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鸟接着一只鸟：关于写作与人生的建议_安·拉莫特AnneLamott朱耘_9787521749748

无论写作还是生活，往往没有捷径，我们拥有的只是耐心和信念。

三十年前，我哥哥十岁，第二天需要上交一篇鸟类报告。虽然他之前有三个月的时间写这份作业，却一直没有动笔。当时他坐在餐桌前，周围散置着作业簿、铅笔和一本本没打开的鸟类学书籍。他面对眼前的艰巨任务，不知如何着手，简直快哭出来了。
后来，父亲在他身旁坐下，把手放在他肩上说：一只鸟接着一只鸟，伙计，你只需要一只鸟接着一只鸟，按部就班地写。

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拉莫特把这个故事谨记在心，她总把它当成一个鼓励，不断地分享给学生，并转而赠予我们一份礼物：

一本循序渐进、关于如何写作和处理写作与生活中各种状况的指南。

所有出色的写作指南都没提到的关键，
我将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从小，我的父母一有空便会看书，每个星期四晚上也会带我们到图书馆借一堆书，供接下来的七天阅读。晚上，父亲吃完饭后大多会舒服地半躺在长沙发上看书，而母亲会拿着书坐进安乐椅，我们三个小孩则在各自的小角落阅读。我们家一到晚餐后便安静无声除非父亲的作家朋友们来访。我父亲是作家，来往的男性朋友也大多是同行。他们大部分都相当有男子气概又很和善，但并非世上最安静的人。每天下午，当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他们通常会聚在索萨利托一家无名的酒馆，有时会来我家喝点小酒，最后干脆留下来吃晚餐。我喜欢他们，但常会有人在晚餐桌上醉倒，我本来就是个容易焦虑的小孩，这常令我紧张不安。
无论父亲前一天熬到多晚，他都会在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到书房写两三个小时，然后帮全家做早点，和我母亲一起读报纸，再回书房继续写作。多年后我才明了，他居家以写作为生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找不到其他工作或精神有问题。我总希望他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每天系着领带，坐在小办公室里抽烟。但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并不符合我父亲的个性，我想这种工作模式会害死他。虽然他只活到了五十多岁，但至少一直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活。
他整天都坐在书房里，撰写跟他所见所知的人与地有关的书和文章。我从小就跟这样一个人共同生活。他读很多诗，有时也外出旅行；他会带着使命感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当作家的好处之一，便是工作给了你去做任何事的理由，去任何地方挖掘、探索的理由。另一个好处是，写作促使你更贴近生活，观察生活中沉重、低迷的时刻。
写作让父亲学会留意一切事物，他也教导其他人这一点，要他们写下自己的想法和观察。他的学生是圣昆丁监狱创意写作班的囚犯。他也会指导我，大多是通过范例。他要囚犯和我每天写点东西、阅读我们能找到的各种经典作品。他教我们读诗，教我们大胆创新，不要怕犯错，让我们明白瑟伯 1的见解是如何正确：太怕犯错与犯错无异。不过，在他帮助囚犯和我探索发掘自己希望与别人分享的情绪、观察、回忆、梦境和观点时，我们却总会为了一件美中不足之事而稍稍气恼，那就是我们终究必须真的坐下来写作。

在那段别扭的童年时光里，写作是我唯一的归属

当时，我还只是个孩子，因此我认为写作对我来说，理应比对那些囚犯容易；然而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写作很困难。我在七八岁时开始写作，那时的我是个非常害羞、长相难看、骨瘦如柴的小女孩，喜爱阅读胜过一切，神经紧绷到走起路来会像尼克松那样耸起肩膀。我有次观看一卷家庭录像带，是我一年级时去参加一场生日派对的情景，那些可爱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全像小狗般嬉闹玩耍，而我却像只受惊的螃蟹，突然从屏幕前跑过，匆匆溜走。我显然是那种长大后会变成连环杀人犯或在家饲养几十只猫的怪人。那时的我应该很可笑，因为我根本不认识的一些年纪较大的男孩，会故意骑单车从我身旁掠过，嘲笑我的长相，每次都令我觉得自己是驾车枪击案的目标。我想这正是我走路像尼克松的原因：我拼命想把耳朵缩进肩膀，却怎么也做不到。遭受的嘲笑促使我动笔写作，但我写下的并不全是好笑的事。
我第一首引起关注的诗与约翰·格伦有关。诗的第一节如下：约翰·格伦上校升上天，乘着友谊七号宇宙飞船。这首诗有很多节，颇像我母亲边弹钢琴边教我唱的英国老歌谣，每首歌都长达三四十节，总是让我家的男性亲戚们有如被离心力压住般深陷在长沙发和扶手椅内，两眼呆滞地盯着天花板。
二年级的老师把我那首写约翰·格伦的诗念给全班听。那一刻感觉很棒：班上同学看着我的样子，就好像我学会了开车。结果老师把那首诗送去参加加州公立学校作文比赛，还得了奖，作品登在了一本油印的得奖作品集上。我立刻领略了那种看见自己的创作被刊印出来的兴奋感。你的名字和作品被印成铅字，等于拥有了某种根本证明，确认了你的存在。天晓得一个人为何会如此迫切地渴望受人瞩目，像长满刺的深海生物，从自己的小洞穴向外窥望，渴望被注意到，而不想感觉自己被困在了混沌的内壳中。看到自己的名字和作品被印成铅字，公之于世，感觉是如此奇妙你不用亲自现身，便能得到众多关注。其他有话要说或想要造成影响的人，例如乐手、棒球运动员或政治人物，都必须站出来公开亮相，而通常不善交际的作家，却只需要待在家里，就能为大众所知。这带来了不少显而易见的好处，比方说，你不需要精心打扮，也不会听见有人当场对你喝倒彩。
有时，我会坐在父亲书房的地板上写诗，他则坐在书桌前写书。每隔两三年，父亲便会出一本书。书在我们家备受尊重，而伟大作家得到的推崇胜过任何人。特别的书永远摆在明显的位置，例如茶几上、收音机上、马桶水箱上。我从小便会阅读书皮上的名家推荐语以及报纸上对父亲作品的评价。这一切促使我开始期盼长大后成为作家成为具有创造力的自由灵魂，以及难得能一手掌控自己人生的劳动者。
然而，我仍会为家里总是入不敷出担心。我也怕父亲会跟他的某些作家朋友一样，变成游手好闲的人。我记得十岁时，有本杂志登载了父亲的一篇文章，当中提到他在旧金山以北的斯廷森海滩的小屋前廊，某天午后跟一群作家痛饮红酒、抽大麻。在那个年代，除了爵士乐手还会嗑海洛因外，没有人会抽大麻。坐船出海游玩或打网球才是正派中产阶级白人的娱乐，而身为其中一员的父亲理应如此。我朋友的父亲都是老师、医生、消防队员或律师，没人会抽大麻，他们甚至滴酒不沾，邀来家里吃晚餐的同事当然也不会一头醉倒在鲔鱼砂锅里。我读着父亲的文章，只觉得世界正在我面前崩溃，说不定下次我闯进他的书房要他看我的成绩单时，会撞见他躲在书桌下，一只手臂上绑着我妈妈的尼龙丝袜，像头受困的狼般抬头看着我。我认为这是大祸临头，我们家一定会被全社区的人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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