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儒家信仰文化研究_杨铮铮著_9787568704960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杨铮铮博士以岳麓书院为典型，对儒家信仰文化的源流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梳理，随之也对其文化内涵及特点做了生动的描述和说明。在其全面分析中，有两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在对岳麓书院信仰文化的定性及解释中特别注意到与湖湘文化及楚文化精神的内在关联，这种精神回溯可以寻觅到远古的炎、舜文化，此乃湖湘文化的“根脉”“源头”，也能够感受到湖、楚文化的宗教信仰及其浪漫激情，从而意识到其“承屈贾之遗风，续儒家之道统”的特色。这样，则可讲清楚书院文化在其发展中所受地域特点之影响，并以其精神升华带来地域文化本身的拓展、演进及突破。二是对书院文化所反映的“天道”与文化自身之关联的辩证梳理，在此“道统”乃其精神之传承，“文统”则为“闻道”“弘道”之显现。所谓“文者”乃“贯道之器也”，书院之文字及文学传统都要反映并体现“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及“文以贯道”之文化特质及其历史使命。而书院的教育意义就是要建构“士者”之人格精神，培养“传道济世、经世济民”之人才。所以，书院文化的演进反映出中华精神命脉之跳动，而岳麓书院则为其典型显现。
　　这部著作的深入阐发，使我们不可回避“以儒为宗”之论。“儒学”是否宗教，这是中国学术界、理论界争论不清、颇为纠结的问题。古代中国将儒家视为宗教乃不言而喻，国际舆论对中国信仰精神的理解中也大多将儒家视为宗教。但今天中国学界在其属性、定性上却存有明显分歧，这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古代书院的定位、定性。由“儒”而引发的争论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对中国“宗教”与“哲学”之界在认知上的模糊不清，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体系之构建及认证上值得探究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延续了我们对自我精神传统的定位和体悟。中华文化许多方面的研讨都会汇聚到对“儒”文化本质的体认上来。“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宗教形式的“儒教”，也有其哲学表达上的“儒学”。而在其精神本真上，儒家并没有跳出宗教认识之根本，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正视并承认儒家“宗教性”之存在。其宗教精神的特征就在于“敬天”之思想，信奉“天地君亲师”之实践，以及立孔子为“教祖”、以《六经》为经典的定位。而在书院这一形态上，则充分体现出中国历史上这种基于儒、涵括佛道的信仰文化和宗教精神。

　　始于宋代的岳麓书院已有千年之久的历史，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底蕴深厚、智识丰盛的精神传承。因此，人们关注岳麓书院，并且已从哲学、教育等层面对之展开了系统探讨。杨铮铮博士的新著《岳麓书院儒家信仰文化研究》则另辟蹊径，使上述探究得以拓展，从而获得了对中国书院文化更深刻的认知，并凸显出浸润着湖湘文化气质的岳麓书院文化精神之新颖和独特。
　　中国书院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是其理论与实践的展示及发挥。至于儒家思想体系是否为一种信仰文化，在国内各界一直就存有不同看法。对此，杨铮铮博士则明确肯定了儒家思想体系的信仰文化属性及其特有意义，指出“儒家信仰文化是以天道信仰为核心，以天命崇拜为基础，以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与人格精神秩序为旨归，以信仰理论体系、个人修行体系与社会教化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仰文化系统”。我完全赞同杨博士的这一分析。其实，人类历史发展中所反映的文化多为信仰文化，这在中国精神传承历史中也不例外。
　　顺着这一思路，杨铮铮博士在其理论表述中有许多亮点和发人深省之处。例如，岳麓书院文化精神之中的信仰理论体系在其看来有三大部分：作为其根本的以儒家性理气为本体的天道信仰；作为其核心的以“天人合一”为主旨的天命信仰；以及作为其归旨的以德行济世为导向的道德信仰；其传承教化体系有着儒家天道、学统和文统之传承，以及经典、研学、讲授、圣贤、道德、礼乐、修行、环境、诗文等教化；而其祭祀崇拜体系则包括其祭祀对象、场所、仪礼活动及规则等内容，有着为圣贤立像、为圣事立碑、为贤士撰志等活动。而在岳麓书院宗教精神之勾勒上，杨博士基于一种实践理性而强调其“积极用世”，由此而有着坚定的求道精神、坚韧的弘道精神、坚强的护道精神、坚毅的践道精神之奉行。杨博士进而指出，岳麓书院之信仰文化的本质，就体现在其乃以天道崇拜为核心，以教化社会人心、建构社会秩序为宗旨的“人文化”而非“神性化”的意识形态信仰。而这种书院文化正体现出儒家文化传统之精髓，因此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曾是非常重要的凝聚力量。
　　杨铮铮博士以岳麓书院为典型，对儒家信仰文化的源流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梳理，随之也对其文化内涵及特点做了生动的描述和说明。在其全面分析中，有两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在对岳麓书院信仰文化的定性及解释中特别注意到与湖湘文化及楚文化精神的内在关联，这种精神回溯可以寻觅到远古的炎、舜文化，此乃湖湘文化的“根脉”“源头”，也能够感受到湖、楚文化的宗教信仰及其浪漫激情，从而意识到其“承屈贾之遗风，续儒家之道统”的特色。这样，则可讲清楚书院文化在其发展中所受地域特点之影响，并以其精神升华带来地域文化本身的拓展、演进及突破。二是对书院文化所反映的“天道”与文化自身之关联的辩证梳理，在此“道统”乃其精神之传承，“文统”则为“闻道”“弘道”之显现。所谓“文者”乃“贯道之器也”，书院之文字及文学传统都要反映并体现“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及“文以贯道”之文化特质及其历史使命。而书院的教育意义就是要建构“士者”之人格精神，培养“传道济世、经世济民”之人才。所以，书院文化的演进反映出中华精神命脉之跳动，而岳麓书院则为其典型显现。
　　这部著作的深入阐发，使我们不可回避“以儒为宗”之论。“儒学”是否宗教，这是中国学术界、理论界争论不清、颇为纠结的问题。古代中国将儒家视为宗教乃不言而喻，国际舆论对中国信仰精神的理解中也大多将儒家视为宗教。但今天中国学界在其属性、定性上却存有明显分歧，这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古代书院的定位、定性。由“儒”而引发的争论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对中国“宗教”与“哲学”之界在认知上的模糊不清，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体系之构建及认证上值得探究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延续了我们对自我精神传统的定位和体悟。中华文化许多方面的研讨都会汇聚到对“儒”文化本质的体认上来。“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宗教形式的“儒教”，也有其哲学表达上的“儒学”。而在其精神本真上，儒家并没有跳出宗教认识之根本，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正视并承认儒家“宗教性”之存在。其宗教精神的特征就在于“敬天”之思想，信奉“天地君亲师”之实践，以及立孔子为“教祖”、以《六经》为经典的定位。而在书院这一形态上，则充分体现出中国历史上这种基于儒、涵括佛道的信仰文化和宗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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