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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之道:中国书法之美(“文化传家”系列丛书)
本书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国麟先生的书法随笔专著。旨在通过分析中国书法的笔墨、结构、章法等要素,向读者揭示蕴含在中国书法中的美。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从提按、方圆、快慢、平奇、疏密、巧拙等六对矛盾统一的关系来探讨中国书法书写之美;下篇主要从线条、结构、章法、来路、个性、气韵等六个方面来探讨如何欣赏中国书法之美。作者从中国传统哲学理念——阴阳之道入手,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书法美学,并且在日常书写中让读者体会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一阴一阳谓之道。书法是毛笔在宣纸上的行走,是生命的兴衰起伏、是人生的阴晴圆缺。本书凝聚着作者多年来的书写经验和笔墨思考,希冀读者在生活中体会美感,在笔墨中照见自己。中国书法之美,在日常书写中体会书法之美,领悟人生的真谛。
总序 生活•生命 20世纪 30年代,林语堂先生在撰写他的代表作《生活的艺术》时,曾给中国读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国人之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士所见称,而向无专书,苦不知内容,到底中国人如何艺术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我小的时候读《生活的艺术》时便有困惑: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果真如此惬意吗?林先生是五四新文化那一批人中讲好中国故事的代表,作为“两脚踏中西方文化”的他,对东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领悟,我长大了才慢慢懂得,林先生是写出了中国人生活的精髓。观山玩水、看云鉴石,不只是生活中的游戏,而是在困苦中找到生活的快乐。 《论语》开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头两句就是讲快乐的,而第三句的“不愠”,指的是不生气,其实讲的也是快乐。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历史,可谓磨难重重,危难兴邦,可是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是,再苦难的生活,依然要在痛苦中寻找快乐,在苦难中看到光明,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扶贫考察活动。当时我们去了陕西最贫困的县,看到最贫困的老百姓住的是窑洞。走进窑洞,环顾四周,可谓家徒四壁,非常简陋。但我忽然瞧见在窗户上还贴着红灿灿的窗花,感觉到即使在那么贫困的环境中依然能够看到生活的希望,这大概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历经劫难,依然能够在艰难困苦中崛起富强的原因吧! 明代才子金圣叹的《不亦快哉》三十三则,细细品味,都是讲生活日常。第一快是讲炎炎夏日,鸟都不敢在天上飞,大汗淋漓,吃不下饭,地上潮湿,苍蝇乱飞。无可奈何之际,忽然大雨倾盆,苍蝇也不见了,终于可以安心吃饭,这难道不是让人快乐的事吗?第二快是讲十年不见的老友,忽然前来拜访,赶紧问妻子有没有酒钱,妻子把簪子取下交给自己,让去买酒,这难道不是让人快乐的事吗?夏天炎热吃不下饭,可见住房条件不怎么好;朋友来访,拿不出酒钱,只能用妻子的簪子去换,可见生活捉襟见肘,看上去金大才子的生活似乎并不如意。三十三则不亦快哉,大都是讲在不怎么快乐的场景中品味快乐。“自古才命两相妨”,才华横溢往往也命运多舛。宋代大才子苏东坡一生沉浮顿挫,屡经挫折,他提出了人生十六件赏心乐事:清溪浅水行舟;微雨竹窗夜话;暑至临溪濯足;雨后登楼看山;柳阴堤畔闲行;花坞樽前微笑;隔江山寺闻钟;月下东邻吹箫;晨兴半炷茗香;午倦一方藤枕;开瓮勿逢陶谢;接客不着衣冠;乞得名花盛开;飞来家禽自语;客至汲泉烹茶;抚琴听者知音。这十六件乐事与文章无关,与官场无关,与功名无关,与荣辱无关。被官场泼了一身脏水后,苏学士依然能够在平常生活中找到人生的乐事,不由得让人佩服。 历经艰难乐境多。生活给了我们磨难,我们要从磨难中找到快乐。中国历史上不乏那些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生活家”,比如孔子。孔子不仅好学,而且主张乐以忘忧——“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最快乐的事是带着学生去春游,去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吟唱着回家。“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咏而归。”他是个美食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收学生不要昂贵的学费,只要十条腊肉就可以——“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可能只是他的一句玩笑,也许他最爱吃腊肉;他“温良恭俭让”,有时也会训斥学生,比如骂宰予烂泥扶不上墙——“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我以为理想的生活也许是这样的:不过分乐观,也不过分悲观,而是达观地看待生活中的一切;可以追求功名利禄,但不为功名利禄所困;懂得世事多变,却也抱着美好生活的希望;看尽世态炎凉,仍然热情地生活着;经历人情冷暖,照旧与人为善;了解人生艰难,依然能在生活中找到快乐。 然而有快乐就会有痛苦,有痛苦而后有反思,有反思而后有求索,有求索而后有觉醒,有觉醒而后有通达,有通达而后有悲悯。 悲悯,悲的是天,悯的是人。天和人是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本来为一,绝非意识想象而合。宇宙是大生命,生命是小宇宙。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农业社会里,春耕秋收,离不开天地的蕴化,因此古人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皆自观天象来定。人事与天地自然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古代中国的天文气象之发达,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知识系统。例如节气就是古人在干支历表中根据一年中天文气象的变化确立的特定节令。二十四节气周行不殆,循环往复,揭示了气候变化的规律,并将天文、气候、自然变化和人事更替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人对时间的表达方式。古人睹花木生灭之序,顺阴阳气机之变,成人事繁盛之业。天人合一,意味着天地宇宙和人事心意是一体的。“体上合一,用以分别。”这是中国人的生命观。 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呢?生命是人从生到死的一段旅程。在这段旅程中,人要经历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转换。生命是悲喜,是荣辱,是舍得,是浮沉,是聚散,是成败,是离合,是生死。在时空变化中,人的这一段生命要经历种种高低起伏和春夏秋冬。但凡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对生命一定有独到的看法。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最是活泼可爱,逍遥自在。庄子的妻子去世,他非但没有哭,反而在一旁敲着瓦盆唱歌。他说:妻子没来到这人世间之时,本来就没有生命,没有形体,如今又从活着走向死亡,这就和春夏秋冬四季交替运行一样,死去的她安然地躺在天地之间,这本就是生命的常理。轮到庄子自己要死的时候,他的弟子想要厚葬他,他制止说:我是要以天地作我的棺材,以日月作我的连璧,以星辰作我的珠玑。万物都为我送葬,我的葬仪是十分完备了。弟子说:我们恐怕老鹰会吃掉老师的身体。庄子说:在天上被老鹰吃,在地上被蝼蚁吃,夺取老鹰的食物送给蝼蚁,为什么这样偏心呢! 庄子说: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生命中有许多无可奈何,面对生命中的事与愿违求而不得,安心接受它,就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一样。庄子认为这是德的极致。庄子的生命观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超越性。接受它,是要超越它。超越生命中的成败得失,超越生命中的荣辱起伏,乃至超越生命中的旦夕祸福。 生命有数宜体会,时光无长莫怠荒。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许多对生活和生命的体会及领悟。例如香事,蕴含着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品味,对于生命的体察;花道,意在静观花木,领悟人生;书法,是汉字的艺术,每一个汉字都仿佛是 一个生命;太极,是内在生命的外化;中医,是中国人的生活之道,是生命能量的调节和调整…… 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而且绵延不绝、长久不断。学习传统文化绝不是仅仅背背诗读读经而已,而需要系统地学习和理解数千年来中国人的观察方式与思维方式,再通过自己的实践来理解和体会,这才是真正知行合一地学习传统文化。日用而不知,传统文化只有跟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才能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这套书聚焦传统文化,旨在写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精神,取名文化传家,意在让传统文化通过中国人的核心单位——家,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家国于心,人月两圆。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朴素也是最深切的情感。生命在家庭中繁衍,生活在家庭中美满。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家国同构,心怀天下。愿传统文化能够不断滋养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愿传统文化能够维系家国,惠及天下。 沈国麟 二〇二一年中秋于复旦燕园
沈国麟,1978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绍兴,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上荣获上海市社科新人、上海市曙光学者等称号,出版、主编和翻译了11部学术著作,发表几十篇学术论文,荣获十多个各类学术奖项。艺术上师从韩天衡先生,现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炎黄画院特聘画师,复旦大学书画篆刻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新苑书画社社长,曾在美国耶鲁大学举办个人书法展,作品入选国内外多次大展,并被国内外多个机构收藏。
目录
总序 生活·生命 沈国麟 序篇 笔墨自叙 一 幼年发蒙 二 少年攻艺 三 韩门立雪 四 我求我法 上篇 中国书法的阴阳之道 一 提按 二 方圆 三 快慢 四 平奇 五 疏密 六 巧拙 下篇 中国书法的欣赏之道 一 线条 二 结构 三 章法 四 来路 五 个性 六 气韵
附篇 问汝平生功业:天下三大行书与书法人生 一 死生亦大:王羲之《兰亭序》 二 震悼心颜:颜真卿《祭侄文稿》 三 苦雨萧瑟:苏轼《寒食帖》
参考书目 中国书法的欣赏之道
书法终究是要给人欣赏的,一个时代的书法水平,不仅仅体现在书写者的水准,也体现在观众的欣赏水平。那如何欣赏一幅书法作品呢? 中国古代艺术评论容易让人看得云里雾里。评论家靠自己的想象给读者以很多的比喻,不深入了解书法的人还真看不懂。唐代最著名的书论《书谱》中评价王羲之的字“志气平和,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什么叫志气平和?什么叫风规自远?梁武帝称赞王羲之的字“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一般人怎么看王字也看不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到了晚清,康有为的书论代表作《广艺舟双楫》又打起了很多比方:《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吊比干文》若阳朔之山,以瘦峭甲天下。《刁遵志》如西湖之水,以秀美名寰中……《张猛龙》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马君起浮图》若泰西机器,处处有新意……如果你对魏碑没有深究,你都不知道康有为在说什么。 像这样的比喻在古代书论中比比皆是。现代人一来对文言文已然陌生,二来普通大众书法素养不够,无法真正进入书法的意境中,也体会不到这些比喻的妙处。但书法终究是要给人欣赏的,一个时代的书法水平,不仅仅体现在书写者的水准,也体现在观众的欣赏水平。那如何欣赏一幅书法作品呢? 一、线条 线条是中国传统书画的生命。写字画画的人,穷其一生练的就是那一根线条。法国大艺术家罗丹也曾说过:通贯大宇宙的一条线,万物在它里面感到自由自在,就不会产生出丑来。线条是世间万物的一种抽象,所谓“世间万物皆草书”。草书是线条的交错与狂舞,看尽世态炎凉,写尽人间冷暖。 线条是生命的律动,是阴阳,是聚散,是舍得,是悲喜,是荣辱,是浮沉,是成败,是离合,是生死,是性命,是命运。 什么样的线条才是好的线条?书法中的线条指的是书写者用毛笔蘸墨,在纸上行笔,与纸之间的摩擦力产生的墨线。什么样的笔才是好笔?什么样的纸才是好纸?这也没有定论。我小的时候买不起好的宣纸,经常在报纸上练字,后来又在毛边纸或者元书纸上习字,效果也不差。写书法的人一根线条往往要练几十年。书写者一遍一遍反复练习的是自己的笔性。笔性好的人,毛笔就如同自己手上延伸的一个器官,想要它怎么样就怎么样。韩煜老师曾跟我说:“就算给你一块抹布,你也要写出好的线条来。” 但抹布毕竟不是毛笔,毛笔是中国书法的主要工具。与西方人的书写工具不同的是:毛笔是软的。东汉大书法家蔡邕在《九势》中说“唯笔软则奇怪生焉”。奇就奇在毛笔是软的,因为软,所以才能千变万化;难也难在毛笔是软的,因为软,所以极度考验书写者对笔的掌控能力,在千变万化中如何掌握“度”是对书写者的最大考验。 能举起 100公斤杠铃的大力士,未必能写得出一根有力的线条。线条的力度是由书写者身体中的能量传递到笔管、笔锋,再经过纸张的摩擦显现出来的一种力量。质量高的线条,应该是富有弹性的,体现出一个“健”字,就像运动员的肌肉健硕而又发达,而不是肥胖症患者的肌肉浮肿而又无力。初学颜真卿,很容易写出有肉无骨的线条。因为颜体楷书,线条偏粗,字形偏肥,一味地追求形似,则很容易把线条写肥,而失去了里面的筋骨。 质量高的线条,应该是富有立体感的。古时有个比喻叫“锥划沙”:用锥子在沙里划,两边的沙子均匀隆起,中间则深深凹成一线,显得浑厚饱满,具有立体感。富有立体感的线条需要中锋行笔,初学者掌握不好毛笔,常常走偏。偏锋写出来的线条,立体感就很差。 质量高的线条,应该是具有张力的。书法中有个比喻叫“万岁枯藤”(图73、图74),长了一万年的藤蔓,虽然表面枯燥了,但内在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它盘旋转曲,蜿蜒而上,具有极大的张力。书法线条讲究的力量,是万岁枯藤中孕育的生命力。 质量高的线条,讲究“积点成线”。一根长长的线条,放大了看,其实是一个一个点累积而成的线。因此,用笔的过程中,讲究不断地顿挫,形成富有弹性、立体感,具有张力的线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根线条是徐渭草书中的长线条,例如这幅“一篙春水半溪烟,抱月怀中枕斗眠。说与傍人浑不识,英雄回首即神仙”。第二列“中”字的竖笔拉长,把“积点成线”中的点展现出来,近看是一个一个的点,远看是一根长长的线。 徐渭的草书把线条的顿挫运用到了极致,仿佛是他一生坎坷波折的写照。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等,明代中期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徐渭自幼就以才名著称乡里,但 20岁考中秀才后,经历八次考试,始终未能中举。25岁时,徐家财产又被豪绅霸占,次年,妻子得病早逝,可谓“家破人亡、功名不就”。37岁那年,徐渭辗转入府浙闽总督胡宗宪,协助其抗击倭寇。而后严嵩倒台,胡因为依傍严而受弹劾,死于狱中。作为幕僚的徐渭害怕受到迫害,精神病发作,用钉子钉入耳朵,又用锥子刺进自己的肾脏,反复自杀多次;又因怀疑后娶之妻张氏不贞,将妻子杀死而被捕入狱 7年。出狱后,徐渭已是 53岁。他北上蒙古、北京等地,最后回到故乡,自嘲“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最后在穷苦潦倒中结束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我与徐渭同乡,自幼听爷爷奶奶聊起他在绍兴当地的一些趣闻逸事,觉得他是一个狂人、怪人。经过 400多年,民间依然流传着他的故事,可见这个人的影响力不一般。徐渭有点像凡·高,都是一辈子郁郁不得志,后来发了狂。徐渭用钢钉插耳朵,凡·高干脆把耳朵割下来,两个人在艺术上都才华横溢,但艺术上的造诣却都没有给两人带来生活上的舒适,生活不但不舒适,而且都在穷困潦倒中结束自己的一生。徐渭生前的书画还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可以卖字画为生,但他不会经营自己,据说死的时候,身边唯有一只狗与之相伴。 徐渭称自己“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可见书法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就线条而言,他的书法特别讲究波折顿挫,体现着一种强烈的节奏感。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线条也非常讲究节奏感,但徐渭的节奏感更加强烈,而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前文中提及的“提按”在徐渭的用笔中显得格外显眼。按就重重地按,提就轻轻地提,提按之间增加了线条的厚重和力度,节奏感增强了线条的张力。那种抑扬顿挫、那种摇曳摆动、那种慷慨淋漓,像极了他的人生。也许书法才最能淋漓尽致地书写他内心的郁结与创痛。观读徐渭的书法作品,看着他的线条,仿佛看到了那个才华横溢又坎坷困顿、慷慨悲歌又悲狂郁结的明朝才子。 艺术家往往不得于世,哪怕是九五至尊的皇帝。中国书法史上有一种独具一格的字体叫“瘦金体”,初创者是宋徽宗赵佶。 瘦金体是最尊贵的艺术家,用第一等的笔,在第一等的纸上,第一等的自信写出的第一等的线条(图 77)。瘦金体的线条非常华丽,非常细的笔就这样在绢上或者纸上弹跳出去,那么自信,那么华贵,达到书法美学的巅峰。太细的线条不太容易把握,因为一细很容易无力,而宋徽宗对笔和线的把握登峰造极,再怎么细的线条,一经他手,便显得锋利有力,极富弹性。 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两位艺术家皇帝,都是亡国之君,命运跟他们开了个玩笑。《宋史》上说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就是说徽宗什么事都干得出色,唯独当不好皇帝。我有的时候想,像宋徽宗这样的艺术人才,当个亲王也许是最适合他的,可命运却偏偏选择他当这个皇帝,而且在王朝气数将尽的时候当皇帝。政治的影响力是短暂的,艺术的影响力是长久的。南北两宋有多少皇帝是让后人记得住的呢?如果评价徽宗的一生,究竟是看他政治上的失败,还是看他艺术上的成功呢?线条忌拖。一拖则无力,一拖则显得轻浮。质量好的线条,应该是写进纸里的,而不是浮在表面上的。我初学草书时,由于一味贪快,没把笔锋调整好,就这样拖过去,线条会显得死气沉沉,没有生气。线条忌描。字是写出来的,而不是画出来的。我初习魏碑,总想用毛笔写出碑刻的感觉,但圆锥形的毛笔写不出刀的感觉,所以只能描。但一描,整个线条就塌掉。 线条忌滑。尤其是写细线条的时候,毛笔很容易滑过纸面,从而不能入木三分。我有一次参加区里的书法比赛,看到一个老先生评委,一张一张地翻看作品的反面,看字的线条有没有渗透到背面,以此来判断书法的好坏。这种方法虽然有点极端,但有一定的道理。有力的线条一定是力透纸背的。 二、结构 以前韩煜老师在给我们上课时,最喜欢引用赵孟頫《兰亭十三跋》中的名句:“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他认为:所谓个人风格,主要是体现在字的结构上。 什么是结构?结构是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安排与关系。在书法中,结构指的是字的形状和姿态,体现在笔画之间、部首之间的关系。结构体现的是汉字的空间美感。 欧阳询曾经总结出“结体三十六法”,总结出书法结构的三十六种排法——排叠、避就、顶戴、穿插、向背、偏侧、挑 、相让、补空、覆盖、贴零、黏合、捷速、满不要虚、意连、覆冒、垂曳、借换、增减、应副、撑拄、朝揖、救应、附丽、回抱、包裹、小成大、小大成形、小大与大小、各自成形、相管领、 应接、褊、左小右大、左高右低、 左短右长,却好。这个三十六法主要是针对楷书的。欧阳询是唐人。中国书法史上有个著名论断:“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楷书到唐代基本确立了法度。“三十六法”相传系欧阳询作,讲的就是楷书结构的法度。 欧阳询是唐代大家,他创造的欧体已经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范式。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这一著名概念。范式指的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范式是一种基本模式。反观书法领域,我认为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存在着艺术上的范式。大书法家就是创造某种范式的人。这种范式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风格,而且是开创了某种共同的书写模式。范式影响了后世无数书写者,为后世的书写者奠定了一个风格基础和框架。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无疑是创造了一种范式,元代的大书法家赵孟 回到“二王”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书风;唐代的欧阳询和颜真卿无疑也确立了中国楷书的两大范式——欧体和颜体。论结构一个瘦一个肥。后世学书者练习楷书,学习最多的恐怕就是这两种范式。 汉字的结构最为微妙。初习书法,总以为要把字写得四平八稳才是好的。横要平竖要直,每个字要写得中正。但后来才发现,写字并非写得中中正正才好。楷书、行书、草书的字形一般都呈左低右高之势。尤其是横画,一般都取左低右高之势。我猜想是因为唐代以后,人们开始坐在椅子上,双足下垂,把纸摊平在桌子上写字,而大部分人是用右手写。用右手从左向右写,自然会把横画往右斜上方写,所以造成横画左低右高之势,整个字形会往右上方倾斜,结构上左边小,右边大。 有很多书法家把左低右高的字形运用到了极致,明末大书家黄道周就是典型的例子。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福建漳州人,世人尊称石斋先生。他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又处于改朝换代之际,度过了波澜壮阔的一生。论治学,黄道周精通理学、易学、天文学、史学,自 23岁开始讲学著作,终生不辍;论经世,他 38岁考中进士后,历任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詹事府少詹事、翰林侍讲学士,直至南明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论谏言,他敢于直言,朝堂之上,不畏人言,据理争辩,不惜触犯龙颜,数次被贬官;论忠君,他为南明筹兵抗清,自称“大明孤臣”,终至被俘就义,百年后,被清乾隆帝追谥“忠端”;论书法,他一改董其昌秀丽典雅的书风,用笔刚劲有力,笔势雄健奔放,痛快淋漓。 黄道周书法的结构颇具特点,他把汉字左低右高的态势运用到了极致。我测量了一下,黄道周的很多字倾斜度竟然达到 45度。右边翘得非常高有什么好处呢?右边抬高,可以有足够的空间来安排繁多的笔画,使整个字不至于过于局促。如果每个字都斜得很厉害,字与字连在一起,视觉上呈现出一种险势,仿佛排山倒海,气势如虹。黄道周的大幅行草创作凸显了这一特点。 字的结构表现出字的姿态。字是有生命的,有精气神的,有骨有肉的。读字就像观人一样,字的姿态各异,就好像看到人的表情神态不一样。字形像人形,如哭如笑,如跑如跳,如卧如坐。王羲之《丧乱帖》里的四个字“痛当奈何”,“痛”“当” 两字向左倾斜,有点扭曲,好像有点痛苦;而“奈”“何”两字又比较局促,匆匆收笔,仿佛对于时局无可奈何,只能草草收场作罢。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出土于云南,写法奇特,是晋代石碑中的奇葩,康有为曾评价其“端朴若古佛之容”。在我看来,《爨宝子碑》中每一个字都可以回味。如 “乐”字,上大下小,像上海人说的“大头小腰包”。如果小时候我写字写成这样,一定会被老师骂的,但《爨宝子碑》中很多字的结构都是出其不意的。那个时候的汉字还没有经过唐代的规训,所以显得非常原生态,生机勃勃。这个“乐”上面方头方脑的,甚是可爱,下面两点,向左右翘起,仿佛展开裙边跳舞一般,婀娜多姿。 又如五代杨凝式的代表作《韭花帖》中的“实”字,宝盖头与下面的“贯”之间有很大的空白,仿佛是这个字戴了顶高帽子,而且把帽子戴歪了,有点滑稽,又有点可爱,显示作者构思非常巧妙。 伊秉绶的隶书在清代独树一帜。他写隶书的结构颇具风格,用笔尚圆,但字形见方见扁。整个字看上去胖胖的、笨笨的,甚是可爱,而且还很幽默。如“变化气质 陶冶性灵”中的“化”“冶”“性”等字,都透露着一股憨厚之气。像伊秉绶隶书这样特色的结构会使得整个字古拙重大。隶书一般取横势。横势的字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体态扁方,宽比高长;第二,横画加粗,竖画变细;第三,在横画中,两头往上翘,使得整个字形有飞扬起来的感觉。 关于结构,苏东坡有个著名的论断:“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写大字容易散乱,写小字容易写得局促。中国书法史上写小楷多有能手,明代的王宠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王宠(1494—1533),明代书法家,字履仁、履吉,号雅宜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书画家多以长寿著称,但王宠短命,享年才 40岁。同时代的文徵明,活到了 90岁。除了寿短外,王宠一生仕途不济,考了八次都不中,仅以邑诸生贡入南京国子监成为一名太学生,世称“王贡士”“王太学”。也许王宠一身才气,没有发挥在科举考场上,而是挥洒在了书法上面。他在短短的 40年时间里,留下了诸多书法佳作,尤其是小楷,在明代书法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王宠的小楷用笔非常短,短到横竖经常以点来代替,像春天的小嫩芽一样萌动。因为笔短,所以整个字的结构留出了很多空白。上文说到黑白的问题,中国书法向来讲究计白当黑、知白守黑,空白和线条是同等重要的。韩先生在教我们看字的时候,经常要我们看一个字的白留得好不好看。在我看来,空白还孕育着一个字的气,好字的气是非常饱满的。王宠小楷的气氤氲游入字中,泛出字外,撑满整幅作品,使得小楷一点也不局促,反而显得宽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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