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社会进步超乎想象，诸如民生与工艺、艺术与哲学、技术与商业无不粲然，域外史家谓之“近世”，或称“新社会”，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以文艺复兴，形成新的人文天际线。
文艺复兴带来的审美自由，适合艺术蓬勃地生长，从五代、两宋开始，中国绘画才真正迈进独立的艺术门槛。中国山水画的兴起，尤其水墨山水的兴起，成为 10 世纪至 13 世纪中国文艺复兴的标志。
本书按照历史顺序，分为五代、北宋和南宋三个时期，解读了近 30 位名家、近 100 幅传世经典画作，探究了山水、花鸟、人物三大绘画类别由技入艺以至于境的发展过程；讲述个体与王朝相互勾连，命运与天才相激共振的历史事件。创作体例上，赏析与评传结合；方法上，审美与思辨兼济。作者试图以此建构新的中国艺术史，这是一部思想、艺术、文化、美学、文学交织的更大的历史作品。
读过本书，或许你还会发现，去艺术中开拓文化的江山，是一个好去处。追求自由，构建独立人格，安顿自己，这是对中国文化和自我的一次美的救赎。
美，是引人向上的终极力量。
从宋画看“中国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原来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指发生在14到16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运动，首先出现在意大利，所以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得有个前提——“复兴”什么？意大利文艺复兴已经给出答案，那就是复兴“轴心时代”的文明。
而“轴心时代”，不是每个民族都会有的，也不是每一种文化都能到达的，能被轴心时代的历史光芒照耀的民族是幸运的。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到了一个“轴心时代”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人类精神发展史和认识我们自己，都具有非常的启迪意义。他发现，“世界历史的轴心位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它存在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发生的精神进程之中。”在此之间，人类历史经历了一次理性的觉醒，觉醒的文明，都曾有过一次质的飞跃，且影响至今，故称之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是个文明的概念，而非国家概念。
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时代”，不是只有一条历史道路，古希腊有古希腊的道路，中国有中国的道路，古印度有古印度的道路，由不同的历史道路进入“轴心时代”，沿途会形成不同的文明景观，哲学的、诗化的、宗教的……但奔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人文主义。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人类历史，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有文艺复兴，只有经历了“轴心时代”的文明，才具备了文艺复兴的前提；人类历史上，文艺复兴也并非只有一次，一个连续性的文明，文艺复兴会表现出阶段性，反复或多次出现，比如中国文明。
以欧洲文艺复兴为镜，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过类似意大利并早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而且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多次出现过文艺复兴，借用孟子一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道出了文艺复兴的周期性。
欧洲文艺复兴是回到古希腊，而中国从汉末至宋代，每一次文艺复兴，皆以“中国的轴心时代”为回归点和出发点。
依据“轴心时代”这一历史坐标来看中国历史，中国的“轴心时代”，始于春秋时代的开端，止于秦汉统一。在这6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文明还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春秋时期的理性觉醒，一个是先秦诸子时期的百家争鸣。
古希腊有哲人，中国有先秦诸子，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先秦诸子，是中国轴心时代一道理性的思想风景线。从先秦诸子开始，理性方显示了勃勃生机，具有了改造世界的能力。诚如雅斯贝斯所言，那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理性的太阳，同时照亮东西方，希腊哲人、印度佛陀和先秦诸子并世而立，人类还有哪个时期比它更为壮丽？
这一时期，文明在转型，尤其人类精神，开始闪耀理性，穿透巫文化与神话思维的屏障，东西方文明都开始从巫术、神话故事中走出来，走向人自己，讲人自己的故事，开辟了人类精神生活的 理性样式。
有了轴心时代的理性目标，还要有文艺复兴运动的标配，那就是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产生巨人，一方面要产生思想解放的巨人，另一方面要在艺术与科学的领域，产生艺术创作与科学发明的巨人。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就看到了汉代复兴先秦儒学、魏晋以玄学复兴老庄思想、宋代则越过隋唐直接追溯魏晋了。
魏晋文艺复兴，从清议转向清谈，魏晋人崇尚老庄，从政治优先的经学转入审美优先的玄学，从名教回归自然，儒家道德英雄主义式微，乱世自然主义个体人格美学开启；隋唐以诗赋取士，赋予政治以诗性，是复兴《诗经》时代“不学诗无以言”的政治文化；宋人越过唐人直奔魏晋，在复兴魏晋风度的个体人格之美中产生了山水画，之后从山水画到人物画，到花鸟画，都出现了一种独立之精神的表达。
14世纪开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重启人类理性的一面镜子。在以后的时代里，它成了艺术、文化以及社会品位的基准。用这面具有人文性的镜子，去观看11世纪的中国宋代，我们发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竟然比佛罗伦萨还早了3个世纪。
五代十国、北宋、南宋，从文化史角度可看做一个历史分期，这段从10世纪初开始到13世纪后期结束的历史，算起来有300多年。元代建立之时，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以此来看宋代文艺复兴，或可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先驱”。
放眼历史，进化之迹，随处可见，然而，一个民族创造历史之综合能力，并非顺应王朝盛衰而消长，有时甚至相反。
如王朝史观，即以汉唐为强，以宋为弱，然，终宋一朝，直至元时，王朝虽然失败，但若以文明论之，详考此时代之典章文物，就会发现，两宋时代，文艺复兴和社会进步超乎想象，诸如民生与工艺、艺术与哲学、技术与商业无不粲然，域外史家谓之“近世”，或称“新社会”似不为过。考量宋代，无论是以功利尺度，还是以非功利尺度，它都是一个文教国家而非战争国家，是市场社会而非战场社会。当美第奇家族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在佛罗伦萨城里，推行城市自治，建立市民社会时，此前的宋代，早已通过科举制，亮出了平民主义的政治立场，并向着文治政府推进。
用定格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眼光，瞭望中国宋朝，同样看到了绘画艺术贯穿于精神生活的景象，从汴京到临安，从10世纪中期到13世纪后期，艺术带来的人性解放，始于“士人群体”独立人格的形成，他们成为文艺复兴的主力。
宋代文艺复兴带来的审美自由，适合艺术蓬勃地生长。有宋一代，艺术上最闪耀的，便是中国山水画的兴起，尤其水墨山水画的兴起，成为宋代文艺复兴的标志，而市井风情画，则描绘了宋代文艺复兴的民间社会的新样式。
绘画艺术，是北宋人文指标的一个审美增长点。山水画巨子有李、范、郭、米四大家，赵佶善花鸟，并为宋代文艺复兴提供了一个国家样式。宋代在全盘接收五代绘画的基础上，形成了院体工笔与士人写意的两大艺术流派，成为北宋人文精神的天际线。
总之，无论“近世”精神数据，还是“文艺复兴”的人性指标，它们都以审美为标志，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历史时期了。在一个好的历史时期进入一个好的文明里，宋人如此幸运。
卷轴里的人性与政治
一卷“千载寂寥”
人们对“夜宴图”的审美体认，有一种可笑的盲从，多半来自主流话语的灌输而陷入观念先行的沼泽，并非真正体会到艺术家创作的艺术过程，无法了解画家惊心动魄的精神峰值。
因为并非人人都可以通过绘画欣赏走进艺术家的心灵，那种高峰体验如徒手攀岩，只有抓住艺术语言的锋角才不至于堕入平庸的险境。人在表达绝望抑或身处绝望和希望之间时，光有个哲学的说法是不够的。哲学是思维方式的探险，当语言难以走近真理时，启示就会回到审美的原点。
关于韩熙载与李后主以及关系到南唐一国存亡的政治博弈，文献基本流于政治险恶的记载，不及“夜宴图”所给出的艺术图解来得震撼。以写实叙事为主题的工笔人物肖像，仅仅誉之形神兼备还不够，重要的是创作者对被创作对象的内心与精神的观照，所有构思都围绕这一观照进行。夜宴场景，虽欢乐，却不见狂欢，虽笙鼓齐鸣，却静默含蓄，画面设色浓丽，却又矜持风雅，风物、风貌以及各色人等的每一个细节都全力参与了叙事过程。工笔之下，细细描摹人性美以及身不由己陷于政治旋涡的两个孤独寂寞人。李煜不在画里，可他孤独、恐惧、寂寞的情绪就在画中逡巡，以窥探韩熙载的无奈孤独之心。三个孤独寂寞人，一个环顾左右，不知谁能与之共克形如累卵、随时坠毁的王朝危局；一个目睹他的国君称臣纳贡、输币买安却无能为力；一个在画笔上将他们的无奈都沉淀为历史深处的千载寂寥。
艺术家的职业本能促使他下手之际，首先投注对艺术本质的忠诚，然后是遵循艺术语言的逻辑，完成对美的追求。在大自然的自在生成中，在人间杂芜的乱象里，发现美的内在秩序及关系，以人性对真善的渴望去创造美的形式，提炼艺术关怀的对象等，这些行为其实皆为人的自救。人的自救才是艺术的终极目标，这便是艺术价值中立的边界。为艺术语言的尊严，顾闳中守住了艺术的底线。
他作为宫廷御用画家，既有艺术的灵性，又有对权谋的政治敏感，否则他无法领会君上意图，从拿捏艺术与权力之间的分寸来看，在他，还是艺术占了上风。看得出，他在全力维护艺术的尊严以及人性孤独的尊严，以纷纭里的静穆和奢华中的淡泊，表现了美之于真善与人之于良知的相惜。
画主韩熙载官居高位，本为清流名士，何以不惜纡尊降贵以自黑、自污而自毁？
“士人人格”，是获得士人社会价值认可的通行证，是支撑中华精神的根骨，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至今的精神核心，可这背后，是何等强大的力量使韩熙载宁愿自毁其“士人人格”形象？
想必顾闳中也感同身受，权力博弈，如斗兽场，围墙内的皆如履薄冰。何况南唐内外交困之际，在北宋强盛权势颠覆的阴影下，出了一个韩熙载式的艺术喜剧。幸而李煜只是一位具有艺术灵性的小国主，前有长他18岁的后蜀后主孟昶，后有宋徽宗赵佶，几乎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他们手里，那就高抬权力的贵手吧，如李煜对韩熙载以艺术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似乎艺术的灵感在起作用。韩熙载则以其自黑、自污的示众方式化解权力的猜忌，而顾闳中则努力从韩熙载毫无尊严的彻底缴械中发现了他内心的高傲。以现代人格之眼观之，虽然带有“诛心”这一道德绞杀的狰狞，但专制权力在它形成的机制里，就没有预留人格尊严和个体权利的价值维度，是画家顾闳中以涵容古今的胸襟和艺术的解决之道，在权力意志与艺术精神之间求得了一个和解。
这一切，也许只有置身其中并能保持那颗敏感的艺术之“心眼”的顾闳中，才能看到夜宴上豪华纷扰的背后，韩熙载自黑、自污、自毁的辛酸和世态的凉薄。既然韩熙载下决心非要通过自黑、自污甚至不惜自毁人格来保存自己，那么，顾闳中便精心谋篇布局，和那些画上的配角们一道配合韩熙载，进行一场精英人格的自杀。他以精湛的画技和最后的自由逻辑展开了不见泪水反而喧笑而的真正悲剧，升华了艺术表达的极致。他既懂李后主权力猜忌与独裁意志焦虑的密度，也深深明白韩熙载自黑、自污、自毁的悲怆，当他审度着夜宴的每一个场景时，他看穿了韩熙载还在竭力持守着人格尊严，在声色酒肉中高傲着。
在画家眼里，那喧闹舞台上演的上流社会的繁华夜宴，敌不过韩熙载一脸的千载寂寥。也许画家内在的纯良和美的质地，敦促他要扮演一个拯救者的角色，将他主观的追求与智慧投射到他所要表达的对象上，让寂寞追随笔端游走在婀娜肢体之间，让孤松般的淡泊隐约在酣歌醉舞（用欢酒歌舞）中，如特写，如无声的镜头。
他的画取得了巨大成功，恰恰由于并非为讨好猜忌的邪恶，而是阻止屠杀降临。他在宣谕当下的同时，也在告知未来，艺术或绘画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使那个邪恶时代仅存的良善在历史中永远鲜活；画家的职业操守就是召唤潜在的良知，与未来不停地对话，直到他们交出他们的隐秘——精英式的自污、自毁，这是良知与邪恶较量被置之死地而后在艺术里重生的一个成功案例。不要忘记，当权力欲以各种手段彻底摧毁你的尊严而迫使你匍匐于它的脚下时，还有艺术的拯救；不要忘记，当持守尊严与活下去存在两难抉择时，还有艺术中立的办法，那就是跳出“诛心”式的道德评价体系，回到人性的始点。
顾闳中与韩熙载，是那么惺惺相惜，画家与画主能在一幅画上相遇相知，应该是艺术上的高峰体验，宫廷市井的纷纷议论都被收纳到了这一点点打开的时间卷轴里，以艺术融化并终结了自污的游戏。图中五个场景中，无论是六幺舞的摇摆，还是击羯鼓的轰鸣，都是那“千载寂寥”的一笔。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