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巴尔的摩，费耶特街与门罗街的街角。在这片被遗忘的角落，美国梦早已支离破碎到只剩噩梦。人们为毒品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但与此同时，这里竟然还凝聚着希望、关怀和爱。
《街角》真实记录了美国内陆城市巴尔的摩一年内发生的焦灼故事，主要围绕十五岁的迪安德尔及其破碎的家庭展开，追踪了一群为生存苦苦挣扎的边缘人，揭露了纷繁复杂的街角江湖，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形象粉墨登场。街角充斥着捕食者与猎物、毒品贩子和抢劫犯，还有喜忧参半的警察、手无寸铁的瘾君子以及无辜受害的过路人。
这是一部记录美国内陆城市巴尔的摩一年内发生的街头犯罪故事的纪实作品，前所未有地捕捉到了一个大部分人都鲜少知晓的美国。仅仅通过一处街角，两位作者便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执法警察、道德十字军以及福利体系在巴尔的摩这样一座内陆城市发挥的作用是多么微乎其微。《街角》带领普通读者深入到美国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去了解那里人们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
这是一部反对美国毒品战争政策、反对经济忽视、反对系统性种族歧视、反对脆弱教育系统、反对将美国城市居民边缘化的作品。
作者的话
这本书是新闻报道的成果。实际上，出现在书中的名字都是在西巴尔的摩费耶特街一带生活过、挣扎过的居民的真名实姓。书中复述的事件，除了在后记里描述的那些，都发生在1993年。
我们的调查始于1992年九月。当时我们开始冒险进入富兰克林广场社区，并开始同人们会面，让自己被他们所熟悉。我们几乎算是随机选择了那片地区。人们认识中的费耶特街一带始于吉尔莫街，一路上到山上的门罗街，是马里兰州这个城市里一处有着一百个甚或一百二十个露天毒品市场的地区。正因如此，它在我们看来很典型： 富兰克林广场因此类同于任何一个被毒品交易席卷的内城社区。除此之外，我们选择西费耶特街是因为它和种族混居区域的距离。我们觉得这在展示一个基本事实上很重要： 巴尔的摩绝大部分的大型毒品市场都位于黑人社区中，但这些市场服务的很多吸毒者都是白人。在费耶特街和蒙特街的街角上，如同在那么多的美国街角上一样，对海洛因和可卡因的需求是跨文化的。
身为白人，我们在费耶特街上颇为出挑，一开始也被很多街角常客当成了警察或者警察的线人。更糟糕的是，一些老人还记得埃德身为巴尔的摩警察局巡警及警探的日子，导致有谣言把我们称为告密者或者便衣警察，甚至是更糟糕的角色。有一段记忆是关于蛋仔达迪的： 他晃悠着走上瓦因街，用尽全力高喊我为FBI干活，对所有人宣布了我们的存在。
为了消除这些怀疑，我们聊了很多天，开了很多玩笑，不带特定的目的在这一带厮混。我们同娱乐中心的孩子们打过篮球。在温暖的日子里，我们带着揽客仔们去街角商店喝冰茶。我们给出去了几十本《凶年》，大卫早期的著作，明确了我们真的是试着要写一本书的作家。重要的是，我们按照他们自己提出的条件同他们会面，并倾听他们说话。
西区警局巡警中的很多人并不熟悉我们，这让我们也成了他们眼中的嫌疑人。按照他们的思路，除了购买海洛因和可卡因，白人几乎没有理由出现在巴尔的摩街以北。这样的一个假定导致了一系列的截停、询问以及时不时的逮捕威胁。他们还会命令我们停止闲逛，离开这里。渐渐地，写作这本书的传言传回到了局里，这样的遭遇就变少了。
那些认识我们的警官则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年初时，在门罗街和费耶特街上的一起枪击案的事后巡查里，一个资深警探从犯罪现场人群中把大卫叫了出来，并亲切地交谈。这带来了问题。在街角常客们看来，这样的一次互动就需要解释解释了。后来，大部分警官都明白了我们的困境，并以无视来回应了我们，时不时地还对我们施加一点温和的虐待。
到了二月，大部分常客们都确信了，即无论我们宣称自己是谁，我们肯定不是警察。没人能想起我们买过啥或者卖过啥，或者我们做过任何让别人被关起来的事儿。基本上，我们一直在说实话，直到人们开始相信我们。
我们的方法足够简单，贴切的描述就是站边儿上看新闻主义。我们每天都带着笔记本去到社区里，跟着人们四处走。某天，我们也许会跟着迪安德尔麦卡洛下到吉尔莫街和费尔蒙特街；另一天，我们则会同艾拉汤普森待在娱乐中心；下一天，我们也许会跟着加里麦卡洛进到一处吸毒点。
因为笔记本的存在，我们经常吓到街角的人们。于是我们把纸笔放在口袋里，放在车上、娱乐中心或者一些足够友善而招待了我们的人家里。事件发生后，我们会离开一会儿去记下细节。记者们知道这不是记录自己目睹之事好或者简单的办法，但他们同样知道在非法活动中抽出笔记本一定会改变事件的走向或者阻止事件。对这本书来说，这个困难的方法也是的方法。
书中描写的约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的事件是被我们一人或者两人见证的。在某些情况下，重要的事件会在我们忙于记录另外一起事件或者没在这个社区里时发生。结果就是，这些场景不得不经由传统的、对有关人士的采访来呈现。幸运的是，街角世界对发生过的事件是如此在意，好几种描述会从不同的源头那里汇集到我们这里来。那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麦粒从麦糠中筛出来，这是所有新闻报道的关键过程。
我们一直要到1994年才开始动笔，此前跟踪了我们的角色一整年，好让自己能对他们的经历有更好的理解。为了保持住对那些住在费耶特街一带的人的叙述焦点，我们选择不把自己放进书中。时不时地，也许读者能看出作者被称为黑车或者朋友或者同伴是一个特定场景中的角色。但是，任何试图猜测作者们在不同场景里存在感的人也许会大吃一惊。比如，当迪安德尔举手主动参加演讲活动时，我们没在那堂英语课上。当他在公交车站堵住博，把他打倒要求还钱的时候，我们也没在。这些事件是被复述给我们的。另外，当迪安德尔面对未成年法庭法官的时候，我们在法庭里。当泰瑞卡生儿子的时候，以及当时我们大感懊恼当加里麦卡洛在富尔顿街上被打劫的时候，我们都在现场。我们试图对自己时不时在场这一事实进行准确描述，但同时也要保持谨慎。
书中的对话要么是我们一人或者两人所亲历的。或者，在屈指可数的情况下，是从对那些参与了对话的人的采访中重构出来的。同样，当暗示角色们在思考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插入了他们的思绪，或者从他们的行动中感受出了这些。更经常的情况是，当事人在回忆事件的时候我们在场，他们的想法在事件发生当时或者发生之后立刻被口述表达给了我们。其他情况下，内心独白则是从多次采访中构建出来的。
此外，我们逐渐向书中的每个主要角色展示了相关的部分，他们此刻可以建议但无法坚持修改。我们鼓励自己的描写对象纠正事实性错误，解释清楚其中的矛盾，或者为自己的故事增加相关细节。新闻报道经常拒绝同信息源分享尚未刊载的内容，但在这样的一个项目里，这个惯常的禁止似乎没有意义。为了写出内在视角的叙事，记者们需要从自己采访对象那里获得能获得的一切。值得一提的是，费耶特街上的人们读了我们写的，并在读后对大部分内容都实话实说。那样的互动过程让这本书变得更好以及更准确了。
然而，读者们也许会好奇某些角色会不会倾向于以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复述事件，夸张或者伪造细节。实际上，作者们在很多情况下听到了很多谎话。要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窗口里进行调查，且基于的是同人们有限的互动的话，这本书将会存在严重缺陷。事实上，我们又持续跟踪了我们的观察对象长达四年多，这个时长足以让任何人都无法就自己的生活弄虚作假了。比如，1993年一整年，除了大麻和酒精，迪安德尔麦卡洛拒绝承认在使用任何毒品。但是到了1995年，他进了戒毒中心，卑微地展示了几个注射痕迹，并承认早在两年前的圣诞节就在吸海洛因了。正如人们所说的，时间会给出答案。
后一点坦白： 对于观察人们的挣扎和遭遇来说，一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1993年的时候，费耶特街上的很多人都在面临着挣扎。我们是记者，但我们没有抛开可以鼓励那些想改变的人的机会。当他们想要重回正轨或者进到戒毒中心寻求康复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回避给出一定程度的情感支持。
一开始这让我们略有困扰。严格不介入的通常规则要求，当某人想搭车去美沙酮诊所时，记者应该拒绝。要是那人真的想要参加美沙酮戒毒项目，无论有没有记者和记者的汽车在身边，他都会去做。同样地，要是那个人差几块钱买早上的那一发毒品，无论记者兜里有没有钱，他也都还差着那几块钱。
这种不偏不倚的立场听起来不错，但某天那个记者遭遇了一个难受至极、业已崩溃并公开哭求别人开车载他去诊所的人，他很难袖手旁观。或者是那天，那个记者把一个重度成瘾者拉出街角人群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采访，却看到他因为没有毒品而痛苦不已。如果那个瘾君子在搞自己的勾当，他此刻应该已经有毒资了。但他花费这个早上同一个作者聊自己的生活，上帝啊，那男人急需五块钱啊。
出于规则，我们不会干预事件进程。但偶尔，我们也会忽视这条规则。我们作为记者进入了这个项目，但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发现自己要比预想的更关心我们的观察对象。要是这样做有益或者有害，他或她之外的人会受益或受害，那可以说我们的原材料遭到了污染。但是我们所提供的有限支持几乎没有起到任何效果。迪安德尔、芙兰、加里他们年初时都混在街角人群里，年底也全部在那里收尾。而布鲁逃离自家的吸毒点是悄悄做到的，没有来自任何人的任何鼓励。也许我们所有事关新闻报道不干预原则的担忧都是基于虚荣吧。街角文化和毒瘾是强大的力量，等同或者大于横亘在它们面前的所有法律障碍以及社会计划。在费耶特街上，其中的几率不会因为某人带着笔记本和偶尔的善意而有任何改变。
我们在这些事务里好的向导除了艾略特莱博再无他人，他在1962和1963年里，以类似方式对华盛顿特区的街角人群进行了自己的经典研究。在关于《塔利的街角》（Tallys Corner）调研方法的阐述中，莱博这样写道：我观察的人们知道我在观察他们。有人利用了我，不是把我当做一个外来者，而是把我当成了某个因为某种原因比他们有更多资源的人。当另外一个有资源的人出现时，比如拥有金钱或者汽车的人，他同样会被如此利用。我通常试着限制金钱的数额或者其他援助的程度，使其等同于他们面对一个有着同样资源的朋友时所能获得的分量。我在不变得显眼的前提下，尽量地满足了这些要求。
费耶特街上很多人给予了我们合作和支持，我们特别想感谢那些对我们敞开了自己世界的人： 芙兰博伊德和博伊德一家；威廉和萝伯塔麦卡洛及他们的家人；迪安德尔麦卡洛、泰瑞卡弗雷蒙以及迪罗德赫恩斯；理查德卡特和他的家人；艾拉汤普森、她的家人以及小马丁路德金娱乐中心的孩子们；乔治尔普斯、麦克埃勒比、丹尼斯戴维斯、蛋仔达迪、泰瑞哈姆林、布莱恩桑普森、托尼布瓦斯，还有维罗妮卡布瓦斯。我们也怀念柯蒂斯戴维斯、平普、丽塔、斯卡里奥、包子、沙登以及其他逝去的斗士们。我们深切怀念加里麦卡洛，一个有着伟大心灵和温柔精神的人。他真诚的友谊和对这本书的兴趣支撑着我们。
支持我们费耶特街旅程的还有一群慷慨的灵魂： 社区委员会和娱乐中心的弗兰克朗、马泽尔迈尔斯、默特尔萨默斯以及乔伊斯史密斯；巴尔的摩警察局的罗恩丹尼尔警监以及西区和南区警察局里所有那些理解这个项目并给予我们工作空间的警官们；巴尔的摩拘留中心的拉蒙弗拉纳甘典狱长；南巴尔的摩无家可归者庇护所的约翰西曼和他的同事们；弗朗西斯M.伍兹中学的萝丝戴维斯；波恩赛考斯医院社工部门的凯茜麦克加哈和珍妮麦克纳马拉；波恩赛考斯医院及圣爱德华社区健康诊所的丹霍华德医生；艾萨克T.戈尔德神父，好消息圣经礼拜堂的牧师，这所教堂是富尔顿街浸会教堂的分支；还有瑞贝卡科贝特，来自《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朋友和导师。我们同时得到了乔兰尼、索尼迈斯和豪斯拉里卡纳达费耶特街和门罗街上三名圣徒老兵的大力帮助，是他们同我们分享了很多来之不易的智慧。
后，也一定是重要的，有这么一帮曾被称为克伦肖黑帮兄弟的人。我们缅怀丁基和博，我们也对泰、硬汉、迪昂、布鲁克斯、布莱恩、杜威、多里安、阿诺德、罗纳德和其他人致以西巴尔的摩方式的敬意：
慢一点。轻一点。保持自由。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埃德想要感谢安娜伯恩斯，大卫的一切则有赖凯尔塔克西蒙。没有他们不间断的爱和支持，这本书不会付梓。
在大路出版社（Broadway Books）里，我们的谢意要给到比尔申克尔，感谢他对这个项目毫不动摇的支持，还有维多利亚安德罗斯、卢克登普西、瑞贝卡霍兰德、玛吉理查兹、特里格罗宾森、詹妮弗斯维哈特，以及罗伯托德维克德昆普蒂什。同样还要感谢我们的代理拉斐萨加林，哪怕截稿日一个接一个过去，他也依然站在这个项目身边。同时我们对责编芭芭拉拉瓦奇的付出充满了谦卑的谢意，没有她细致的审视，这本书几乎是前言不搭后语的。
这一切的中心是约翰斯特林。他不仅以一名伟大编辑的所有技艺和优雅塑造了本书，早在我们创作灵感乍现的那一刻他就已在场。是约翰早建议要记述一个城市街角上的生活，也是约翰让我们坚持了四年的调研和写作。后，他挺身而出完成了这一切，控制了页数，从作者手中又赢得了一本书。
后，我们想要感谢费耶特街上的人们给予了我们的罕有礼物。在如此多的混乱和抑郁之中，他们依然决定欢迎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允许我们在他们试着从一天活到下一天的时候在旁观看。他们信任我们，相信我们不是要去讲一个超出真相的更美好或更讨好的故事，而是在理解市区毒品文化是关于真实个体和真实生活的前提下去报道和记录。这是一个简单的前提，也是个重要的前提。我们一直试着不要丢掉它。
毕竟，记者们去寻求和获取同他人如此深入的联结几乎是种不得体的行为，这样的联结让记者在同一时刻里既感到了职业的骄傲，也感到了个人的羞愧。
关于这个两难困境好的说法来自美国民族志的精髓之作，詹姆斯阿吉的《现在让我们赞美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一书的序言。对自己也毫不放过的阿吉坚称：我所要写的是人类，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些以及远超他们理解的弯弯绕绕都一无所知。但他们居于其中，调查、窥探，并被其他异常陌生乃至无比陌生的人所尊崇和爱戴；而他们如今被他人审视着，别人拿过他们的生活，随意得如同拿起一本书来……
大卫西蒙、埃德伯恩斯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大卫·西蒙，美国著名电视剧监制、编剧及作家。前《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他的纪实小说《凶年》荣获1992年度爱伦坡真实罪案奖。根据《凶年》改编的《凶案组：街头生活》和《火线》都成为了经典剧集，被誉为美剧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彰显了美剧在文学性及社会批评方面的可能性。《街角》便是他继《凶年》之后，深入巴尔的摩内城社区一年后，创作的又一部纪实经典。
爱德华伯恩斯，前重案科警探，服役20年后退休，成为巴尔的摩一所公立学校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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