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着眼点是历史中各层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之间的动力结构，让历史变得鲜活起来。因此，作者聚焦于中世纪本身，力图摘掉后人的滤镜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主要内容包括：观察中世纪的新视角、罗马及其在欧洲西部的后继者，500—750、东方的危机与转型，500—850/1000等。
著者简介
克里斯·威克姆，英国历史学家，2005—2016年在牛津大学任奇切利中世纪史教授和万灵学院研究员，现为牛津大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世纪意大利的社会和经济，主要作品包括《构建中世纪早期：400—800年的欧洲和地中海》（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罗马帝国的遗产：400—1000》（The Inheritance of Rome: Europe 400-1000）、《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史学编纂》（Marxist History-Writing for theTwenty-First Century）等。
译者简介
李腾，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副教授，兼任世界史系副系主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思想文化史和天主教会史，侧重12世纪文艺复兴及其学术史，中世纪盛期（11—13世纪）的宗教修会制度、历史书写和政教关系。2019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在《世界历史》《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史学史研究》《古代文明》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并多次赴欧洲讲学。
第 一 章 观察中世纪的新视角
第 二 章 罗马及其在欧洲西部的后继者，500—750
第 三 章 东方的危机与转型，500—850/1000
第 四 章 加洛林实验，750—1000
第 五 章 基督教欧洲的扩张，500—1100
第 六 章 重塑欧洲西部，1000—1150
第 七 章 长期经济繁荣，950—1300
第 八 章 政治重建的多重意涵，1150—1300
第 九 章 1204 年：另一种可能的失败
第 十 章 界定社会：欧洲中世纪晚期的性别与共同体
第十一章 金钱、战争与死亡，1350—1500
第十二章 重思政治，1350—1500
第十三章 结 论
注 释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第一章
观察中世纪的新视角
这是一本关于变化的书。我们所说的中世纪（medieval period或middle ages）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延续了1000年；而作为本书主题的欧洲，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与刚开始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罗马帝国主宰着这段时期的开始，它统一了半个欧洲，却与另一半泾渭分明；而在1000年后，欧洲则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复杂形态，现在大多数的独立国家都曾经以某种形式出现在那个时期。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展现这些变化还有其他诸多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们究竟有多么重要。但是，本书并不聚焦于结果。许多中世纪研究者都全神贯注于那些“民族”国家的起源，或者其他被他们视为具有“现代性”的方面，对于他们来说，正是这些结果为那个时期赋予了意义。而在我看来，这却是大错特错。历史并非目的论的：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并非“去往”，而是“来自”。此外，对我而言，充满勃勃生机的中世纪时期本身就非常有趣，没有必要以任何后来的发展为其正名。我希望本书能够清晰地呈现这种旨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欧洲历史是纷乱事件的简单堆积，仿佛除了作为某个随机选择的1000年的一部分之外，就完全没有结构可言。事实远非如此。中世纪有一些清晰标志着变革的时刻，也正是这些节点塑造了这个时期。5世纪时罗马帝国在西部的覆灭，7世纪时帝国东部在面对伊斯兰教兴起时遭遇的危机，8世纪后期到9世纪时加洛林实验在政府大规模道德化方面的强大，10 世纪时（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北欧和东欧的扩展，11世纪时政治权力在欧洲西部的迅速分权化，10—13世纪时的人口和经济增长，12和13世纪时政治和宗教权力在欧洲西部的重建与同时期拜占庭帝国的衰落，14世纪时的黑死病和国家结构的发展，以及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时更广泛大众对公共领域参与的出现——这些是我眼中的重要变革时刻，它们在本书中都各自有着对应章节。将所有这些转折点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组结构性的发展，其中包括：公共权力概念的消逝和再发明；政治体系的资源平衡从依靠税收转向土地占有然后再度变回依靠税收；政治文化上使用文字书写导致的充满变化性的影响；以及中世纪后半叶时，改变了统治者及其统治的民众彼此相处方式的，地方权力和地方认同正式化和边界化程度的提高。这些也会成为本书的核心内容。以本书的篇幅，自然无法深入探究社会和文化的微观历史，也无法详尽叙述各个国家的历史事件。本书是对中世纪的一种阐释，而非一本教科书式的叙述—在后一方面反正已经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了，也无需我再去写这样一本书。当然，我在每一章中都对政治活动进行了简要概述，从而为我的论点提供历史背景，这将尤其有助于那些初涉中世纪领域的读者。但是，我的目的是要专注于那些变革时刻及总体结构，从而展现出在我眼中最具有中世纪特征且能让这个时代显得有趣的事件；而这些时刻和结构也是后文内容的基础支撑。
我这份变革时刻的列表所体现出的故事线索，也与其他很多欧洲中世纪叙述中或明确或暗示的有所不同。一种直到今天也依然十分常见的叙事是，欧洲从衰落（尽管有“格里高利改革”）、愚昧（尽管有“12世纪文艺复兴”）、贫困［尽管有佛兰德（Flanders）的纺织业和威尼斯（Venice）的航运业］和政治孱弱［尽管有英格兰的亨利二世（Henry Ⅱ）和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法兰西的腓力二世（Philippe Ⅱ）和路易九世（Louis Ⅸ）、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六世（Alfonso Ⅵ）和费尔南多三世（Fernando Ⅲ）的（民族）国家建设］中走出，在有着十字军、骑士精神、哥特式主教座堂、教宗君主制、巴黎大学和香槟（Champagne）集市的12—13世纪“中世纪盛期”达到鼎盛；与之相对，1350 年之后则被视为一个有着瘟疫、战争、分裂和文化不安的“衰落”时期，直到人文主义和激进的教会改革出现才再次解决这些问题。这种叙述将不会在本书中出现，因为它歪曲了中世纪晚期的面貌，并将中世纪早期和拜占庭完全排除在外；此外，其中包含了太多渴望将中世纪时期（至少在1050年之后）视为现代性“真正的”一部分而创造出的产物，而这正是我在上文已经批判过的。这种叙述还隐秘地继承了人们长久以来对历史的期望：它要提供道德教训、值得赞美的时代、英雄与恶人。历史学家们说他们已经超脱了这一点，但事实却时常并非如此。
对很多人来说，中世纪这一时期的道德属性就源于“中世纪的”（medieval）这个词本身。这个词有一段非常奇怪的历史。它在最开始时就具有负面意义，并且现在也常常如此。从罗马共和国以来，人们就常常称自己的时代为“现代的”——拉丁文里的moderni—而将他们祖先的时代称为“古代的”（antiqui）。然而在14、15世纪的时候， 少数被我们称为人文主义者（humanist）的知识分子开始将“古代的”这个词严格地限定于罗马帝国时期及更早以前的古典作家身上，他们将这些人视为自己真正的祖先，而那些所谓在这1000 年间稍逊一筹的作家则被“贬”入了自17世纪起逐渐被称为“中世纪”（medium aevum，因此有了medieval 一词）的时期。这种用法首先在19世纪被接受，随后又传播到了各个领域：“中世纪的”政府、经济、教会等，进而与同样是在19世纪时被视为“现代”历史开端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相对。因此，中世纪时期可以被视为一种偶然的发明，是少数几个学者对未来设下的大胆把戏。但是，随着这个概念“现代性”的层累叠加，成了一个深刻的形象。
随着19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写作变得更加专业化，以及断代史研究的发展，中世纪的过去也开始赢得更为正面的形象。其中一部分带有些许防御性质，比如学者们就宣称中世纪在不同的世纪里也有属于其自身的“文艺复兴”—比如“12世纪文艺复兴”或者“加洛林文艺复兴”—这或许能使它们所属的这个时期在轻蔑的现代人那里获得合法性。另一部分则非常热诚，有时还很狂热，比如天主教历史学家们颂扬中世纪的宗教虔诚，民族主义史学家把重点放在了他们自己的国家那始终来源于中世纪的总是优越的身份。距今时代遥远而且在许多领域文献匮乏的中世纪时期此刻成了各种20世纪欲望想象中的根源，并且和许多人文主义者的话语一样，是虚构的。不过，我们也有一个多世纪艰辛的实证研究，让中世纪这1000年的复杂性和魅力能被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世纪历史学家们的民族主义史学倾向时常比他们所意识到的更为强烈。直到现在，英国历史学家仍然更倾向于将英国的国家发展视为核心主题—欧洲第一个民族国家，即英国例外论（English exceptionalism）的标志；德国历史学家则担心“德意志特殊道路”（Sonderweg）阻碍了他们的祖国出现这样一种国家形成的过程；而意大利历史学家则沉着地看待着意大利王国的分崩离析，因为这对意大利城市来说意味着自治，以及由此产生的带来了（对他们而言非常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市民文化。但是，当下中世纪学术的研究深度和复杂程度足以提供有别于上述观点的选择，使我们能更容易地避开它们。
那么，这样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但却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再将中世纪视为充满无端的暴力、无知和迷信的漫长黑暗时代，那么这个时代与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时代的起点相对比较容易确定，因为它被约定俗成地与5世纪时随着西罗马帝国覆灭一起产生的政治危机绑定在了一起，因此公元500 年被视为古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线：无论是否认为罗马帝国在某种程度上“优于”西部后继诸国，后者确实更加碎片化，在结构上更弱，经济上也更简单。这种分界因东罗马帝国—我们现在称之为拜占庭（Byzantium）—的长期存在而变得复杂；结果就是，对欧洲东南部来说，公元500 年并不意味着任何分界线。事实上，即使仅就西部而言，这种分界也只是影响了今天欧洲的少数几个国家。受影响最大的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南部，因为罗马帝国从未扩张到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德国的大多数领土或大部分使用斯拉夫语的国家。这一划分也因上一代历史学家们的成就而显得十分复杂，因为他们成功地表明在500年之后仍旧有非常强的延续性，尤其是在文化实践—宗教预设、公共权力的意象—方面，它们可能致使“后古代晚期”（late late antiquity）持续了很长时间，有的人认为是到公元800年，有的人则认为是到11世纪。在这里，变化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以微妙的方式改变了帝国崩溃时的断裂的尖锐性。但是至少对我而言，公元500年的前后半个世纪仍然是一个方便的起点，它标志着在许多层面都标志了无法忽视的强烈变化。
公元1500年（或者，再一次地，前后半个世纪）则是更难确定的时间节点：那个时候的变化更少，或者至少我们假设的“现代”时期开始的标志并不都特别明显。1453年拜占庭最终陷落于奥斯曼土耳其之手并没有那么令世界震惊，因为那个曾经庞大的帝国在那时的领土只剩下了在今天的希腊和土耳其境内的一些分散的小省份，而且，不管怎么说，奥斯曼人非常有效地延续了拜占庭的政治结构。哥伦布“发现”美洲—或者更明确地说，西班牙探险者在16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美洲主要国家的征服—对美洲原住民无疑意味着一场灾难，但这对（西班牙之外的）欧洲的影响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变得明显。作为文艺复兴在智识方面核心的人文主义运动在风格上似乎也越来越显得是中世纪式的。我们现在只剩下了新教改革，最首要的是它也发生在16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世纪的稍后时间里还有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作为一场宗教和文化上的转变，这场运动将欧洲西部和中部一分为二，并创造出了两个时常对立的区块，这两个区块逐步发展出了有分歧的政治和文化实践，而这种实践至今仍然存在。即使宗教改革对欧洲东部的东正教影响甚微，但它仍旧是重大且相对突然的断裂。然而，如果我们将宗教改革视为中世纪欧洲结束的标志，那么我们就会以一场发生在文化和宗教具有连续性环境下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作为中世纪的开始，而以一场发生在政治和经济大体维持不变环境下的文化和宗教危机作为中世纪的结束。在这整个定义中世纪的过程中，有着一种我们无法摆脱的人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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