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典藏本）_张真_9787545823431

20世纪早期的上海因其艺术与文化而充满活力。随着武侠片等通俗类型的发展、现代电影人之间的论争以及有声时代的到来，电影文化改变着都市生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使这一切被迫戛然而止。一直以来，世界电影史和中国现代史的这一重要章节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考量。作为第一部海外学界对发生期的中国电影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银幕艳史》以精妙的笔触展现了电影的重大文化意义和它在社会变迁中所产生的媒介力量。
书名来自一部展示早期电影工业的重要影片（仅存部分残片），《银幕艳史》揭示了上海早期电影的错综复杂，探讨了电影与诸如摄影、建筑、戏剧和文学等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发掘梳理，作者考察了之前被忽视或遗忘的诸多影片，重新解读了部分经典，并拓展了重要的有关白话现代和都市文化的论题，包括电影作为新媒体如何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展示和建构了现代的社会机制和性别角色。
这不只是一部电影史，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一部文化史。它为我们精彩地展示了传统电影研究与发生在一个历经政治巨变、重省自我的上海的一系列变革之间的交汇。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一些上海市中心年头最久，也最为讲究的电影院离我家不过一箭之遥。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的铁幕背后，我无数次造访这些影院特别是西藏路上的大上海，在那儿，我观看了那个时代上映的华语片以及来自印度、朝鲜和东欧的电影。不过比起电影，当时的我大概更享受观影体验本身，还有影院建筑那似乎与时代相悖的现代派的美丽。也正是在这样一些电影院里，我们这一代人初次接触上海电影，特别是 80 年代初再次浮出水面的 30 年代左翼电影。
上海老电影立刻掳获了我的想象力，尽管那时我从未想过会回过头来为它在上海历史与白话现代性中的地位著书立言。我感谢为我打开通往这一宝贵遗产之门的人们。
这本书的准备和写作有赖于诸多个人和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当我在芝加哥大学重返电影学领域之时，在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和汤姆·冈宁（Tom Gunning）的激励下，我踏进了早期电影的迷人世界。后来我从芝大毕业，自身也开始执教，而他们的智慧和友谊继续滋养着这个研究课题。我也要感谢 Harry Harootunian、Judith Zeitlin（二人皆为我的毕业论文委员会成员），以及 Norma Field、James Lastra、Gregory Lee、Katie Trumptner、Yuri Tzivian、汪跃进和巫鸿在芝大时期对我的指导和支持。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许多人或为我的工作提出过宝贵建议、或为这个过程增添了几分欢乐，我在这里要特别感
谢他们：James St. André、包卫红、Jennifer Bean、Tom Bender、裴开瑞（Chris Berry）、Ryan Boynton、Scott Bukatman、柏佑铭（Yomi Braester）、陈向阳、锺月岑、John Crespi、Jonathan Hay、Lucas Hilderbrand、Anna Holian、皇甫秉惠、Sergei Kapterev、Paize Keulemans、Eugenia Lean、Charles Leary、Judith Leeb、李抒青、鲁晓鹏（Sheldon Hsiao-peng Lu）、Elizabeth McSweeney、
Hajime Nakatani、Jackie Stewart、Jennifer Peterson、Haun Saussy、沈双、Mitsuyo Wada-Marciano、王刚、Paul Young、张亮、张英进、钟雪萍、朱涛、司徒安（Angela Zito），以及我在纽约大学电影学系的诸位同僚们。
这个课题的大量研究工作是在中国展开的，在那里我也获得了众多个人和机构的热心协助。我首先要感谢曾为影评人的舒湮先生和摄影师吴蔚云先生，他们尽管身体抱恙，仍接受了我的采访。陆弘石先生不仅与我分享了珍贵的研究材料，还将他对中国电影史的真知灼见倾囊相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少白教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郦苏元和胡菊彬先生，以及北京电影学院的钟大丰、马军骧和陈山教授均以不同方式对我提供了帮助。我还要感谢崔卫平、Imma Gonzales、汤荻、文慧和吴文光，我在北京逗留时，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款待。为我的研究提供协助和便利的机构包括：中国电影资料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市虹口区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人文研究所 19971998 学年度博士论文写作奖学金使我能够在一种良好氛围中完成本书的一部分工作。斯坦福大学人文学院的 Andrew W. Mellon 博士后奖学金和洛杉矶J. P. Getty 博士后奖学金使我得以进一步探索、深入和拓展这一课题。在纽约大学，我获得了国际高等研究院（ICAS）的研究基金和 Paulette Goddard 研究奖金，从而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和写作。当我将书桌上的文稿交付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时，有幸与编辑 Susan Bielstain 和 Anthony Burton、手稿编辑 Mara Naselli，以及系列主编汤姆·冈宁合作。他们态度热情、深具专业精神，使整个过程十分愉快。对于我的文稿的匿名审读者们，我也要在这里感谢他们对本书的兴趣和建议。
最后，我深深感激在上海的家人，为我的若干次研究之旅提供了坚实的大本营；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我与自己的故乡以及它的过去和现在重新建立起了联系。许正名叔叔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不久前过世，我要感谢他过去对我的诸多赠予，包括书本和思想。Magnus Fiskesjo我生活上的伴侣和求知冒险中的旅伴，在诸多意义上对于这个课题的完成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成书的最后阶段，儿子鹿歌（Loke）的到来为我带来了难于言表的快乐，也缓解了终稿前夕的紧张。我将这本书和我的爱一并献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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