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军锋原创力作，将修昔底德放入西方思想史长河中考察，取其与希罗多德、柏拉图、亚西比德、霍布斯对比观照，颇具新意，发人深省，能够为我们提供更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实感的思想“借镜”！
作者从西方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脉络入手，前后左右探察，融贯史哲，勾连古今，探求法理，既多角度解析修昔底德，亦全方位提出新的追问！
著名学者张志扬、孙向晨、李隽旸鼎力推荐！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军锋四论修昔底德，从西方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脉络入手，前后左右探察，融贯史哲，勾连古今，探求法理，既多角度解析修昔底德，亦全方位提出新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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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四论修昔底德，能够为我们提供更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实感的思想“借镜”。
后 记
本书是笔者2017年出版的《帝国的兴衰：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一书论题的延伸，如果说《帝国的兴衰》旨在进入文本，条缕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叙事线索，钩沉著述家的写作旨趣和精神教诲，那么《修昔底德四论》则意在走出文本，将修昔底德纳入西方政治理论基本的问题脉络之中，前后左右探察，在彰显修昔底德于西方大传统中的枢纽地位的同时，揭示西方政治传统的内在张力与核心关切。
《修昔底德四论》包括四篇长文，既独立成篇，又彼此呼应，四论分别聚焦修昔底德乃至西方政治传统的四个面向：
《帝国的政治理论：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揭橥西方历史著述传统的常与变，申述修昔底德对希罗多德思想传统的起承转合，以及这一转合背后折射出的时代的精神状况。
《帝国、政治与哲学：柏拉图与修昔底德》，缕述西方大传统中的两种小传统分道扬镳进而势同水火的来龙去脉，追溯柏拉图与修昔底德、哲人与政治人、真理与意见、灵魂与祖国彼此纠结的历史基源。
《为“政治人”申辩：修昔底德与亚西比徳》，彰显政治人亚西比徳在修昔底德文本中的核心地位，修昔底德为亚西比徳申辩的春秋笔法以及内含于其中深沉委婉的精神教诲。
《“立法诗”与“悲剧诗”：霍布斯与修昔底德》，揭示修昔底德对于霍布斯立法科学的框架性意义，借以透视现代政治理论在古-今、经-史之间融会贯通的内在机理。
希罗多德透过历史，观照当下，修昔底德借助当下，洞烛未来，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从吕底亚帝国到波斯帝国，从雅典帝国到未来的帝国，历史、当下、未来交相辉映，浑然一体。探问帝国兴衰背后的深层机理，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一脉相承、不绝如缕。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帝国的政治理论留给我们的问题在于：富丽堂皇的帝国大厦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深层危机？被财富欲和权势欲裹挟的帝国人民将会付出怎样的精神代价？
伯里克利离世、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帝国覆灭、苏格拉底遭遇审判最终慷慨赴死，雅典审判哲人苏格拉底前后持续时间不到半年，而苏格拉底的学生们审判雅典却在柏拉图的感召下演化为一场持续2500年的精神接力。柏拉图与修昔底德，著述家留给我们的问题在于：哲学拷问政治的边界应该落在何处？哲学教育与公民教育有着怎样的分际？以学术为业者需要具备怎样的政治判断力和决断意志？
在哲学与政治之间折冲樽俎，亚西比徳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其中纠结原委的生动案例，哲人世界的美善正义令亚西比徳为之倾倒，政治世界的权势机变使亚西比徳心醉神迷。作为雅典帝国由盛走衰的关键人物，亚西比徳于两个世界之间纠结彷徨、进退失据，最终落得身败名裂，帝国事业昙花一现，哲人苏格拉底也因此备受牵连。修昔底德笔下的政治人亚西比徳，与柏拉图笔下的哲人苏格拉底形成耐人寻味的呼应。修昔底德与亚西比徳、亚西比徳与苏格拉底，他们留给我们挥之不去的疑问在于：究竟是谁“败坏”了雅典青年亚西比徳？是哲人苏格拉底，抑或民主帝国？
后世真正领会修昔底德精神教诲者，霍布斯独领风骚，古今无出其右者，霍布斯称得上修昔底德哲学上的同时代人。哲学与政治势不两立，经学与史学彼此分途，上帝与凯撒分庭抗礼，最终在霍布斯那里实现了大综合。霍布斯别开生面，将修昔底德式的“悲剧诗”改造为霍布斯式的“立法诗”，将修昔底德意义上的政治史学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全新的公民科学。
《修昔底德四论》中《帝国、政治与哲学：柏拉图与修昔底德》和《“立法诗”与“悲剧诗”：霍布斯与修昔底德》曾分别发表于《中国政治学》（2018年2月，总第二辑）和《云南大学学报》（2016年12月号），其中前者还曾作为“附录”收录于《帝国的兴衰》。另两篇（《帝国的政治理论：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和《为“政治人”申辩：修昔底德与亚西比徳》）皆为未刊稿。
今年恰逢笔者从教二十周年，在本人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修昔底德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为笔者的案头书，每次开卷，必有进益。在本人的学术征途中，修昔底德始终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陪伴、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感谢跟随我一道研读修昔底德的历届复旦学子，他们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和上进心，成为笔者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精神动力。
本书献给伟大的修昔底德，也献给追求上进的青年学子。
任军锋
2021年12月25日
于复旦大学文科楼731室
帝国的政治理论
——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
（节选，注释从略）
在西方古典史著传统中，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与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400年）构成其中当之无愧的“双子星座”。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岁左右，属两代人，但彼此交集甚多，他们都生逢盛世雅典，目睹黄金时代的雅典在伯里克利领导下，帝国权势蒸蒸日上，他们都亲历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民主政坛日趋昏聩，帝国事业江河日下，直至最终一败涂地。
罗马政治家兼哲学家西塞罗将希罗多德尊为“历史之父”，意在凸显希罗多德所开创的新的文学精神，即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于所涉事件年代久远，希罗多德不得不在不同的传闻或口述版本之间相互对勘，某些希罗多德本人无法确认的事实，便索性将其并置，交给读者去鉴别真伪，在吸引听众注意力、激发其智识的同时，营造故事的现场感。
对于希罗多德的上述努力，修昔底德却颇有微词，他这样写道：“关于战争当中发生的事件，我不是偶然听到什么就认为值得记下来，也不以我个人的看法为准；……我的记述没有故事传奇，对听众而言，很可能难以引人入胜。”修昔底德坚信，无论从战争规模还是后果来说，波斯战争都无法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匹敌，“过去最大的事件就是波斯战争了，不过，仅两场海战和两场陆战便决出胜负。但是，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旷日持久，它带来的灾难，在希腊，在同样长的时段，还未曾有过”。
受修昔底德上述论断直接或间接影响，在后世史家眼里，修昔底德的著史方法据说更为客观，主题更加重要，修昔底德，而不是希罗多德，被他们奉为事实上的“历史之父”。与此同时，吊诡的是，以传记作家普鲁塔克为代表的评论家更是将希罗多德视为“谎言之父”。然而，若揆诸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文本本身，这显然是后世研究者出于一厢情愿的误会所致。事实却是，无论是修昔底德还是希罗多德，他们在考订事实原委的同时，都有着极强的创作欲。平心而论，创作，是包括史诗、戏剧、哲学、历史在内的一切著述形式的应有之义。任何文本，只要形诸文字，都涉及材料的选取、编排的次第、高妙的修辞等著述家所谓的“主观因素”。因此，在著述方面，修昔底德并不比希罗多德更“客观”。即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规模和持续时间远超希波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修昔底德，希罗多德便不再重要，更何况，所谓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只不过是表象，希波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希罗多德的地位并未因修昔底德的出现而降低分毫。
在希罗多德心目中，曾经的波斯帝国正是目下雅典帝国的对应物，而在修昔底德心目中，目下的雅典帝国将是一切未来帝国的对应物。修昔底德宣示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必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久，同样，希罗多德坚信，《历史》将穿越时光隧道，存亡继绝。希罗多德透过历史审视当下，修昔底德透过当下展望未来。希罗多德透过波斯的入侵，揭示希腊世界的分崩离析、各图侥幸，斯巴达借波斯之手打压雅典的精心算计，雅典政治家巧于弥缝的足智多谋，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暗斗”跃然纸上。而修昔底德则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明争”发挥得淋漓尽致，洞悉潜藏于希腊世界这一公开争斗背后的心理和精神玄机。
在希腊世界从自发性的联盟秩序向强制性的帝国秩序过渡的关键时刻，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都是有着强烈泛希腊情怀和视野的政治史家。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历史、当下、未来交相辉映，浑然一体。他们透过手中的如椽之笔，记录帝国兴衰，洞悉导致帝国陆沉的深层机理。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都是有着强烈现实关怀和济世使命的政治理论家。
帝国的政治理论不是“货与帝王家”的资政报告，他们并不以“苟有用我者”自居或者自期，他们将深沉委婉的教诲嵌入直白的历史叙事当中，将深邃犀利的洞见潜藏于精致的故事结构之中。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里，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可以说互为表里，他们在描述世界的同时，也在解释世界，而解释世界的过程本身，也是理论家努力改造世界的过程。帝国的政治理论是深沉委婉的悲剧史诗，是垂宪后昆的精神镜鉴，是灵魂净化的实验田，是政治教育的思想现场。而政治教育，正是政治理论家们借以重塑人心、改造世界的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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