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世界处于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经济混乱，失业高企，政府的不负责任，环境恶化，以及国际间对立，都是西方国家面临的威胁。在本书中作者提出，如果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进行一些激烈的变革话，这些问题势必将不断加深。作者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一种社会主义化的模式。他认为，要克服以上的危机，就需要加强对私营企业和整个国家经济的民主化掌控。他以一些最为庞大的大型企业运用的策略化管理方式为例，来说明这种运行方式将赋权给员工，并且保证其生产的效率和创新性，进而提出可以将这种方式运用到更加宏观的层面，乃至整个国家层面。他认为这种方式能够将各企业团结起来，使其共同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而增大社会共同福利。
第一章 六个危机
反应迟钝的政府
工作场所的权力丧失与政治领域的权力丧失并驾齐驱。想想近年来政治中的大问题：商业利益的主导地位太过明显。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例，虽然它遭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反对，但是仍在继续推进。长期以来，公众舆论一直支持政府采取行动确保全民医疗保险（大多数支持者更喜欢单一付款人模式，一些人更喜欢公私混合模式），然而我们得到的却是奥巴马医改，这种温和的做法只向前迈进了半步。想一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努力屡次受挫。长期以来，公众舆论一直支持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结果商业利益压倒了普通美国人的偏好。或者想想一些从未付诸表决的事情，即《雇员自由选择法》（Employee Free Choice Act），该法将确保工会在大多数雇员签署认可卡以后得到认可。这类促进工会认可的措施多年来一直在民意调查中得到支持，可是国会却无动于衷。为了大企业的利益，政治系统被操纵，其影响深远，民主共和两党无一例外。
事实上，我们的政府对公众舆论的反应非常迟钝。在民意调查中，美国人表示，他们希望政府在能源（77%）、环境（75%）、医疗保健（72%）以及经济和就业增长（68%）方面的干预更多而不是更少。大多数人支持政府在为老年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平（73%）、确保食品和药品安全（73%）、保证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73%）、减少贫困（69%）和确保清洁空气和水（67%）等举措上采取更多而非更少的行动。有69%到31%的人认为我们需要政府来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而不是仅仅依靠市场。虽然这样的民意调查很难直接反映出坚定的承诺，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数据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结论似乎不言而喻：我们作为公民的偏好被我们的立法者一步一步地忽略了。
鉴于政府反应迟钝，这么多人对政治如此愤慨，如此脱离政治也就不足为奇了。2015年，只有19%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永远或在大部分时间里信任政府；只有20%的人认为政府项目运行良好；约55%的人认为“普通美国人”在解决国家问题方面比民选官员做得更好。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2016年的竞选表明，这种愤世嫉俗并不一定代表民众与政治脱节，不过我们正在打一场艰苦的战斗。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35%的美国成年人定期参加选举，30岁以下的人则只有22%。在过去两年中，只有8%的人自愿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环境的不可持续性
气候变化、物种灭绝、陆地和海洋资源过度开发，正在给地球生态系统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截至1970年，人类活动已经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人们使用的资源超过了可用自然资源能够维持的限度。今天，人类使用地球自然资源的速度比它们的补充速度快了近60%。在美国，我们消耗资源的速度是可持续消耗速度的7倍。总体而言，人类已经跨越了许多“星球生态的边界”——这不仅表现为气候变化和森林破坏的速度被加快，还表现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氮磷循环的中断。我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杀死其他物种。仅在1970年至2012年间，科学家追踪的陆地物种数量就下降了约38%，海洋生物下降了36%，淡水动物数量下降了81%。我们正处于第六次大灭绝的边缘，这次灭绝不是因为自然地质力量的作用，而是由人类引起的。
由于担心潜在的支持者会因焦虑而陷入绝望，环境活动家常常淡化下列问题：生态系统崩溃，冰川消失，珊瑚礁衰退，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长，等等。不过坦率地讲，我们已经到了悬崖边缘。气候变化每年在全球造成40万人死亡，直接原因是极端天气，间接原因是疾病的发病率升高，以及作物歉收和缺水造成了内战和社会冲突。空气污染每年造成550万儿童夭折。前方的道路看起来更加黑暗。除非大幅减少碳排放，否则到了2100年，海平面上升会使全球10亿人流离失所，仅美国就有1300万至2000万人。
将所有这些都降到城市层面，且以纽约为例。更高的海平面将意味着更多的洪水，就像2012年飓风桑迪引发的洪灾。这场风暴造成了近200亿美元的损失，43人死亡，更多人受伤；机场、火车、地铁和高速公路全部关停，医院和废水处理厂丧失运作能力，电力设施被淹，手机系统受损。沙质洪灾过去大约每400年发生一次。随着全球变暖，到21世纪末，这种情况可能会大约每23年发生一次。纽约洪灾区的面积预计将翻倍，覆盖的市区面积为99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约合259公顷）。
有一点很重要：解决气候变化的威胁需要的不仅仅是转向可再生能源。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一次能源生产（primary energy production）在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中的占比不到四分之一。我们的大部分碳排放来自交通、农业、钢铁、水泥和化学品。我们的工业系统的大片区域必须得到更换。
社会解体
在我们的性别和种族关系中，在我们的家庭、社区、城市和地区中，以及在我们的刑事司法、医疗保健、儿童保育、老年护理、住房和教育系统中，我们正在经历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社会危机，而且危机在日益加重。
想想美国反性骚扰运动揭示的男性普遍虐待女性的情况。2017年，约54%的美国女性报告说，她们遭遇了“不想要的和不适当的”性行为。这反映了在经济、社会和性关系中，男女之间持续存在深层的权力不对称。对女性的骚扰和虐待在工作场所司空见惯，男性通常身居高位，担任老板，他们利用权力虐待女性，掩盖自己的罪行，并强迫女性接受保密协议，以防止她们提醒他人注意危险。虐待儿童和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暴力行为也很猖獗。
想想女性在平衡工作和非工作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在非主管雇员收入停滞造成的经济困难，以及妇女运动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推动下，妇女（未婚、已婚、有子女和无子女）在获取工资的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她们仍然承担着抚养孩子和家务的大部分负担。许多人从事兼职来平衡由此产生的矛盾。这样一来，获得足够的收入变得更加困难，更不用说干出一番事业并获得合理的工资提升了。而非全日制工作本身也变得更加艰巨，因为企业要求员工在工作时间上有更大的灵活性，并在工作时间之外有更多的可用性。因此，对于大多数劳动人口，特别是劳动妇女来说，相对于家庭的需求而言，工作时间太长了，相对于经济需求而言工作时间却又太短了。
毫不奇怪，压力已经非常普遍。美国心理协会对成年人进行了调查，要求他们用10分制对自己的压力水平进行评分，其中1表示“压力很小或没有压力”，10表示“压力很大”。调查对象通常报告的平均压力水平为5.1，而他们认为代表健康状态的压力水平为3.8。约24%的成年人报告了极端压力，在10分制中，压力等级为8、9或10。2016年，女性的平均压力水平甚至高于男性，女性为5.3，男性为4.9。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金钱和工作是最大的压力来源。许多人报告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由于压力，他们出现了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症状，如感到紧张或焦虑（42%）、沮丧或悲伤（37%），以及会持续担忧（33%）。
想想我们社会的种族关系。尽管自吉姆·克劳（Jim Crow）时代以来，种族关系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但是许多白人美国人仍然非常依赖他们的特权。经济增长一旦停滞，这种依恋就表现得尤为丑陋。人们担心别的群体的进步会危及他们自身的经济机会。就业和住房市场上的歧视依然猖獗。少数民族社区的贫困率和监禁率要高得多。虽然大多数美国白人表示相信种族歧视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大多数非裔美国人每天都能感觉到种族歧视的影响。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在2008年至2012年间，美国所有仇恨犯罪中，有整整三分之一针对的是非裔美国人。
想想我们的社区和地区。人们越来越可能生活在经济和社会同质化的社区。与此同时，邻里之间相互变得陌生，甚至从未知晓彼此的名字。少数族裔占主导的社区面临资金不足、基础设施维护不善、犯罪率高、警务军事化、食物沙漠化、住房过度拥挤等问题。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各地区的生活条件日益悬殊。农村地区和小城镇陷入经济困境，年轻人弃之不顾，全都奔向大城市。像底特律等一众曾经繁荣的城市，在工业搬迁之后，逐渐变成了一堆瓦砾。
想想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一种民族耻辱。在美国，每140人中就有1人在狱中（而在加拿大，这一比例为531比1），另外每31人中有1人在假释中。我们占世界人口的4%，而囚犯占比为22%。这并不是说犯罪在美国更加频繁，我们的受害率与许多同样富裕的国家差不多。我们的制度更具惩罚性。美国入室盗窃的平均刑期为16个月，而加拿大为5个月，英国为7个月。这种严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种族主义的结果。我们制度中的种族不平等令人难以置信。在2010年之前的20年里，以快克（可卡因的廉价形式，主要吸食者为穷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形式分发5克可卡因，最低可判5年联邦监禁。如果犯罪涉及粉末可卡因（更昂贵的形式，主要吸食者为富人和白人），5年徒刑需要500克的量——整整100倍。由于这种不平等，我们现在发现4.7%的非裔美国人被监禁，而白人只有0.7%。非裔和拉美裔加在一起约占美国总人口的30%，但占监禁人口的60%。监狱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非暴力犯罪，如持有毒品，或是侵犯财产，而不是侵犯人身安全。一旦入狱，我们的同胞们面临的将是一个充满暴力和勒索的世界，改造的机会少之又少。不出所料，约67%的获释囚犯在三年内会再次被捕。
想想我们的病人和老人护理系统。马里兰州郊区的男性（富人，主要是白人）比紧挨的华盛顿特区的男性（穷人，主要是少数族裔）多活17年。哪怕哈莱姆区的男人活到35岁，他们还是比孟加拉国的男人短命。54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种族问题，还反映了教育和收入问题。在儿童（婴儿死亡率、健康状况、活动受限、健康饮食、久坐青少年）和成人（预期寿命、健康状况，活动受限、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症）中，较贫穷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健康状况要更差，这些模式总体上在种族/族裔群体内全部适用。
以住房为例。盈利性住房市场正在让我们失望。在整个美国，没有一个县的经济适用房不严重短缺。对于每100个极低收入家庭，可供出租的廉价住房只有29套。在快速发展的城市里，对大多数劳动人口而言，拥有住房的成本高不可及。部分租客承担的租金超过收入的30%，这些租客所占的比例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23%增加到2016年的47%。因此，在2017年随便哪一个晚上，都有55万多人无家可归，这令人心碎，却又并不惊奇。其中21%为18岁以下的儿童，大约11.4万名儿童。约19.2万人居无定所，占总人口的35%。一年当中，有230万到350万美国人无家可归，至少有700万人流离失所，如果加上经济原因造成的流浪者的话，这一数字会翻倍。尽管空置住房的数量是无家可归者数量的好几倍，但是现实就是如此。
我们的教育系统也是如此。教育对个人和国家的经济未来越来越重要，这对学校和大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中小学缺乏资源，相比具有同等受教育水平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教师的薪酬低35%。毫不奇怪，我们15岁的孩子在数学、阅读和科学能力测试中的表现远不如其他比我们穷的国家，我们的数学排名第26，阅读排名第24，科学能力排名第25。许多家庭负担不起高等教育。那些靠贷款资助获得高等教育的人发现自己负债累累，甚至无法宣布破产以避免沉重的负担。学生债务总额现在已高达惊人的1.3万亿美元，到2023年，有40%的学生债务大概率会造成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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