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讨论了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中古渊源，梳理由古罗马时代至近代欧洲各民族意识兴起的历史脉络，勾勒出从西塞罗、伊拉斯谟、但丁到马丁·路德、兰克等人一脉相承的民族主义思想谱系图，对中古史和早期欧洲史研究有极高参考价值。作者认为中古时代所继承的古典遗产--罗马帝国的精神--为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发生准备了营养和温床，而文艺复兴时代许多人文主义者，其实就是最早的民族主义者。
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后民族时代，本书似乎不合时宜，然而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却让本书越来越引人注目。
1.本书挑战了现代民族主义研究的三大经典《想象的共同体》《传统的发明》《民族与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颠覆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民族主义。
2.作者拒绝现代西方学术界长久以来对待民族情感的双重标准，严厉审视西方学术与政治权力的共谋关系，着力考察前现代欧洲政治、学术和艺术，在古典时代、中世纪和现代之间建立了新的历史联系。通过探讨民族主义的起源，重构了前现代欧洲的历史图景，为全球民族史研究夯实了基础。
3. 本书分析了两条线索，即古罗马政治遗产的传承与西方基督教化进程；讨论了三个专题，分别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民族发明、神圣罗马帝国权力更替中的民族主义因素，以及宗教改革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这种宏观总论与历史典型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深刻揭示了西方文明的根基和推动其历史发展的核心要素。
序
1963 年， 政治学家卡尔曼· H.希尔维特（Kalman H.Silvert）编辑了一部关于“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思想的文选，书名不太好理解，叫作《期待的民族》（Expectant Peoples）。尽管此书使希尔维特成了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先驱，但这本书当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并且早已被遗忘。在前言中，希尔维特提出了一个崭新的问题，此后将会不断被重复提到，答案却莫衷一是。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还要写一本关于民族主义的书”？
如果连身处20世纪60年代初的学者都不得不为再启民族主义研究的新篇章找出若干理由，那么如今，在成百上千的书稿得以出版的时代，这种压力该有多大？答案多半是“确实非常大”。没有哪位学者能摆脱此压力。然而，这并非坏事。再度为民族主义著书立说，依然有着充分的理由。
本书给出的理由简短而直白：我相信是时候重新开始研究民族主义了，而本书有助于促进这项研究。在过去的20年中，主导该领域研究的，是80年代出版的几本书。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们从这些著作中获益良多，尤其借此极大地拓展了他们的研究领域，但是，因其研究立足于流行语胜于理论的连贯性，偏重粗略史论而缺乏对第一手资料的考证，他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相信，如今效法这类研究已得不偿失。
本书将民族主义的崭新理论论据与关于其起源的全新历史分析相结合。通过这种做法，试图说服理论狂人（多为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接受有凭有据的历史论断的价值，并且说服顽固的实证派（多为历史学家）认可理论工具的价值。然而，首要的是，本书会号召该领域的学者重新将前现代欧洲的历史融入民族主义研究之中。
我明白，出版本书，是一项雄心勃勃甚至胆大妄为的任务。本书的反响，可能像给了作者一张通向历史编纂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无人之境的单程票，应者寥寥。不过，鉴于当前民族主义研究的状态，我认为值得冒这个险。如果本书有助于打破当前民族主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框架，那么它的基本目标也就达到了。此外，如果它还能够推动一些学者采纳和拓展其研究方式，那么，就算是马到成功了。
与我之前于2005年在德国出版的、关于该主题的《民族的竞争》（Wettkampf der Nationen）相比，本项研究所涉范围更广，而篇幅却更小。它囊括了更加广泛的理论论据，增加了进一步反映民族荣誉的内容，并且更为详尽地分析了政治角色—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渴望而未曾企及的角色。最终，它包括三个新增的部分：（1）古罗马的爱国主义精神，（2）语言的民族主义转型，（3）现代早期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关系。
由于本书涉及大量有关本论题的第二手文献，我不得已只引注了作为立论依据、信息来源和明确评论根据的著作的标题。我认为多数读者喜欢阅读可读性更强的图书，而不是引注堆砌的长篇大论，也无意弄清我本人的确切阅读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大可去读我的德文论著的注脚。
至于第一手文献，我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因为它们是我的方法和论述的基石。本书大量引用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文献，从公开演说到法律著述、王室敕令、政治诗歌、宗教手册、人文主义史籍和通信。这些文献大多是用拉丁文写成，另有大量的古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的文献。本书给出的英文翻译出自本人手笔或这些文献的英文译本（我偶尔会对译文稍加改动，以适应起承转合的需要）。为了使阅读流畅，只有在能够使某个论点更有价值的时候，我才援引原文。
除了书面文献，我还引入了图像资料，它们的作用不只是插图而已。每张图片都附有描述性图说，点明该图片对于说明正文论点所起的作用。图说之间彼此相连，形成了其自身的叙事逻辑。
用外语写一本书，令人极为兴奋，同时也有点担忧，仿佛一趟充满异国情调的旅程。一张精致的地图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因此对于能找到土生土长的向导，我感到很幸运，他们对英语这门语言知根知底、驾轻就熟。当我引喻失义、离题万里时，他们的援助尤其必不可少。安德鲁· 里斯顿（Andrew Liston）协助编辑了初稿的章节，凯瑟琳· 休斯（Katherine Hughes）则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以令人肃然起敬的敏锐眼光确保了措辞的准确，同时避免了论断的不完整。
本书大部分手稿完成于2007年到2010年间，当时我在剑桥大学的卡莱尔学院研究生院（Clare Hall, Cambridge）做研究员。在这所独树一帜的学府中，我在社交和求知方面都大受其益，我和家人都感到这是一个理想的落脚之地。感谢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Swiss National Foundation）慷慨资助年轻学者的研究项目，我们得以租用了一间漂亮的校园公寓，被更加美不胜收的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Institute）的花园所环绕。
在这段时间，我得以在剑桥大学历史系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同时参与现代欧洲历史研究课题小组的工作（这属于我的另一项正在进行的项目，是关于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官方专家与公共批评家的研究）。感谢这个小组的每周研讨会，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点子，其中一些用在了这本书里。蒂姆· 布兰宁（Tim Blanning）在2007年秋季学期组织的一系列关于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研讨会尤为有趣。
蒂姆还在其他许多方面为推进本书的撰写做出了贡献。他支持我当初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交的初始申报，后来对最初几章的评论于我大有助益，并且他最终阅读了整部手稿，为最后的修订提供了可贵的建议。每次拜访他的办公室，我总是满载良言忠告而归，外加一包可爱的童装—他的孩子们已穿不下，而我的孩子们即将用得上。
历史系的另一位童衫提供者兼智囊，是尤林卡· 拉布莱克（Ulinka Rublack）。我初来乍到时，她给了我机会，让我在她的研讨课上向学生们介绍我对马丁· 路德（Martin Luther）以及德意志民族的见解。结果，这开启了我们兴致勃勃的交流，尤其是探讨了民族形成过程中精神和物质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
2007年初，当我为跻身卡莱尔学院研究员而参加面试时，亚历克斯· 沃森（Alex Watson）作为委员会的一员，询问我将会如何区分前现代和现代的民族主义。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作答的，但是无论它多么令人满意，三年后，我有幸获得亚历克斯的首肯—他答应阅读我的手稿。我非常感激他的评论和指正。
在我完成和出版本书的过程中，下面这几位人士给予了我种种专家级的协助：巴塞尔大学图书馆的多米尼克· 亨格尔（Dominik Hunger）送来了现代早期木刻和雕刻的精美复制品；安德里亚斯· 豪瑟尔（Andreas Hauser）对如何打造插图的标题给出了有用的建议；手稿的一位匿名评阅者帮助我澄清了一些关键点；最终，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伊丽莎白· 弗莱德–史密斯（Elizabeth Friend-Smith）极其耐心地和我讨论了本书的副书名及标题长度问题，并使书稿得以顺利付梓。
对于本书及其他一切，我亏欠最多的人是我的妻子玛蒂娜· 施劳里（Martina Schlauri）。她舍弃了瑞士的一份稳定工作，肩负起养育孩子的重任，好让她的丈夫得以在英国学术界一试身手。在本书逐渐成形期间，她生下了我们的次女约瑟芬（Joséphine）以及三女玛蒂尔达（Mathilda），她们的降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夫妻和长女夏洛特（Charlotte）的生活。多亏玛蒂娜，家庭生活中相知相携的经历与我在学术研究中孤独的追求相得益彰。不过，在这些多姿多彩的年月中，我最幸福的时刻，是难得的与玛蒂娜走出家门、双宿双飞的周末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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