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思想论稿_张品端著_9787561585412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本书阐述朱熹思想的学术文化渊源, 朱熹与朱子学派的形成, 朱熹的政治思想, 朱熹的哲学思想, 朱熹的教育思想, 朱熹的文学思想, 朱熹的自然科学思想, 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 朱熹的社会教化思想, 朱熹理学与心学思想的发展, 朱熹在传统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等, 论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新儒学 (即理学) 之大成者, 开创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

　　中唐之后，中国文化的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闽浙赣的武夷山成为儒佛道诸种文化聚集之地。宋末，闽中杨时、游酢和胡安国等理学家将河洛理学传入武夷山，在武夷山形成了道南理学。朱熹在武夷山五十多年，以儒学新形态——理学为主干，融合佛道之学，建立起理学思想体系，在闽浙赣之武夷山形成新的国家文化重心——朱子学。对此，当时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拭说，“道在武夷”。

　　朱子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涉及经学、佛学、道学、史学、文学、礼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无所不及。当前，国内外学者对朱子本身的研究已十分深入，高质量的成果层出不穷，显示朱子思想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为了充分反映朱子学的文化价值，本书中的内容试图从文化意义上研究朱子思想。当然，朱子思想所赖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时代已经消失，其许多具体学术主张和思想观点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朱子思想中笃实务本、自我批判、道德观念、兼容并包、开放摄取的精神，不仅存在于其著述中，而且凝聚于历代中华民族的心理中，包括现代，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在个体或群体的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我们努力发掘朱子思想中的现代意义价值，推陈出新，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将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书的篇章内容多半以论文形式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过，也有一些论文被收录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于各篇专题研究论文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写成的，撰写的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少数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在内容土有所重合和交叉，这次整理汇编成书时，根据需要将重合部分予以删除，并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调整和增补，以保持专著的逻辑性和完整性。

　　拙著作为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的成果得以出版，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厦门大学出版社编辑对书稿做了认真的审读，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亦表诚挚谢意！

　　（二）朱子学在新加坡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新加坡于1819年开埠以后，华人大量涌入。在新加坡，华人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华人将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带到新加坡。他们为教育子弟，办学堂，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教材，传播朱子学。①教育宗旨是“究洛闽之奥”。

　　新加坡重视朱子学，是与种族认同、文化认同的强烈愿望密切相关的。新加坡华人在民族源流上始终坚认自己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并往往以此为自豪。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1991年新春晚会上说：“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的时候才开始，它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国文明初创时就已开始。这段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系统与文化。”②因此，新加坡加强华人传统文化的宣传，进行朱子学研究，是必然的。

　　新加坡政府大力提倡儒家文化，使儒学在新加坡得以复兴。1983年3月，新加坡建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儒家伦理与东亚实际发展的关系”、“儒家思想与现代新加坡”等。1985年7月31日至8月3日，该所主办了一次“儒家伦理研讨会”，邀请了本地及美国、英国、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及大陆等地20多名学者出席，发表讲演，进行研讨，借以促进各地儒学研究的交流。这次研讨会之后，1985年8月4日，根据担任“儒家伦理”课程的教师和对儒学有浓厚兴趣的文教界人士的要求，新加坡正式成立了“儒学研究会”，对朱熹的心性践履之学进行深入研究，以解决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洋化”思想所带来的精神危机。

　　在这个时期，新加坡学者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的研究已有不少论文和专著问世。新加坡大学龚道运博士撰写了《朱熹心学的特质》和《朱熹之乐学》等论文，并于1985年5月出版了《朱学论丛》一书。龚氏根据国家提倡儒家伦理的宗旨，全面研究朱子学的心性践履之学，提出朱子学也有心学，并认为朱熹的心学义理系统是对儒学心学的特殊贡献。龚道运还认为朱熹的心学对今日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他说：“朱熹心学所启示于今日吾人者，则凡欲修养其精神生命，升华其道德人格，以为安身立命者，皆需依本身气质之所近，以从事切实之践履。”龚氏的朱子学研究，发展了朱子学中的心性践履之学，把朱子学解释为治心之学，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儒学研究的新特点。

　　1896年，新加坡还出现了由林采达用马来文翻译的《朱子家训》。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表明，由传统儒学到现代儒学的转换，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实践和历史的选择过程，只有被选择的儒学，即从儒学中分离出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才能在现代化中发挥作用。

　　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像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一样，给这一地区的现代化打上鲜明的民族文化的印记。从这一点上讲，朱子学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是这种作用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它必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旧制度彻底解体、朱子学自身发生转化和更新的前提下，才能融入现代生活并发挥正面效应。

　　（三）朱子学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社会，有马来族、华族、印度族、达雅族、加达山族和土著民族所组成。人口达二千二百多万（1998年数），其中华人有五百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约四分之一。19世纪初，由于华侨不断移居马来西亚，儒家思想亦随之传入该地区。马来西亚华侨在各地创办私塾、义学、书院，讲授四书五经，宣扬中华传统文化，旨在强化民族意识，培养具有传统价值观的华侨子弟人才。1888年，华侨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建立起一所义学学堂。学堂的《章程》共15条，在课程方面，第13条规定要读《孝经》和《四书》。这里所说的“四书”，即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1898年，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的辜鸿铭（1857-1928年），将《四书》中的《大学》翻译成英文。这是朱子学在马来西亚的初期传播。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文化大会于1983年3月在槟城召开，通过了一份《国家文化备忘录》。该备忘录认为“在多元种族国家里，如果强制推行语文、教育和文化的同化政策，其结果必将引起民族的不和，使国家团结的基础受到动摇”，主张“应该以联合国人权宣言、联邦宪法、国家原则、各民族平等与协商精神作为讨论国家文化问题的基础，以确保各族人民继承与发展其民族文化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做到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经过不断的努力，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末，马来西亚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专院校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有一定势力，他们不仅创办华文学校，而且创办有华文日报20多种和多种华文报刊。随着中文经济价值的提高，国内外华语人士交流的增加，其发行量和读者人数显著增加。《南阳商报》和《星洲日报》两份大报的日发行量已分别达到20万份左右。其读者，除了本国华人外，还包括中国人和亚太乃至世界各国的华人。1993年，华人社团对华族文化发展方向做出新的总结：“创造大马华族文化的独特性，提升华族文化内涵，促进文化交流，贯彻开放、多元化，国际化的文化概念，致力使华族文化为国人所接受及认同，并引以为荣。”

　　在“提升大马华族文化”的背景下，东马砂拉越州朱祥南先生广泛联络文化教育界人士，经砂拉越洲社团注册机构批准，于1996年4月，在砂拉越洲美里市成立了“砂拉越美里紫阳学会”。该学会的宗旨：一、学习和研究中国伟大学者及哲学家，尤其是朱熹的学说，并评估这些学说对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影响；二、与其他文学和文化团体在相同的领域彼此交换意见和看法；三、促进砂拉越州内不同社群之间的亲善及了解；四、出版文化研究的文章以促进马来西亚文化的融合；五、在社团注册官及有关当局的许可下，进行筹款以达致以上所述的宗旨。该学会成立后，积极与中国朱子学研究团体建立联系，开展文化学术交流，并编辑出版《紫阳学迅》会刊。朱祥南会长说：“我们创建学会，编印会刊，目的是弘扬儒家学说与朱熹思想，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希望在文化沙漠中的砂拉越开辟一个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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