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途东归_章永乐著_9787547322444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本书分成“历史推迟终结？”“异域的穿越者””过去之未来“”概念的刀锋“四编。主要内容包括：历史推迟终结？读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帝国式主权”降临了吗？重思奈格里与哈特的主权与全球化论述；失衡的议程读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天使入魔？重思《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等。

我捞起岛屿

和星星般隐逸的情感

我亲吻每一座坟头

让它们吐出桑叶

在所有的河岸上排成行

划分着大江流向

划分着领土

——海子《东方山脉》

一个品书人的“西途东归”（自序）

一

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法师前往天竺取经，在那烂陀寺等地精修佛法十余年，学成之后，代表戒日王朝君主信奉的大乘佛教，参加在曲女城举办的无遮大会，与代表其他教派的天竺高僧辩论，大获全胜。[1] 玄奘法师载誉东归后，十九年内翻译经论达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翻译强调译文的忠实、精准，成为佛典翻译史上的一大分水岭。而玄奘法师奉唐太宗之命口述成文的《大唐西域记》，可谓法师学术工作之外的“智库”工作成果，获得了唐太宗亲笔批示，为唐初中央政府处理西域军政事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后来更是成为那些疏于记录历史的南亚国家考古发掘和历史叙事重建工作的重要指南。这段故事在今天成为多元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佳话。玄奘仰视天竺的经典，而他背后的大唐在政治与文化上是充满自信的。

不过，《西游记》所普及的玄奘法师形象是围绕着“西天取经”展开的，并没有涉及《大唐西域记》的情节；故事的背景里只有“东土大唐”在西域的威望，但没有大唐在西域的开拓，这大概和明朝的讲述者、编辑者与西域的心理距离感有关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知道有多少负笈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的脑海中浮现过这个普及版的玄奘身影：他前往“西天”取经，在留学目的地获得殊荣；“西途东归”之后致力于精译佛经，“普渡众生”。这个形象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来说，具有极大的激励意义。玄奘所求取的“真经”，乃是精神秩序的经典，大唐在物质层面是否比天竺更发达，并不会影响这些经典的价值。与此不同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留学生之所以踊跃前往西方，首先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在物质力量的层面对非西方世界形成“降维打击”，进而在精神层面将自身树立成现代文明的典范，造就了一种深入人心、乃至于不言自明的信念：要建设现代文明，不能不师法于西方。

留学成为一股大潮，并非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如果说选派“留美幼童”只是清政府小范围内的试验，在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这个本土传统积淀最为深厚的人才认证与选拔机制之后，留学作为晋身之途的地位不断上升，而日本在当时是接受中国学生最多的留学目的国。仅1905年，中国留日人数就从1904年11月的2557人猛增至8000余人。[2] 而从1908年到1910年前后，中国留欧学生总数亦不过约500余人[3]，留美人数更少。留日路途近、耗资少，中日语言相近，更重要的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从西方眼中与中国同列的所谓“半文明国家”跻身于与西方列强同列的“文明国家”，其“速成”的改革包含了对西学的选择性吸收与转化的经验，对当时中国的许多决策精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此，东渡就成为一种间接的“西天取经”，而法政类专业则是最为热门的留学专业。许多近代中国的大人物与大事件都与留日有关 ——同盟会是在日本成立的，晚清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主要论战，也是在日本发生的，民初革命派阵营仍然以日本为基地进行反对袁世凯的动员；许多重要的思潮都是从日本传入。即便在北洋政权内部，留日精英从数量上同样远超留美、英、法、德、俄等国的精英。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战前的“大国协调”体系，[4]战后的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未能重建有效的“大国协调”。随着大国之间模式与道路的竞争加剧，中国留学生的目的国进一步多样化，在日本之外，英、美、法、德、比、奥都吸纳了不少中国留学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学美英两国的比例不断上升。国民政府又比北洋政府对于全国教育具有更强的掌控力，对留学的学科方向进行调节，使得学习理工农医（即所谓“实科”）的比例有所上升。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描绘了当时的留学生态以及不同留学生群体之间的“鄙视链”。而代表了新的社会模式与道路的苏联，则成为日本与西方列强之外的选项，许多怀抱革命理想的中国青年前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政治与军事。

自从19世纪以来，中国已经有好几波“西天取经”的潮流，但是不管中国人多么虔诚地学习，认真地自我批判，总是很难获得列强的接纳，甚至不断遭遇到新的打击。在1949年所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梳理了1840年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浪潮，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5] 这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直击旧国际体系的本质。

事实上，在近代世界史上，自居文明“教师爷”的列强不仅喜欢侵略“学生”，它们相互之间的相处之道也好不到哪里去。近代欧洲战争法产生于列国并立的格局，主要关注战争应当以什么样的程序来发动和进行，但并不限制战争本身。在美国通过二战确立在西方阵营内“定分止争”的霸主地位之前，欧洲列强相互之间开战是家常便饭。俄军、德军曾经占领巴黎，法军曾占领莫斯科、柏林，而欧洲的弱国命运甚至可以比中国更悲惨，比如波兰曾经数次被列强瓜分。在二十世纪战争法进入到“限制战争”阶段后，它在很多时候又成为区域或全球霸权国家借以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中东欧的地图一再被重画。

法国学者、七月王朝的首相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曾经为欧洲列国并立的状态而自豪，认为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一种原则、组织或势力能够主导欧洲，这使得欧洲孕育了充满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文明，具有极大的优越性。[6] 基佐用“自由”和“多元”的话语将猛兽式的竞争乃至战争包裹起来。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源于欧洲，21世纪规模最大的战争，也同样发生在欧洲。在18-19世纪，即便是欧洲的国家，在实力弱小并缺乏有利的大国均势条件时，其生存往往也是岌岌可危，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和人民，面对的游戏规则只会更加严酷。

批判的武器终究无法替代武器的批判。在中国赢得抗美援朝，证明自己的组织力已经今非昔比之后，各位自诩的“教师爷”们就不敢随便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了。在东西方对立的冷战环境下，虽然国家曾向意大利、丹麦、英国、法国、瑞士选派过少量留学生，但留学的主要目的国还是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留学生以学习经济管理和自然科学为主。1949年，在莫斯科养病的任弼时曾经向留苏学生提出建议，不主张他们学习政治、军事学科，原因在于，其一，中国已经经历过马列主义的中国化，以后在政治上固然还要和苏联互相交换意见，但是苏联实行的现行政策中有很多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其二，中国的军事干部主要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军队干部中选拔，所以留学也没必要去军事院校。因此，留苏的学生最好去学中国紧缺的经济管理和自然科学知识。[7] 任弼时对留苏学生的意见表明，留苏对于确立了新的政治主体性的中国来说，已经不是像清末民初的留日那样的人才晋升“快车道”了。而后来的中苏交恶，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早年的留日与后来的留美相比，留苏很难说形成了一场持久而声势浩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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