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出的标志》是纳博科夫移居至美国后写的部英文长篇小说，是他和美国相互适应六年后的创作，也是一部构思精妙、语言丰富的杰作。作者在小说里虚构了一个荒诞不经的国度，人们信奉埃克利斯主义，追求整齐划一的埃特盟（普通人）式生活，浑噩无知又胡作非为是国民的通性。主人公克鲁格是该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享誉海外，领导人巴图克为了让他为新政权背书而百般尝试，始终不得其法，后挟持了克鲁格幼小的儿子大卫，通过这一小小的爱的杠杆撬动了克鲁格，主人公终却随着悲剧的发生走向疯狂。小说的主题是克鲁格那颗充满爱意的心的跳动，在妻子病逝、儿子被挟持后，他强烈、温柔的情感饱受折磨这也是纳博科夫在前言里明示读者应该关心和感受的。
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后部长篇小说，被誉为精妙的低声部的《哈姆莱特》。
一场文字的瘟疫，幻想和怪念的产物。
一颗充满爱意的心的跳动，情感被挟持之后饱受折磨。
一个荒诞的警察国家，浑噩无知又胡作非为的国民通性。
作为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作品对英文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庶出的标志》是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后出版的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越读越有味的作品。正如纳博科夫所言，一旦我真的再次浏览我的作品，带给我愉悦的是那些隐藏着的主题在路边发出的细声细语。 因此，一千个读者可以从这部小说中发现一千个亮点。
前言
《庶出的标志》是我在美国写的部长篇小说，那是在我和美国互相适应的六年之后。小说的大部分是在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六年春完成的，那是我生命中一段晴朗无云、神清气爽的时光。我的身体棒极了，每天香烟的消耗量达到四盒。我每晚至少睡四五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便拿着铅笔在我住的那间昏暗的小寓舍里踱步。公寓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克力格区，我租的寓舍楼上是一位走步敦实的老太太，脚步踩得地板咚咚响，楼下则是一位听觉特别敏感的年轻女性。每天、星期天也不例外，我都会花上十个小时，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里研究蝴蝶的结构，那儿可是实验的天堂；但是一个星期中有三天，我在那儿只呆到中午，然后恋恋不舍地从显微镜和闪光的照相机前离开，前往韦尔斯利（坐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或者是地铁和火车），我在那里教女学生们俄语语法和文学。
小说在一个温暖的下着雨的晚上完成，与第十八章结尾的描述多少有点相同。一位好心的朋友，埃德蒙·威尔逊，读了打字稿，推荐给了艾伦·泰特，后者让霍尔特出版社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了这部小说。我那时全身心地扑在别的事，但还是可以察觉到小说反响平平。我记得赞誉声只在两本周刊《时代》和《纽约客》（可能是）上响起。
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一词指的是从盾徽上右上方到左下方的对角条纹（通常，但是不很准确，有表示私生子的含义）。选择这个标题是想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幅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人生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这个题目的不足之处是，一本正经、喜欢总体思想或者人文关怀（这两个意思没有什么差别）的读者或许会被引导着这么去看待这部作品。
没有什么比讨论小说的总体思想更无聊的事了，不管是从作者还是读者的用意角度来看。这篇前言的目的不是要表明《庶出的标志》属于或者不属于严肃的文学（这不过是空洞的深沉和讨好的平庸的一种委婉说法而已）。我对所谓的社会评论文学（用新闻和商业用语来说就是巨著），一向没有兴趣。我不是真诚的人，也不会产生很多启发，也不是要讽刺什么。我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寓言家。政治和经济，原子弹，原始的和抽象的艺术形式，整个东方，在苏俄发生的解冻的征象，人类的未来等等，所有这一切与我都无关紧要。就像我的另一部小说《斩首之邀》与现在这部小说倒是有着明显的关联一样，把《庶出的标志》和卡夫卡的作品或者是奥威尔的陈词滥调不加分析、不动脑子地比较只会证明，做这种比较的人既没有读 […]
摘自：《庶出的标志》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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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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