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血：推动人类遗传学的血液输送史_[英]珍妮·班厄姆/著依然/译_9787559667755

1939年7月，欧洲陷入战火。英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支援战时用血，血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体量流通在城市、民族与国家之间。采血、化验、运输和文件登记，庞大的数据让一些研究机构注意到血液中携带着众多亟待认知的遗传信息。短短几十年间，人类遗传学在遍布全球的血液研究影响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新，逐渐成为认知人类身份与健康的重要学科领域，血液揭示出的科学的人类世代与种族关系也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本书聚焦2世纪中叶的英国，梳理血液输送推动下的人类遗传学发展史。从危险的外科手术转变为常规化验，对血型的认识使个体间的血液输送与用血安全成为可能；庞大的采血数据揭示人类遗传共性，为破除偏见、国际团结奠定了科学基础。回看一众功勋科学家的突破之余，本书也整理收录文员、媒体、献受血者、国际机构等多元视角，向读者全面、生动地重现由科学界主导构建理性、包容、完善社会的时代。

1. 获《伊西斯》《柳叶刀－血液学》《选择》等国际权威期刊、杂志推荐，荣获2022年美国科学史学会颁发的苏珊娜·J. 莱文森奖。该奖项表彰自然史、生命科学史领域的杰出出版物。作者为遗传学学者和科学记者、大学讲师，以敏锐、广阔的目光书写20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围绕输血与人类遗传学的滚滚往事。
2. 激荡年代下振奋人心的科学史，展现丰富广阔的社会景观。20年代中叶，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契机，英国科学界的血液学研究突飞猛进，也揭开了研究一个国家、一个种族和世界人口遗传信息的序幕。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数十万份血液信息被登记在册，随时等候征调；血液学与新兴的¬¬¬人类遗传学建立起成熟的学科架构，带动国际交流与合作；传媒业的兴起以及国际机构的建立让知识从学术界进入广阔的大众视野，向世界传递平等、包容与科学。
3. 全书引用一手资料，反映鲜少提及的卓越科学工作者，记录他们曾这样为全社会奋斗。作者为资深科学记者，通过查阅书信、档案、台本以及对当事人采访，还原费希尔、穆兰特等英国专家为科学进步奔走、争取的场景。在没有计算机、算法和快递的时代，他们是那样收集、统计并快速¬¬¬协调材料与资源，保障民众生命的；借助遥远的人际往来，他们是那样收集到世界各地血液样本的。
4. 一个科学领域的进步引发全社会众多领域的变革。输血技术的进步、血液学的研究突破，让输血从危险的外科手术变为常规即可检测又能高效挽救生命的必需：血型用于司法鉴定中解决了众多案件；报纸、电影等媒介一度将稀有血型作为热点议题；BBC推出专题谈话节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作科普手册；在大规模采血基础上建立并迭代的完善建档制度；封存的数万血样时至今日依然有无限的再利用潜力。
5. 你未曾见过的世人瞩目：当人类血液成为社会热点。大批骑着自行车前往献血点的民众、为寻找匹配血型刊发的报纸头条、引发跨洋争论的“熊猫血”Rh血型的遗传机制与表述方法……当战争让血液输送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神秘、危险又生死攸关”的血液一度成为全社会亟待探索、突破的热点领域。
6. 海量血液推开人类遗传学的大门：来自群体、改变群体。全民征血正式开启人类遗传学的序章，不同地域民众血液中携带的信息差异让欧洲学界认知到群体身份的不同，它引发了一些人对种族、优生学的关注，也让一些人拿起科学的武器为种族平等奔走。我们的祖辈来自哪儿？我们的族群如何融合？大肆宣扬的种族优劣论是否有科学支持……血液携带的遗传启示引发持久深刻的探讨。

《绪论：血液、文件与遗传学》（节选）

1939 年7 月，英国公民第一次响应全国范围内的献血呼吁。战争迫在眉睫，卫生部希望覆盖全国的输血服务能有助于缓解空袭导致的流血损失。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布里斯托尔，数万人响应报刊、街边海报和广播中的广告，去往当地医院接受耳垂或指尖穿刺。征募中心里，护士从每名志愿者的血样中抽出几滴，滴入玻璃试管，用生理盐水稀释，再将其交与受过专业训练的血清分析员，他们负责鉴定献血者的“血型”——这一步骤对确保献血者和受血者血型相容至关重要（图0.1）。在护士和血清分析员处理血液的同时，文员将献血者的姓名、地址和整体健康状况填入表格和索引卡片。几天后，每名志愿者会收到邮政系统寄送的献血卡，卡片的不同颜色对应不同血型，有了它，志愿者就对响应献血要求做好了准备。输血一事并非创新，在一些国家，地方范围的小规模输血机构已运作了将近20 年，然而这是英国政府首次直接向其民众呼吁献血。人们对刚刚拉开序幕的战时动员热情极高，到7 月底，应急输血服务（Emergency Blood Transfusion Service，EBTS）已将十万人登记在册。持有献血卡成了英国民众为战争事业做贡献的新方式。
在英国人民聚力献血支持国防的同时，科学家也视这次大规模采血为机会，寻求遗传学上的进展。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Research Council, MRC）的一群遗传学家已经在开展一个项目，期望以血型为突破口，将人类遗传学转变为一门依托数学、精确严密的科学。其中包括统计与遗传学家R. A. 费希尔（R. A. Fisher），他供职于伦敦市中心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下属的高尔顿血清学实验室（Galton Serological Laboratory），刚刚被任命为优生学教授。费希尔相信，血型或许可作为诊断遗传疾病的工具，以及用来测试理论演化模型的数据。面对7 月拥来的大量志愿者，输血服务的策划者求助于高尔顿血清学实验室，急需他们对血型鉴定提供援手；费希尔视此为拓展自身研究规模的绝佳机会。他的同事，也是血清学家的乔治·泰勒（GeorgeTaylor）和实验室的其他成员开始着手培训数百名年轻女性，教她们掌握分辨血型的技术。与此同时，费希尔和他的秘书芭芭拉·辛普森（Barbara Simpson）转录了成千上万张献血卡上的血型鉴定结果，将临床信息转化为遗传多样性数据。伦敦的献血者并不知道科学家正在将他们的血液变为研究遗传学多样性的宝贵资源，然而事实是，他们就这样参与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早期大规模人类基因调查。
本书探究的是采集、运送和输受血液如何为20 世纪中期人类遗传学奠定基础。1939 年7 月是二者产生联系的重要时间点。自20 世纪20年代以来，输血逐渐从危险的外科手术范畴转化为常规治疗。这变化得以发生，部分是由于人们了解了输血成功率可以通过关注献血者和受血者的血型而得到提高。随着输血逐渐普及，登记的献血者数量渐长，记录血型鉴定结果的清单也越来越长。与此同时，对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感兴趣的研究者需要面对一个新生事物：在20 世纪30 年代，学界认定人类血型的遗传遵循遗传学先驱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预测出的明确规律。对许多人而言，最先得到分辨的ABO 血型系统代表着通向测绘人类染色体和了解“种族”这两个目标最有希望的路径，在认为人类遗传学需要更加稳固根基的人士看来，研究血型极为重要。输血服务产生的大量行政文书为这项科学事业提供了绝佳的原材料。在战争前夕的英国，输血和遗传学研究首次通过社会公共机构建立起联系。血型遗传学研究者越发参与到输血服务的实际操作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之后的20 年里，输血服务和遗传学研究一直联系紧密。战时输血服务令数量可观的人员进入行政管理系统，在其中，人类的遗传学差异可以得到定义与详解。
此后的20 年间，英国和世界各地的输血服务令研究人类遗传和多样性的学者接触到大量数据。作为回报，遗传一致度和遗传过程的研究也极大推动了安全取用人类血液技术的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费希尔的实验室“重生”为两个位于伦敦切尔西区、隶属于李斯特预防医学研究所（Lister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Medicine）的新实验室。其中，血型参比实验室（Blood Group Reference Laboratory）由血液学家亚瑟·穆兰特（Arthur Mourant）统领。凭借自身的科学管理天赋，他日后成为人口血型多样性领域的世界级权威。作为邻居的血型研究小组（Blood Group Research Unit）则由罗伯特·雷斯（Robert Race）执掌，他与英美两国的医生和血清学家关系密切、融洽，因而成为血型遗传学的领头人。在实操输血服务工作的同时，两个实验室也开展遗传学研究。他们的努力建立起了一个早期全球人类群体遗传学数据库，以及首次详细分析了人类基因位点。作为率先得到确认的人类遗传性状之一，血型预示了人类遗传学有潜力具有的形式：基于严密数学计算和大量数据。此外，上述一切成就中的大部分都是在20 世纪50 年代末人类遗传学和医学遗传学领域受世人瞩目之前取得的：此时，DNA 结构尚未被发现，染色体变化和复杂病理状况间、生物学分子的结构和遗传病间的联系也尚未得到认识。
如今，我们中有很多人都熟悉这样的响亮说法：通过遗传学可以窥见有关人口特性、家庭关系和生物学世系的秘密，还可以预测关键的健康状况。本书将讲述我们是如何对遗传学产生了这样的认识。现代遗传学不仅仅是理论成就或实验科学的胜利：它的起源根植于国家主义和20 世纪中叶的政治形势，根植于实验室和诊所间物质材料和知识的流通，还根植于管理工作单调乏味的现实。西奥多·波特（Theodore Porter）反思了人类遗传学依托于大量精神病院文书记录的早期历史，提醒我们，是“军队、监狱、移民局、人口统计局和保险公司中的巨大数据文件柜”令遗传学研究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20 世纪中叶的液供应站扮演了核心角色。这段遗传学历史的舞台中央站着血液、身体和行政管理系统。
对于这一形式的人类遗传学而言，英国是重要地点。在常规输血逐渐步入正轨的20 世纪20 年代，全球版图最大的大英帝国是一张由无线电和电报通信、航运线、贸易联系、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和殖民人口构成的网络，而英国则处于它的中心。尽管帝国江河日下，英国政府仍清晰地认识到英国在帝国的广袤辖地中拥有核心地位，以及若想保持这个地位，需要科学来扮演何等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参与联合国（United Nations, UN）等组织的工作，英国的科学家彰显出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创建符合战后国际主义世界秩序的理性氛围。此外，长久以来，英国的技术专家官员一直都志愿肩负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这有助于在民众间塑造出献血造福全人类的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建立了涵盖输血服务的全国性统一规划应急医疗保健制度，它为和平年代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打下了基础。由于这一公共机构及其前身的存在，本书将英国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索血液和遗传学间关系，这能够令研究具有高针对性，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前世今生，以及根植于特定时期的历史实录，展现科学研究如何受战时公众医疗保健服务影响发生巨变，之后又如何同遗传学领域意图重建自身形象而采取的人类共同性以及国际主义的说辞联系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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