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书后——17世纪江南汪氏书坊经营实录_张舰戈_9787503972867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明天启年间，一个名叫汪淇的落第文人于杭州雇工开雕，用父辈经商的积累，开办了一家名为还读斋的书坊。本书即以还读斋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在纵向研究的同时穿插社会背景、书坊主的朋友圈等横向分析，力图在纵横两条线的交织中刻画出一个立体生动的书坊经营场景，并且尝试以小见大，以还读斋为代表，考察处在朝代更迭、时空变迁中的中国古代出版文化的变迁。

绪论

中国古代书坊从唐代开始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存书坊之实，却无书坊之名，这些机构以雕刻佛经、百姓日常用书为主，如刻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的《陀罗尼经》咒本、西川过家印行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京中李家于东市印行的《新集备急灸经》等，但刻书数量极为有限。到北宋时期，书坊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此时官刻与私刻仍是刻书的主流，而到了南宋已经是书坊的兴盛期了，福建建阳、浙江临安（杭州）、四川成都成为全国刻书业中心，建阳余氏广勤堂、临安陈宅书籍铺、眉山万卷堂等一批坊刻书籍走入大众视野，走进学者的书房、案头。

在经济发展、印刷和纸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古代书坊在明代进入最为繁荣的发展时期。但其全盛的面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洪武到正统年间，明政权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加之靖难之役、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等政治动荡，更加重了社会纷乱，此时书坊尚处于恢复时期。明朝中期，随着政局稳定、经济平稳发展，书坊业的发展也略见起色。同时，受正统思想的影响，不论朝廷抑或文人对刊刻于坊间的小说、戏曲等书籍多持禁止、抵制等态度。所以，明中叶以前的坊刻业并不发达，文人也很少参与坊刻业，更鲜有文人开办书坊、从事坊刻业者。

嘉靖以后，书坊业的发展进入了真正的繁荣和成熟时期，尤其是万历年间，进入了真正的全盛时期。书坊刻书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并且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刻书中心，尤以福建建阳和江南地区最为著名。对此时人亦有记载，如生活于隆庆、万历年间的李诩提及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今（隆万间）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

福建自宋元以来即成为全国坊刻业中心之一，以建阳的崇化、麻沙两镇为最。麻沙于元末惜遭回禄之灾，一蹶不振；崇化镇书坊却逐渐发展起来，于嘉靖、万历年间一跃成为建阳坊刻的代表，也成为全国坊刻业首屈一指的中心。建阳刻本曾一度热销全国，也出现了一大批著名书坊和书坊主，如双峰堂、三台馆、种德堂等书坊，余氏、熊氏、刘氏、黄氏等坊刻业家族。建本书主要以时文、小说、日用类书为主，尤以小说为最，这与建阳书坊主积极参与小说编刻有极大关系。建阳书坊主不仅延请下层文人为书坊编写小说，如邓志谟为余象斗书坊编写的《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等；有些书坊主甚至也亲自创作小说，如熊大木编创的一系列小说《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南北宋志传》，余象斗编创的《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皇明诸司公案》，等等。这一书坊主自创小说的做法被现代研究者们称之为熊大木模式。熊大木模式开创了书坊主创作小说的先河，也开启了后世书坊主自编自创小说的热潮。但这些小说的质量大都不高，多是将已有的杂剧、话本、传说或史料简单缀合在一起形成的作品。

建阳书坊的刻书以时文、小说、日用类书为主，读者群体多为下层文人和市民阶层。建本书的质量也一直为人诟病，不仅纸墨俱劣、字迹模糊，甚至盗版删改、偷工减料也是常有之事。早在南宋时期，建阳的麻沙本就几乎成为劣质版本的代名词。陆游曾记载：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时人流行的这则故事，既形象又讽刺地说明了建本书的问题内容和质量上的低劣，也注定了建阳书坊最终走向衰败的结局。

建阳的坊刻业在短暂的兴盛以后，快速衰落下去。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书坊凭借地域经济、文化优势，于万历中后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全国坊刻业的中心，尤以苏州、南京、杭州等地为最。

苏州坊刻在万历以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全国坊刻业中心和四大聚书地之一。据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统计，明代苏州书坊约有 67 家。到清代，苏州书肆之盛，更比于京师，扫叶山房、书业堂、宝翰楼等知名书坊皆在苏州。与建阳书坊相比，苏州的书坊更注重刻书质量。清人叶德辉认为，刻书若论其精，吴为最。因此，许多著名藏书家皆愿前往苏州寻访古籍善本，如乾嘉年间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就有多条向苏州书贾购书的记载。除此之外，为加强各坊肆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苏州书坊业同行还曾于康熙十年（1671）成立了崇德书院，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之所，并同业中异乡司伙，如有在苏病故无力回乡者，代为埋葬狮山义冢等项事宜，成为中国最早的书业公所。

南京为明代两京之一、清代两江总督驻地，是南方的政治中心，又是连接南北的交通要道，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南京也是书坊林立、刻书业发达的地区之一。生活于康熙年间的戴名世曾说：天下各种书板皆刊刻于江宁（南京）、苏州，次则杭州。四方书贾皆集于江宁，往时书坊甚多，书贾亦有饶裕者。设于南京的世德堂、万卷楼、大业堂、芥子园、奎壁斋、十竹斋等皆为当时知名书坊。这些书坊刻书众多，质量精美，胡正言十竹斋刊印的彩色饾版《十竹斋画谱》尤为精品之最。南京书坊与建阳书坊相似，以家族、同姓刻书居多，如唐氏、周氏、王氏等家族皆有多间书坊，且书坊主之间、书坊之间关系复杂，有时多位书坊主共用同一书坊名，有时一位书坊主同时出现在多家书坊刻书之中，如光霁堂与周文卿、周文炜，万卷楼与周文焕、周曰校，唐锦池与文林阁、集贤堂，唐绣谷与世德堂、富春堂，等等，这些关系复杂的同姓刻书成为南京书坊异于其他地区书坊的特点之一。

除苏州、南京外，杭州亦是 17 世纪江南坊刻业的中心之一。杭州作为南宋政治、经济中心所在，曾是南宋至元代坊刻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明代以来，南方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南京一带，手工业和商业市镇则逐渐在苏州发展起来。相较之下，杭州在政治、经济上的实力略有不及，杭州书坊的实力也稍逊一筹，书坊、刻书数量与南京、苏州相比减少一半还不止。虽不及南京、苏州，但与其他地区相比，杭州仍是当时海内四大聚书地之一。据张献忠统计，明代杭州可考的书坊至少有 89 家之多，明清时期较有影响力的书坊，如洪楩的清平山堂、胡文焕的文会堂、武林容与堂、陆氏峥霄馆等皆设于杭州。且西湖向来是文人墨客向往之地，多有文人在此畅饮娱乐、流连忘返，杭州的书坊主也善于抓住时机，经常延请这些文人到书坊中，与其合作编书、刻书。除此之外，杭州是明清以来的科举重地，举业的发达成就了一批士子走向仕宦之路，但同时也出现了更多落第之人。这些举业不振的文人或为治生，或为理想而投身书坊，成为书坊固定的作者、编者；有人甚至直接开办书坊，创办峥霄馆的陆云龙、陆人龙兄弟即为代表。这些文人的参与，使杭州书坊的刻书既能吸引读者，保证书籍的销量，又可提高刻书质量，不致灾梨祸枣。因此，杭州书坊在数量上虽不及苏州、南京，但多有上乘之作，亦成为江南坊刻业中心之一。

明末清初，江南出现的众多书坊中不乏家喻户晓的著名书坊，如胡文焕的文会堂、陆氏兄弟的峥霄馆、李渔的芥子园、毛晋的汲古阁等。但实际上，与这些书坊共同并立于江南的是一些并不知名的书坊：有的只知书坊名，却无法考证开办者，如金阊宝翰楼、书业堂；有的甚至仅存刻书一二本，如旋采堂。明末由迁杭徽商后裔汪淇创办的还读斋便是这众多看似不起眼的普通书坊中的一个。从刻书数量来看，还读斋或许远不及宝翰楼、书业堂；从刻书质量和精美程度来看，它亦不及毛晋的汲古阁；从书坊主的个人名气来看，汪淇也不及胡文焕、李渔、陆云龙等人。但正是汪氏书坊般这些不起眼的小书坊才是江南书坊的主体，是构成江南书坊璀璨星空的繁星，最能反映江南书坊的特点；也正是像汪淇这样不起眼的小书坊主才最能反映当时书坊主的经营状况。这是我们研究明清江南书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借由书坊主观察江南下层文人、经书坊探讨江南社会生活的窗口。而汪氏家族及其书坊还读斋正是这些繁星中比较亮眼且易于观察的一颗。

说其亮眼，是因其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就书坊主汪淇而言，他具有多重身份。第一，他是徽州大族和旅外徽商后裔。汪淇是徽州府休宁县西门邑汪氏大宗族的一员，其父因经营盐业于明末从徽州迁到杭州，此后汪氏家族就一直定居于此。a 第二，他是明末清初的文人。汪淇是一名活跃于江南地区的下层文人，早年从儒，科举上一事无成，喜好结交文人名士，常与他们宴饮唱和。第三，他是前朝遗老，经历了明清易代的鼎革、清初的奏销案和《明史》案。第四，他是道教信奉者，晚年弃儒从道。第五，他是小说作家。汪淇撰写了《吕祖全传》，将儒学与道教相结合，重新诠释吕洞宾故事，塑造出一个仁义忠孝、智勇双全的儒道相融的全新吕洞宾形象；他还是小说点评者，作《西游证道书》，重塑唐僧师徒的道教形象，使该书成为清代从道教出发评点《西游记》的范本。汪淇身份多变，总体来说其身份大致经历了由徽商后裔到落第文人，最后逐渐融入江南文人群体的转变。汪淇身份的变化不仅影响着汪淇自我认同的改变，同时也影响着书坊在刻书选题和编刊方式上的变化，甚至汪淇思想信仰的转变也对书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汪淇以一名下层文人的身份参与到坊刻业之中，也正是 17 世纪文人参与商业出版的真实写照。除此之外，汪氏家族的发展历史也是 17 世纪小家族紧跟时代、努力经营的生动写照。

就书坊还读斋而言，也有三大特点。第一，还读斋的刻书比较丰富，种类齐全。目前所知汪氏书坊编刊了诸如尺牍总集《尺牍新语》三编、小说《吕祖全传》《西游证道书》、医书《济阴纲目》《本草备要》、科举时文类书籍《武经七书全文直解》、商人书《士商要览》、诗选《西陵十子诗选》等各类书籍四十余种。第二，还读斋的刻书在后世翻刻较多，流传甚广。例如《西游证道书》，此书是清代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首次将唐僧出身的故事加入百回本《西游记》之中。此书问世后，不仅成为从道教出发点评《西游记》的范本，更成为清代各种版本的唐僧出身故事的蓝本，在《西游记》研究中占有一席之位。另一部小说《吕祖全传》是我国小说史上的第一部以第一人称叙述的通俗小说，颇值得重视，仅就这一点而言，其在中国小说史上即占有一席之位。医书《本草备要》有后世翻刻本八十余种，《医方集解》有翻刻本四十余种。第三，汪氏书坊存在时间有代表性。还读斋自明末汪淇创立，到康熙中后期销声匿迹，存续了八十余年，在众多小书坊中可算作经营时间比较长的书坊。这期间经历了改朝换代和子承父业的转变，这两次重要的改变社会和家族变化，对还读斋的刻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还读斋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点，也是17 世纪大多数书坊盛衰兴亡的重要节点。

说其易于观察，因其相关史料存留较多。目前学界对一些知名书坊主的研究已有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如汲古阁毛氏，峥霄馆陆氏，扫叶山房席氏，建阳熊氏、余氏等，但对普通书坊主的研究仍有一定空缺。这一研究的缺乏一方面可能因为这些普通书坊的知名度不高，学者们多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著名书坊刊刻的著名书籍上；另一方面现存史料中对这些书坊主的记载也的确比较稀少，甚至连著名书坊主吴勉学的身世我们也并没有研究得十分清楚，更不用说众多江南地区的普通书坊主，如著名书坊金阊书业堂，从清初开始刻书，一直延续至光绪年间，这样一间绵延两百余年的苏州老字号书坊，我们对它的认识也不过是仅知其书坊主为赵姓人士而已。对此，美国学者贾晋珠指出，探讨 17 世纪之前的中国书籍与印刷历史的研究，都长期面临着一个挑战，即此时期的文献中，极其缺乏对刻书业的个人，尤其是对盈利性的书坊主的记录与描述a。不仅是 17 世纪之前，在整个中国古代坊刻业的研究中，对书坊主的研究都非常有限。深入对书坊主的研究，对我们了解书坊的刻书选择、发展状况，社会变革对坊刻业的影响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幸运的是，对于较有代表性的书坊主汪淇及其家族而言，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相关材料，例如，涉及汪淇家族的两种族谱顺治《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和乾隆《汪氏通宗世谱》，汪淇孙汪惟宪所著《积山先生遗集》，汪淇家族姻亲张云璈的《简松草堂文集》等，这些材料的发现和重新利用为我们研究书坊主汪淇及其家族的情况提供了重要支撑。

不论从传统文献学领域的版本学、校勘学来讲，还是从出版史角度的刊刻质量、装帧艺术来看，还读斋的刻书都算不上质量上乘；书坊主汪淇也不像李渔、毛晋一般，有鲜明的文人外表，活跃于知名文人和达官显贵之间。但美国学者魏爱莲从书籍社会史角度出发，通过还读斋研究 17 世纪中国出版文化的文章为我们突破传统文献学、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魏爱莲的《杭州和苏州的还读斋17 世纪出版研究》是最早也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一篇以还读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文章不再从传统文献学领域的版本、目录出发，而是从还读斋的历史出发，从书籍的封面、评语、注释出发，考察还读斋的读者群体及在不同时期、不同主持者下的不同特点。文章以小见大，以还读斋为代表，尝试考察处在朝代更迭、时空变迁中的出版文化的变化。这种宏观的视角，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开端和借鉴，也是对本书影响最大之处。

传统的出版印刷史关注书籍的印刷和装帧，以书的种类、外形为研究重点；文献学界则更关注书籍的版本、校勘，以书的内容为研究重心。书籍史的研究则突破了以往以具体的某部书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与书相关的一切人和社会之中。以中国古代书坊研究为例，作者、编校者、书坊主、刻工、书价、书籍传播的方式和范围、阅读群体，等等，一切围绕书发生的故事都被纳入到书籍史的研究范畴之中。我们的研究视野从关注一部书的形式、内容扩展到一部书的生老病死和社会关系。从这一视角出发，书籍不再是一件件躺在图书馆、博物馆里的毫无生机的陈列品，它们成了一个个拥有鲜活生命的个体，在它们周围发生的诸多生动的故事等我们去探索、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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