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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同善年谱 王祖畬年谱 读者对象:文学爱好者
本书由两部年谱、一部日记组成,包括《夏同善年谱》(据上海图书馆藏夏敦复等编《夏侍郎年谱》,1920年铅印本),《王祖畬年谱》(据上海图书馆藏王祖畬编,王保譿续编《溪山老农自订年谱》,1918年刻本),附《王保譿日记》(据南京图书馆藏《溪山小农日记》稿本)。
前言
本书为《夏同善年谱》《王祖畬年谱》《王保譿日记》之合编。
一
《夏同善年谱》整理自上海图书馆藏民国九年(1920)铅印本《夏侍郎年谱》,收入《上海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续编》第34册。该年谱为夏同善之子夏敦复、偕复所编,起止时间为道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31年4月1日)至光绪六年七月、八月间(1880年8月、9月),编年纪事翔实,一月之内常常逐日而写,具有日记特征。
除《夏侍郎年谱》及其附录张謇撰《神道碑铭》、谭献撰《墓志铭》及夏敦复、偕复述《屠夫人行状》,本书另附《清史稿》夏同善传、《近世人物志》夏同善传、《近代名人小传·官吏》夏同善孙诒经传、《词林辑略》夏同善传、《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小传》夏同善传及浙江图书馆藏稿本《夏子松先生手书函牍》。
《王祖畬年谱》整理自上海图书馆藏民国七年(1918)刻本《溪山老农年谱》,收入《上海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续编》第40册。该年谱上、下卷为王祖畬自订,记事始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1842年11月24日),止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三日(1895年11月19日)。王祖畬自称:“余归隐后,身虽在尘,缘已断,何谱之有?”续编为其子王保譿编,记录王祖畬归隐后至戊午年五月二十二日(1918年6月30日)之事,编年纪事翔实,具有日记特征。年谱附录《家谱约书》(本为《自订年谱序》)、《同谱录》、《弟子录》、《著述书目》、《手校书目》、李澍撰《祭文》、唐文治撰《祭文》及《通告同学书》。
《王保譿日记》整理自南京图书馆藏稿本《溪山小农日记》。起于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止于癸丑年除夕(1914年1月25日)。
二
夏同善(1831—1880),字舜乐,号子松,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咸丰六年(1856)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同治六年(1867)迁少詹事。后出督江苏学政,迁詹事。同治十年(1871),迁兵部右侍郎。光绪元年(1875),直毓庆宫授读。光绪四年(1878)视学江苏。光绪五年(1879),巡视山东黄河,阅缘江炮台。光绪六年(1880)七月卒于官,年五十岁,谥文敬。
夏同善历官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位至侍郎,与翁同龢同为帝师。风雨如晦之际,夏同善身处权力中心,既需匡正君心、协调帝后两宫,又要外御兵患、内纾民困。夏同善任上,有“礼贵因时,请缓行幸”见《夏同善年谱》“六年丁卯(1867)三十七岁”。“请恤民瘼、敦节俭、广振济、开言路、清庶狱”见《夏同善年谱》“十年辛未(1871)四十一岁”。“案盗刑例请复祖制”见《夏同善年谱》“十二年癸酉(1873)四十三岁”。等奏疏,于公私内外、国计民生的抉择,夏同善始终以儒家忠爱之道实现自洽,“一饭不忘忧国”。
年谱从清廷内部视角展现晚清重大历史事件。夏同善身处晚清50年,历经并参与处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丁戊旱灾等事件。年谱中收录的奏折、谕旨等史料,可见清廷内部对战争、自然灾害等事件的论辩与应对之策。
咸丰十年(1860),清军在江南与太平天国军作战,屡屡失利,浙江戒严,夏同善上“请命曾国藩总统诸军”一折,与许乃普联衔“奏保浙江在籍绅士筹办民团”。七月,英国进犯天津,清廷有意议和,夏同善主张“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以兵备之,以民备之”见《夏同善年谱》“十年庚申(1860)三十岁”。。
光绪初,华北旱灾泛滥。光绪三年(1877)二月,夏同善上“请筹恤流民”折:
去年南北各省,水旱为灾,山东、河南一带饥民流入江苏省至十余万人,其他省四散者又不知凡几。闻苏省官绅筹款赈济,将次第资送回籍,意良厚矣,他省谅亦遣送如例。惟念该民等逃亡之后,田园既废,庐舍不完,一切牛具籽种咸归乌有,一旦徒手归来,日用之需、耕稼之资将何所出?……请旨饬下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各督抚,预饬各属,遇有境内逃散人民归来者,务须加意抚恤……③见《夏同善年谱》“三年丁丑(1877)四十七岁”。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请特颁谕旨,加拨赈帑,整饬荒政,以苏民困而弭隐患”一折称:
河南河陕汝所属民间鬻妇女以斤计,斤数十文,省城及怀卫一带,自本年入夏以来,道殣相望,而山西更有甚焉,报灾之区,几及六十州县,饥民至一百七八十万之多,待哺嗷嗷,赈难遍给,故有匍匐求食遽成饿莩者,有抛弃幼孩听其自毙者,甚有合室苦饥仰药同尽者,死亡之惨,尤不忍闻。③
奏折记述当时旱灾情形及清廷应对情况,“筹款赈济”应属当时受灾地方官一般举措例如,时任晋抚曾国荃有“请划扣京饷赈济饥民疏”“勘灾办赈片”“请发执照劝捐济赈疏”“晋赈不敷请推广捐输接济疏”“复奏筹办赈务疏”“勘灾筹赈疏”“借款运漕疏”“请缓解京饷疏”“抚恤阳曲等厅州县加赈口粮疏”“请续拨江鄂漕米疏”等奏疏,参见曾国荃著,梁小进整理《曾国荃全集》第一册,岳麓书社2006年版。,江苏省官绅筹款将灾民送回原籍,夏同善嘉许此举,更念及民众返乡后生活难以为继,需当地抚恤,又念及流民无收,请旨缓征赋税。
夏同善尤其擅用其生活、吏治经验献策缓解灾情。“晋省乏粮势难接济免筹补苴之计”一折,建议以“豆饼”“鲜食”补苴粮食不足,“请筹款开井济赈利农”一折又建议用“上土下砖之井”,似较一时之赈济更为长久见《夏同善年谱》“四年戊寅(1878)四十八岁”。。同时,夏同善留意于约束地方官员,八月二十一日折言“至各省大吏,如有专顾额征,禁止属员报灾,坐视流亡而忍不置问者,即请严旨立予罢斥,则大吏实心,属吏亦无不实心矣”,时时提醒“饬地方官实心经理”“毋得假手胥吏,以杜侵渔”“毋使吏胥借端舞弊”“毋使吏胥影射侵蚀”,足见其思虑之细。
八月奏折中,夏同善请旨“于关税项下拨银四十万,海防项下拨银三十万,合银七十万两”,以为“于关税海防,不过略少存储,而灾民得此则生,弗得则死,又何为而忍不出此”见《夏同善年谱》“三年丁丑(1877)四十七岁”。,自然是出于恻隐、爱人之心。然赈济灾情需动用海防费用,这一选择在军事与民生之间,由此也可知清廷面临自然灾害时掣襟露肘的窘迫情状。
同治二年(1863),夏同善自汴返济宁,途中作《教淮徐民纺织说》一文见《夏同善年谱》“二年癸亥(1863)三十三岁”。。光绪五年(1879),夏同善巡视山东黄河、阅缘江炮台之际,行次宿迁,宿迁知县言宿境民生之苦,夏同善又为宿迁令言教民纺织事,尤可见其系心民生。
光绪六年(1880)二月,夏同善岁试苏州,谢绝亲友为之祝寿,随后历试太仓、松江等地。五月二十四日,其函牍言“惟月来河鱼之疾,虽不甚剧,然积久不愈,恐成脾泄,现改服补运之剂,未知能否获效耳”,“大、小儿礼闱获售,再实之木,弥深惴栗,幸点用主事,或不致盈满为灾”,竟一语成谶,因积劳过甚,思虑伤脾,病卒于七月二十四日。夏同善临终之际仍挂念政事,上遗疏,可谓鞠躬尽瘁,翁同龢吊唁之信云:“遗疏上达,上微闻其事,明日上在毓庆宫问夏某何似侍,臣以实对,上泣,侍臣皆泣。”见《夏同善年谱》“六年庚辰(1880)五十岁”。
三
《夏同善年谱》是晚清清廷高层文官的生平记录,《王祖畬年谱》与《王保譿日记》则是清末及民国初年江南中下层文人的生活纪实。
王祖畬(1842—1918),字岁三,号漱山、紫翔、溪山老农、溪山饿叟,江苏镇洋(今太仓)人。光绪癸未(1883)进士,改庶吉士,以母病假归休于家。光绪十八年(1892)服除,选授山西崞县知县,改授河南汤阴,十九年(1893)充河南乡试同考官,次年调署中牟,未任,丁父忧归,不复出。1918年6月卒,年七十七岁,私谥文贞。
王祖畬曾讲学于宿迁钟吾书院,海门师山书院,甪直甫里书院,太仓安道书院、尊道书院,崇明瀛洲书院,娄东书院,宝山学海书院等,弟子门人众多。著有《读左质疑》《溪山老农文集》《溪山诗存》等书共18种,校书53种见《王祖畬年谱》附录“著述书目”“手校书目”。。
王祖畬较夏同善晚生十年,夏同善初任京官之时王祖畬正于江南读书。咸丰十年(1860)左右,太平天国时期,王祖畬与家人自太仓州辗转通州、海门等地避难,其见闻尤能反映一时一地生活情状:
五月,六伯父自海门归,挈余与二弟渡海,寓麒麟镇沈氏。沈蕅云先生名丙煃,受业先大父,二子廉江名之瑛、仲瑜名之瑾,皆受业伯父,故视余兄弟如骨肉,因得与廉江昆仲订交,昕夕谈文,有邢迁如归之乐。见《王祖畬年谱》“庚申(1860)十九岁”。
馆通州吕四场彭氏,东人名维聪,号训彝,与乃兄宝荣以海舶起家,宝荣名维皋,孝友诚信,力行善事,为乡里敬服,道光己酉大水,独力振十余里饥民。……一日,东人以青钱数串置余床头,骇曰:“是阿堵胡为者?”曰:“此间东家得产,先生分润中金,例也。”余曰:“若毋污我,束脩外誓不取一钱。”固辞之。东人出,谓人曰江南人避难而犹不要钱如此。
自辛酉至癸亥,馆彭氏三载。课暇,读《史记》、前后《汉书》、徐庾全集、《全唐诗》、陆游《南唐书》,择其要者摘录成帙。见《王祖畬年谱》“辛酉(1861)二十岁”。
第一则材料中,沈丙煃曾经受业于王祖畬祖父王曾茂,其子又受业于王祖畬伯父,王祖畬兄弟在沈氏宅中避难,又与沈丙煃子订交,此后同治三年(1864),王祖畬偕沈廉江同应京兆试,二十二年后,王祖畬应海门师山书院之聘,院董即沈仲瑜见《王祖畬年谱》“丙戌(1886)四十五岁”。。沈仲瑜之丧,其家人亦邀王祖畬题主见《王祖畬年谱》续编“癸卯(1903)府君六十二岁”。。士人之间由学缘与姻亲关系建立的人际网络,在战乱之际亦能守望相助。《王祖畬年谱》附录中有订交同谱34人,弟子108人,也能反映其交游范围与影响之广。
第二则材料中,通州彭维聪、彭维皋兄弟,能在水灾中赈济乡民,战乱之时为王祖畬提供教职,可谓仁义,是一地乡贤。王祖畬辞去东家利润一事,确显其爱惜自身名节,不受无功之禄,顾全自身所代表的“江南人避难”群体名誉;另外,年谱中这一纪事有意模仿魏晋名士,尤其是《世说新语·规箴》中王衍的行为,也可以身作则,留示后人。客居之时,王祖畬仍能读完《史记》、前后《汉书》、徐庾全集、《全唐诗》、陆游《南唐书》,又知其读书勤勉,日就月将,渐益堆积,后成著书《史记校证》十二卷、《汉书校证》八卷、《读书杂记》数十卷。其读书之法,也能于其子王保譿日记中窥见一斑。
王祖畬的成长、交游环境,皆属于传统士人圈层。于家中,王祖畬受“大父补巢公”即祖父王曾茂的影响尤深。王曾茂曾为国子监学正,通经义,为乾隆庐州知州王宬曾孙。王曾茂亲自为王祖畬命名,“‘经训乃菑畬’,望其以经术大吾家”,于王祖畬身上寄托绵延世泽、振兴家族的理想,因此特别留意对王祖畬的教育。年谱中记述“自八九岁以来,每晚饭后侍先大父,为述古来忠臣义士、孝子悌弟事,颇能启发,大父顾而乐之”见《王祖畬年谱》“庚戌(1850)九岁”。,王祖畬十三岁时,王曾茂授其古文之法“独有王、唐、归、胡、金、陈、章、黄大家”,并“遍检书箧,得《石门吕氏天盖楼评本》”。王祖畬后作《制义正宗》等书,尤重学习古文大家,实则与祖父的教育有关,亦自称“余之致力于先辈大家文,自此始”见《王祖畬年谱》“甲寅(1854)十三岁”。。
王祖畬身受祖父希冀,受家庭环境熏陶,也十分注重家风延续、家业复兴。典型的是其选择归隐讲学,不再出仕,正是“耕读”家族审时而为,韬光养晦,退而致力于乡里的文化事业的策略,王祖畬也自言:“居今之世,总以韬晦为第一义。”见《王祖畬年谱》续编“丙辰(1916)府君七十五岁”。晚年,王祖畬作《经籍举要》三卷,附以旧作《读书作文要论》授保譿,以此“专为子孙初学计,断不可出以问世”见《王祖畬年谱》续编“癸丑(1913)府君七十二岁”。,即为家传密本,并着意修订家集,命王保譿订庐州公(王宬)《容斋仅存集》二卷,补巢赠公(王曾茂)《补巢诗存》一卷,“又追述先大父事略,以丙戌年所绘《独立图》与《大母课孙图》合装手卷,先后题咏二十余家”见《王祖畬年谱》续编“丙辰(1916)府君七十五岁”。。王祖畬将希望寄托于其孙鸿楑,其遗言:“鸿楑尚聪明,且有天性,须好好教伊,留一读书种子。其余诸孙,将来凭汝看事做事,总要各有恒业”见《王祖畬年谱》续编“戊午(1918)府君七十七岁”。,“读书种子”一言尚能看出其借读书振兴家族的理想。
四
1905年,科举废止,王祖畬“谕以毋入学堂,且读书做人岂沾沾于功名,无科举,正可专心实学”,王祖畬一生恪守传统士人的道德准则,其教育又深刻地影响其子王保譿。
王保譿,字慧言,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卒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以后,承继其父藏书,多太仓乡贤遗著稿本,十分之三毁于兵火,其卒后,余书数万卷由夫人编目庋藏,后散出参见谭卓垣、伦明等著,徐雁、谭华军整理《清代藏书楼发展史续补藏书纪事诗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王河主编,汪叔子等编《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在清末、民国的变革中,王保譿以清朝遗民的视角记录太仓一地的生活景象。
日记上册是“清朝最后一年”与“民国第一年”的记录,此时诸多士人对清朝复辟仍有幻想,因此对辛亥革命多加以贬斥,从其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太仓居民在政权交迭、时局混乱之时惶恐而荒诞的场景,尤其是辛亥之初,独立之风初到太仓时:
名曰“宣布独立”,并发传单,令家家门前悬白旗。自高桥以东自飞云桥,大逵白旗殆满。余尚不多,猝不及备之际,或用手巾,或用白纸,或用包足布,或用小孩溺布,以俟更正。有胆小老妪,在街上得令,急奔家中,裂被单为之。至于消息素通之辈,则早已预备矣,有大店户用白绉纱旗两面,左右飘荡,以壮观瞻云。
乡绅钱溯耆门前先有白旗三,俱朱书大字,一曰“兴汉灭满”,一曰“光复”,一曰“独立”,以提倡乡里。旋为人所唾骂,谓:“灭满何不于敏肃请兵时灭之?”或应之曰:“彼时灭满,此时无百万家产矣!”乃去其二,止存“独立”旗,然遍阅城中白旗上有字样者,独钱氏耳,乃知世受国恩之大家固与寻常门第有别也。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六日。
民众眼中,“门前悬白旗”是顺应新朝的标志,为保全生计慌不择路。钱溯耆钱溯耆(1844-1917),字籥龢,号伊臣、听邠,江苏太仓人。官历内阁中书、刑部浙江主事、直隶深州知州。与王祖畬、缪朝荃、徐敦穆同修州志。有自撰《古仓七老图记》,辑《春风草庐遗稿心白斋剩稿合刻》《沧江乐府》等,搜刻先世遗集如《寓燕疏草》《食旧德堂家集》等。一事,王保譿叙述的语气更见讽刺,借乡人之口说出“彼时灭满,此时无百万家产矣”“世受国恩之大家固与寻常门第有别”句。实则钱氏一族愈世受清朝国恩,愈需在民国之时显出投诚之意,十日之后,钱溯耆“去‘独立’旗,携其幼子至上海租界”,听闻钱氏请专人看守祠堂,王保譿揣测“祠中未必有宝物……然则于满人虽欲灭,于满人之恩,固未忍遽舍”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九月二十六日。,而将钱氏之逃视作舍义去利的“变节”之举。
对于民国初年的社会变化,王保譿更痛心疾首。一方面,各种基层组织横征暴敛,例如“志愿团乱民所见,谓为私运,将船米一概夺去,名曰充公,实则分利也”,其成员“俱城中著名之无赖”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一日。,又“伪民政部以经费竭蹶,发行公债票……伪课员数人遍处募集,盖实即勒捐以供此辈之用度也”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九日。;另一方面,乡间民风丕变,赌博、鸦片习气复起,“乡间赌风更烈,西门外光蛋赌局设在官厅,且列洋枪数枝以防不测”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十日。,“烟禁停办,城中私榻复起,顷又有苏台艳帜移置我娄”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五日。。
王保譿特别留意于当时“剪发”的问题,“剪发”在日记中出现69次。“剪发”,既是清朝与民国更替的标志,又是传统社会道德与新社会风气之间的博弈。“辫发”是清朝遗民的身份标识,又是不毁伤身体发肤的“孝道”要求。然而清初亦有“剪发”之令,清朝的异族统治,使遗民面临“剪发”的现状,失去传统道德这一有力的抗争立场。在这一困境中,王保譿以为“本朝剃发,已不免胡人之风,今又变本加厉,竟效东西洋,是是非无得也”“发辫为本朝制度,故彼党欲去之,而纽扣衣服独非本朝制度乎,何以十无一二去者”⑤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六日。,将清廷代表的“中国”与“东西洋”对立,以此维护清廷的正统性、合法性,或取消“辫发”与一朝一代之必然联系,尚属论争。而更有诡辩之处,如“发也,盈天地间之有尾者,俱不能有发,惟有发者独能无尾。然则彼之自处于无发,即自甘为有尾,我之自处于有发,即自别于有尾也” ⑤“吾等不剪发而垂辫,仅仅保存本朝之国粹,而江苏本为吴地,始祖泰伯即有断发之文,是君等之保存国粹为尤甚也”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二十五日。,此种无可奈何之词说明遗民在身份认同上的矛盾心态。日记中更有诸多关于“剪发”之事的详细记载:
闻唐文治之剪发也,先于南向设一香案,中奉慈禧太后暨德宗皇帝神位,旁设庆亲王及振贝子生位,仍服本朝衣冠,行三跪九叩首礼毕,除去衣冠,一并掷地,命仆人拾坚硬黄道砖一块,将红顶敲为粉碎,曰:“与君长别。”然后撤去香案,自取王麻子剪刀,牙关一咬,将发辫一剪而下,交厨役曰:“以接豚尾之上。”乃取出诰命四轴、御赐诸物暨自己文章稿本,付之一炬。复以小花翎为扫帚,顶盘为各种铰链;所积诸色顶珠,分给农人为烟荷包轧头……以纬帽暨凉帽,反罩尿桶……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六日。
唐文治为王祖畬弟子,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曾任职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出使多国考察,又主事商部、农工商部等,光绪末、宣统初,出任上海实业学校(南洋公学)监督、江苏教育总会会长等,民国初,仍任校长参见宋林飞主编《江苏历代名人词典》,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1页;《苏州通史 人物卷》下册,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唐文治在清朝时已身居要职,民国时仍从事学校教育行业,已属清民之际有识之士,然在“辫发”一事上,亦显得矛盾、复杂。“设香案”“奉神位”“本朝衣冠”“将红顶敲为粉碎”之举,似是答谢清廷恩遇,而将辫子“接豚尾之上”“文章稿本,付之一炬”,将衣冠用作扫帚、铰链、烟荷包轧头,甚至“反罩尿桶”,则是与过去身份的一种痛苦的诀别,且越是糟蹋这些前朝遗物,这一“划清界限”的行为就越彻底。此时,王保譿对唐文治剪发自然颇为不满,然于十年后,王保譿却正应唐文治之聘,任无锡国学专修馆校经处主任江庆柏著《近代江苏藏书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页。。
与此同时,王保譿等遗民也惴惴于自己的辫子,此时有传闻称“杭州有强剪发辫者”“上海有暗剪者”,甚至有真正的“剪辫者”出
现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十一日。壬子(1912)三月十九日:日暮,至卫丞处,归途突遇杨幼鹤之子,睨视余发辫曰:“此物何以尚在?”余曰:“汝能剪我否?”曰:“能。”曰:“几时剪?”曰:“明日。”曰:“明日几时?”曰:“早上九句钟。”曰:“我于此时一准候在家中,但汝或不来,则非人矣。”曰:“自然必来。”此人年仅十六七,亦新近所出之小流氓也。或告余曰:“昨日黄阿才一开其端而毫无动静,此类人将蜂起效之,有辫者人人自危矣。”。乾隆时期的“剪辫”恐慌,来自权力巅峰时期“某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一种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孔力飞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60页。,而此时的“剪辫”恐慌,则是战乱之际各种势力翻覆,民众对于身家性命、遗民对于名节能否保全的真实恐惧。此后两年,每于宗祠祭祀,王保譿都特别留意众人的衣冠与发辫壬子(1912)花朝:“是日,宗祠春祭,服衣冠者惟余父子三人暨穀礽叔、孙昂兄,余俱便衣”;九月初九:“宗祠秋祭,照常衣冠者仍此五人”;癸丑(1913)二月十二日:“与祭宗祠,衣冠者:穀礽、晋蕃叔,孙昂兄及我父子三人”;九月初九:“助祭宗祠毕,至四先生祠助祭,祭者为穀礽、晋蕃叔暨稼生、毕伊卿等,俱照常衣冠,稼生之发已去,今特装一假辫云”。。
日记下册中,王保譿的记事突然变得简略,极少涉及时局,转而退隐书斋,醉心花木,与友朋喝茶、抄书、游园、下棋。王保譿所读之书,既有来自其父亲的传承,如《汉书》《后汉书》《全唐诗》等,另一方面,又有小说如《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等,甚至还有“新小说”数种。
两册之间戏剧性的转变,反映其心态的变化。前文“钱氏宗祠”是王保譿等人散步所及之处,日记下册中对钱氏宗祠的记录:
下午,卫丞叔楚来,同至文星楼啜茗,散步过钱敏肃专祠即前文脚注钱溯耆父钱鼎铭(谥敏肃)祠。,头门上匾已去,御碑亭尚在,而亭前石刻、对联用石灰涂去,不胜感慨。薄暮归,种菊花秧,接惠农信,并和诗二首。灯下,读《游侠传》,为狮侄改文。见《王保譿日记》壬子(1912)二月廿六日。
散步城东,过钱氏宅后,桑园中有屋三楹,石台竹椅颇有风景,遂往小坐,谈至日暮。每惜钱老漂泊海上,不能尽享此福,富贵者反不如贫贱之足以自由也。见《王保譿日记》癸丑(1913)八月廿五日。
两条日记文情俱佳,王保譿心态较前已有细微变化,辛亥年(1911)多对“变节”的忿恨嘲讽,壬子年(1912)是对物是人非的感慨,癸丑年(1913)已经是“惜”其漂泊。两则日记透露出对过往时代的哀悼追怀,都写到“薄暮归”,时移世异,故国山河也如同夕阳西沉,王保譿喜好种植菊花,或亦有隐者、遗民的寄托。
夏同善(1831-1880),字舜乐,号子松,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人,历任编修,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兵部左侍郎兼刑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等官职。王祖畬 (1842-1918),字岁三,号漱山、紫翔、溪山老农,江苏镇洋(今太仓)人,光绪九年进士,后归隐,讲学书院,藏书、校书丰富。夏同善是晚清高层文官,王祖畬、王保 譿父子则为清末江南中下层文人。
二十二年壬寅(1842)十二岁
仍从孙先生读。五月,祖考寿松公自乌镇归,病剧,遍召亲族属后事,语次汗甚,手参一枝,且啮且言。府君侍奉汤药,竭诚祈祷,乃稍瘥,逾月而府君病。七月,祖妣周太夫人病。自五月以来,太夫人因祖考、府君之病,料量医药,维持调护,精力固已不支,至是,复触染疫气,遂卧床笫。府君侍奉太夫人一如所以事祖考者,顾太夫人受病深而发迟,势已不可为矣,八月初五日卒,年三十有八。太夫人,同里周公讳锡畴季女也,幼读书,通文义,年十八归寿松公,值家中落,太夫人无戚容,佐祖考治家事,秩然就理,性和易,好周困乏,戚族称之。本生曾祖妣祝太夫人晚得痿疾,太夫人朝夕服劳,先意承志,以是祝太夫人卧病频年,若忘所苦。祖考为事畜计,贷设酱园于乌镇,终岁无内顾忧者,繄太夫人是赖。府君体少孱,太夫人爱怜甚,遇甚寒暑令毋入塾,取所读书口授之,府君自塾归,辄篝灯为讲解大义,以故府君少时学业,母教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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