看，官场、商场、情场、市民生活、知识分子、农民工等，都是与城市文学相关的题材。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学也基本是在这些书写对象中展开的。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当下城市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有可能部分地了解了当下中国城市生活的面貌，帮助我们认识今天城市的世道人心及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也确实表现出了它过渡时期的诸多特征和问题。探讨这些特征和问题，远比作出简单的好与不好的判断更有意义。在我看来，城市文学尽管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但是，它的热闹和繁荣也仅仅表现在数量和趋向上。中国城市生活最深层的东西还是一个隐秘的存在，最有价值的文学形象很可能没有在当下的作品中得到表达，隐藏在城市人内心的秘密还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具体地说，当下城市文学的主要问题是：

一、城市文学还没有表征性的人物

今天的城市文学，有作家、有作品、有社会问题、有故事，但就是没有这个时代表征性的文学人物。文学史反复证实，任何一个能在文学史上存留下来并对后来的文学产生影响的文学现象，首先是创造了独特的文学人物，特别是那些“共名”的文学人物。比如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漂泊者”，俄国的“当代英雄”“床上的废物”，日本的“逃遁者”，现代中国的“零余者”，美国的“遁世少年”等人物，代表了东西方不同时期的文学成就。如果没有这些人物，东西方文学的巨大影响就无从谈起；当代中国“十七年”文学，如果没有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这些人物，不仅难以建构起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化空间，甚至也难以建构起文学中的社会主义价值系统；新时期以来，如果没有知青文学、“右派文学”中的受难者形象，以隋抱朴为代表的农民形象，现代派文学中的反抗者形象，“新写实文学”中的小人物形象，以庄之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王朔的“顽主”等，也就没有新时期文学的万千气象。但是，当下的城市文学虽然数量巨大，我们却只见作品不见人物。“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整体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但它的影响基本是文学之外的原因，是现代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我们还难以从中发现有代表性的文学人物。因此，如何创作出城市文学中的典型性人物，比如现代文学中的白流苏、骆驼祥子等，是当下作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当然，没落贵族的旧上海、平民时代的老北京，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正在面临和经历的新的城市生活，是一个不断建构和修正的生活。彭名燕、曹征路、邓一光、李兰妮、南翔、吴君、谢宏、蔡东、毕亮等几代作家，正在从不同的方面表达对深圳这座新城市的感受，讲述着深圳不同的历史和现在。他们的创作的不同特点，从某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当下中国城市文学的一个缩影。因此，深圳文学对当下中国文学而言，它的症候性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些优秀的作家虽然还没有创作出令人震撼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但是，他们积累的城市文学创作经验，预示了他们在不远的将来终会云开日出柳暗花明。

但是，就城市文学的人物塑造而言，普遍的情况远不乐观。更多的作品单独来看都是很好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发现。但如果整体观察的时候，这个文学书写的范畴就会像北京的雾霾一样变得极端模糊。或许，这也是批评界对具体的作家肯定，对整体的文学持有批评的依据之一。事实也的确如此。比如鲁敏，绝对是一个优秀作家，她的许多作品频频获奖已经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个说法并非虚妄。但是，她转型书写城市文学之后，总会给人一种勉为其难的感觉。比如她的《惹尘埃》，是一篇典型的书写都市生活的小说：年轻的妇人肖黎患上了“不信任症”：“对目下现行的一套社交话语、是非标准、价值体系等等高度质疑、高度不合作，不论何事、何人，她都会敏感地联想到欺骗、圈套、背叛之类，统统投以不信任票。”肖黎并不是一个先天的“怀疑论者”，她的不信任源于丈夫的意外死亡。丈夫两年半前死在了城乡交界处的“一个快要完工但突然塌陷的高架桥下”，他是大桥垮塌事件唯一的遇难者。就是这样一个意外事件，改变了肖黎的“世界观”：施工方在排查了施工单位和周边学校、住户后，没发现有人员伤亡并通过电台对外作了“零死亡”的报道。但是死亡的丈夫终于还是被发现了，这对发布“零死亡”的人来说遇到了麻烦。于是他们用丈夫的电话给肖黎打过去，先是表示抚慰，然后解释时间，“这事情得层层上报，现场是要封锁的，不能随便动的，但那些记者又一直催着，要统一口径、要通稿，我们一直是确认没有伤亡的”；接着是地点，“您的丈夫‘不该’死在这个地方，当然，他不该死在任何地方，他还这么年轻，请节哀顺便……我们的意思是，他的死跟这个桥不该有关系、不能有关系”；然后是“建议”：“您丈夫已经去了，这是悲哀的，也不可更改了，但我们可以把事情尽可能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可不可以进行另一种假设？如果您丈夫的死亡跟这座高架桥无关，那么，他会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死在其他的什么地点吗？比如，因为工作需要，他外出调查某单位的税务情况，途中不幸发病身亡？我们想与您沟通一下，他是否可能患有心脏病、脑血栓、眩晕症、癫痫病……？不管哪一条，这都是因公死亡……”接着还有“承诺”和巧妙的施压。这当然都是阴谋，是弥天大谎。处在极度悲痛中的肖黎，又被这惊人的冷酷撕裂了心肺。

但是，事情到这里远没有结束——肖黎要求将丈夫的的随身物品还给她，钥匙、手机、包等。当肖黎拿到丈夫的手机后，她发现了一条信息和几个未接的同一个电话。那条信息的署名是“午间之马”。“肖黎被‘午间之马’击中了，满面是血，疼得不敢当真。这伪造的名字涵盖并揭示了一切可能的鬼魅与欺骗。”正是这来自社会和丈夫两方面的欺骗，使肖黎患上了“不信任症”。不信任感和没有安全感，是当下人们普遍的心理症候，而这一症候又反过来诠释了这个时代的病症。如果对一般人来说这只是一种感受的话，那么对肖黎来说就是切肤之痛了。于是，“不信任症”真的就成了一种病症，它不只是心理的，更重要的是它要诉诸生活实践。那个年过七十的徐医生徐老太太，应该是肖黎的忘年交，她总是试图帮助肖黎开始“新生活”，肖黎的拒绝也在意料和情理之中。落魄青年韦荣以卖给老年人保健品为生，在肖黎看来这当然也是一个欺骗的行当。当肖黎勉为其难地同意韦荣住进她的地下室后，韦荣的日子可想而知。他屡受肖黎的刁难、质问甚至侮辱性的奚落。但韦荣只是为了生活从事了这一职业，他并不是一个坏人或骗子。倒是徐老太太和韦荣达观的生活态度，最后改变了肖黎。当徐老太太已经死去、韦荣已经远去后，小说结尾有这样一段议论：

也许，怀念徐医生、感谢韦荣是假，作别自己才是真——对伤逝的纠缠，对真实与道德的信仰，对人情世故的偏见，皆就此别过了，她将会就此踏入那虚实相间、富有弹性的灰色地带，与虚伪合作，与他人友爱，与世界交好，并欣然承认谎言的不可或缺，它是建立家国天下的野心，它是构成宿命的要素，它鼓励世人对永恒占有的假想，它维护男儿女子的娇痴贪，它是生命中永难拂去的尘埃，又或许，它竟不是尘埃，而是菌团活跃、养分丰沛的大地，是万物生长之必须，正是这谎言的大地，孕育出辛酸而热闹的古往今来。

“惹尘埃”就是自寻烦恼和自己过不去吗？如果是这样，这篇小说就是一部劝诫小说，告诫人们不要“惹尘埃”；那么，小说是要人们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吗？当然也不是。《惹尘埃》写出了当下生活的复杂以及巨大的惯性力量。有谁能够改变它呢？流淌在小说中的是一种欲说还休的无奈感。而小说深深打动我们的，还是韦荣对肖黎那有节制的温情。这些都毋庸置疑地表明《惹尘埃》是一部好小说，它触及的问题几乎就要深入社会最深层。但是，放下小说以后，里面的人物很难让我们再想起——作家更多关注的是城市的社会问题，而人物性格的塑造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类似的情况我们在很多优秀作家的作品都可以看到。文学在今天要创作出具有“共名”性的人物，确实并非易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使文学创作主题的同一性成为不可能，那种集中书写某一典型或类型人物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可能还是作家洞察生活的能力以及文学想象力的问题。同样是90年代，《废都》中的庄之蝶及其女性形象，还活在今天读者的记忆中。就是因为贾平凹在90年代发现了知识分子精神的幻灭这一惊天秘密，他通过庄之蝶将一个时代的巨大隐秘表现出来，一个“共名”的人物就这样诞生了。李佩甫《羊的门》中的呼天成、阎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等人物，同样诞生于90年代末期就是有力的佐证。因此，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文化生活的多元性，只会为创作典型人物或“共名”人物提供更丰饶的土壤，而绝对不会构成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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