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河岳者，江河山岳也；英灵者，英俊灵秀也。殷璠认为，自己所选的二十四人，都是天地间尤为杰出的诗人；所选的二百三十四首诗，是天地间尤为优秀的诗歌。
2 24位诗人，234首诗作（现存230首），选篇精到，品评中肯恰当，以盛唐人的视角精准呈现盛唐诗坛的辉煌现场。
3 文献价值丰富。保存了不少唐代诗人的优秀诗篇的早期版本，可为后世许多唐诗选本所参照。
4 每首诗作配一幅传世名画，200余张古画使得本书美感十足，阅读体验直线拉升。
5 随书附赠《饮中八仙图》和三张精美书签。
6 装帧典雅大方，采用高档纯质纸，四色全彩精美印刷。每页可180摊开，阅读更加舒适。
前 言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唐朝是诗歌的王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品读唐诗，就是品大唐、读中国。
清康熙年间成书的《全唐诗》，多达九百卷，收录了二千八百多位诗人近五万首诗歌。而事实上，留存至今的唐诗数量远不止此。陈尚君先生辑校的《全唐诗补编》，便在《全唐诗》的基础上又新增佚诗六千三百二十七首，新增诗人九百余位。因此，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唐代诗人至少有三千余位，所能见到的唐诗则接近六万首。
唐代诗人如此之众，诗篇如此之多，即使是专业研究者，短时间内也很难读完，更不用说普通读者了。在此情况下，很多唐诗选本应运而生，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唐诗三百首》。这本由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选本，几乎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唐诗三百首》成书于乾隆年间，距离唐代已经过去了近八百年。因此，很大程度上来说，《唐诗三百首》所选取的，是清代人认为的最好的唐代诗人及其最优秀的作品，它其实更多地反映了清代人的诗歌观念，而不是唐代人的，同样，明人选本多反映了明代人的诗歌观念，宋人选本则多反映了宋代人的诗歌观念，今人的选本则反映了现代人的诗歌审美。要想了解在唐代人自己看来，哪些诗人才是最杰出的，哪些作品才是最优秀的，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去看唐代人所编选的唐人诗集。
唐代人所编的唐诗选本，《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有五十多种，而据陈尚君先生《唐代文学丛考》统计，更是多达一百三十七种。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据傅璇琮、陈尚君、徐俊所编《唐人选唐诗新编》统计，共有十六种，即《翰林学士集》《珠英集》《搜玉小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箧中集》《玉台后集》《中兴间气集》《御览诗》《元和三舍人集》《极玄集》《窦氏联珠集》《又玄集》《瑶池新咏集》《才调集》。这十六种唐诗选集中，如果只读一种，应该首选殷璠的《河岳英灵集》。
关于殷璠，文献记载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唐诗选家。天宝间乡贡进士，一度入仕为官，后辞官归隐。《河岳英灵集》是殷璠辞官归隐后选编，共选录二十四位诗人、二百三十四首诗歌（明刻本只有二百三十首）。河岳者，江河山岳也；英灵者，英俊灵秀也。殷璠的意思是说，他所选的二十四人，都是天地间最为杰出的诗人；他所选的二百三十四首诗，都是天地间最为优秀的诗歌。
《四库全书总目》在论及《河岳英灵集》时说：凡所品题，类多精惬。肯定了殷璠诗歌评论的精当。著名诗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指出：唐诗选自殷璠、高仲武后，虽不皆尽善，然观其去取，皆有指归。肯定了殷璠选诗的眼光。选诗有指归，评诗又精当，这样的唐诗选本，自然可为典范。事实上，后世很多诗歌选本，就取法于《河岳英灵集》。比如清代著名学者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就指出：渔洋十选，大意归重在殷璠、元结二本。这说明王士禛的唐诗十选，受到殷璠和元结的很大影响。
由于《河岳英灵集》选诗、评诗俱佳，很多学者都将此书视为唐诗选本的杰出代表。傅璇琮先生在《唐人选唐诗与〈河岳英灵集〉》一文中，认真考察殷璠前后唐诗选本的情况，指出在诗歌评选以及通过评选来表达文学主张和审美意向方面，《河岳英灵集》是最为突出的。一是殷璠非常明确地通过诗歌评选提出了诗歌主张，二是提出了好几个值得作理论探讨的美学概念。无独有偶，张宏生、于景祥所著《中国历代唐诗书目提要》第一编《唐人编选唐诗书目提要》（辽海出版社2017年版）中也曾这样评价《河岳英灵集》：
本选本应该说是所有唐诗选本中价值最高的，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揭示出盛唐诗歌最突出的审美特征，这就是神、情、体、雅，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其二，与第一点密切相连，指出诗歌创作的方向、道路、标准，这就是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概而言之，就是继承与创新结合，声律风骨兼备。其三，根据前面这两点，自然提出选诗标准：讲兴寄，重气骨。
从《四库》馆臣、沈德潜、王士禛等古人，再到傅璇琮、张宏生、于景祥等现代学者，他们对《河岳英灵集》的评价是极高的。因此，我们今天要想尽可能深入、真实地了解唐代人对于唐代诗人、诗歌的评价，最值得阅读的便是殷璠的《河岳英灵集》。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一书开篇便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总的来说，今天所见的《河岳英灵集》版本，主要有两卷本与三卷本。前者属于宋本系统，后者属于明本系统。据殷璠叙言所说，其书原本是两卷。宋代的公、私目录，如《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也都著录作两卷。但从明代开始出现了三卷本，此后公、私目录，如《四库全书总目》《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所著录的也多是三卷本。大抵从明中期以后，流传的《河岳英灵集》便基本是三卷本。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两卷本《河岳英灵集》共有两部，皆为宋本，都藏于国家图书馆，一为明清之际著名藏书家季振宜的藏本，一为清末著名学者莫友芝藏本。将两卷本与三卷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不仅卷数不同，而且字句也存在不少差异。由于宋本时代更早，分卷也与殷璠叙言所说相同，所以更可能接近殷璠原本的面貌。今天阅读和整理《河岳英灵集》，自然应该以两卷本为底本。
将《河岳英灵集》与其他唐诗总集如《国秀集》《全唐诗》，别集如《常建集》《李太白集》等进行比较，也可发现《河岳英灵集》中部分诗篇的作者、题名是存在不同的，至于字句的差异更不在少数。因此，我们在整理《河岳英灵集》时，对于异文也往往择善而从。我们以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本（两卷本）为底本，部分文字则依据三卷本，以及《全唐诗》《唐诗品汇》《唐诗别裁》等文献进行了校正。另外，对于组诗，为了以示区别，我们特加上了其一其二等文字。
本书在注释过程中参考了王克让先生《河岳英灵集注》（巴蜀书社2006年版），以及陈贻焮先生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参考的别集整理本主要有王锡九《常建诗歌校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王锡九《李颀诗歌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刘开扬《高適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廖立《岑参诗笺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胡问涛、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等等。以上诸家注本多偏重学术研究，往往会对异文予以详细说明，对典故则广征博引。可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对生僻字进行注音，对难懂的字词做通俗的解释，可能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在注释时，一方面为生僻字标注了汉语拼音，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减少原文征引，运用现代汉语来解释相关字词。
在注释之外，我们也对殷璠的叙言以及品评之语进行了简要的翻译。我们翻译时，为了文从字顺，有时候会增补句子成分，有时候则直接保留了原文。对于诗歌本身，征实的句子相对好翻译，就虚的句子则很难翻译出其中的意蕴。而且诗歌一经翻译，无论如何，都会丧失掉许多原本的味道。因此，我们放弃了对诗句本身的翻译。诗歌贵在意境，而意境重在品味。刘勰《文心雕龙》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俗语也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亦会吟。相信只要能够做到眼到、口到、心到，反复涵泳，细心体会，每一位热爱唐诗的读者，都能从中品得无限滋味。
《河岳英灵集》中的许多诗篇，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沉淀，早已成为经典，故而历代有关这些诗歌的品评也颇为丰富。品评者中，不乏刘辰翁、钟惺、谭元春、沈德潜、潘德舆等名家，他们或只言片语，或长篇大论，往往都能给人以启发。但是，限于篇幅，难以一一罗列他们的意见。我们只能在比较之后，选录部分分析得比较高明、透彻的观点，以供读者参考。有一些诗篇的评点，则是我们在注释过程中的所思、所感。古人早已说过，诗无达诂，我们所希望的是指出一个读诗的大致方向，至于如何品味，则全在读者自己。
《庄子》中说得鱼可忘筌，得兔可忘蹄，注释和翻译不过是筌与蹄之类的东西罢了。读者真能由此而得鱼、得兔，自然可忘筌、忘蹄。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前言中说：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我们站在文学或文化的角度也可以说：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的文学与文化，应该略有所知。职是之故，对诗歌这一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我们也理应略有所知。钱穆先生又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同理，我们对待古典文学，同样需要温情与敬意，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真正触摸到古人的温度，感受到他们的情怀。钱穆先生进一步解释了他所说的温情与敬意，至今读来，仍令人有振聋发聩之感：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钱穆先生认为要重建国民对于本国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应该读史。我们认为，要重建国民对于本国以往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还应读诗。《诗大序》说诗歌是志之所之，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作用，所以古人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经》如此，唐诗亦然。因此，我们重新整理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希望它能帮助我们重拾对古典文学乃至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找回属于华夏民族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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