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_杨团　等著_9787509750957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下，中国当前存在不同的发展思路：一是以小农户的综合性合作组织为载体实现就地现代化；二是以资本扩张和大规模农业公司取代小农户。这里我们拓展第一种思路，主张借鉴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的经验，让兼业小农户与专业大农户长期并存，以多种方式探索综合农协的方向。

　　当前是我国农民合作第三次兴起的重要时期。综合农协是对以往合作社的改进，其特征是有规模的经济社会功能统合，其生命力源于不断追求满足农民需求的目标和不断发掘社区的资源。

　　综合农协不仅是农民合作组织，还是官民协同构建的系统、完整的社会体系。我们认为，不能只依靠单纯的经济政策，还要运用社会政策体系并集合多领域、多学科的理论，进行系统的制度设计，出台一种相对稳定、宽松、长期的大政策，并且通过基层试点予以检验、试错，大胆探索和创新，促进“三农”改革的历史性突破。

　　华北局调查组在与王谦多次讨论后，认为长治地委看到的问题不一定代表老区的普遍情况，其提出的提高互助组的办法，如增加按劳分配和提高公积金也有欠妥之处。但有意思的是，会议代表中以李顺达为首的农民却公开支持长治地委的倡议。原来他被选中到苏联看过集体农庄，对集体农庄中发达的农业生产力有了深刻的印象，对毛主席提出的将来合作社的农业生产要围绕国家建设的需要有着深刻的认同。李顺达的态度表现出了农民朴素的理想主义，或者说是有些盲目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日后恰恰成为派驻到10个互助组的工作队能够成功动员农民搞合作社的支点之一。集体农庄的理想在农民那里发挥了作用。

　　但是对于集体农庄有着更深入了解的党的高层干部，面对集体农庄，就不是像农民那样理想化，对于如何达到集体农庄也必须有着现实的考虑。山西省委似乎没有把集体农庄看成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而是思考在具体的中国农村提高农民和集体化水平。他们设想用先进技术来提高互助组的生产水平，而这样的先进技术用公用资金购买，进一步增强互助组对于农户的吸引力。刘少奇去过苏联，了解集体农庄，认为集体农庄是中国农业发展应该追求的形式。但他更加强调集体农庄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差距，认为必须要等农村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时，工业化水平达到可以提供大型农业机械的时候，才能实行集体农庄。在如何达成集体农庄上，山西省委的考虑是一步步逼近这个目标，而刘少奇则是认为要等必要的条件发展成熟以后，再来考虑实现这个目标。因此，从集体农庄的目标角度看来，很难说山西省委的做法就是“左”的，刘少奇就是“右”的。山西省委提出的在合作社内部发展公有成分的做法较之刘少奇设想的将来彻底剥夺富农的办法，形式上似乎更加温和，而刘少奇的办法则激进程度更高。

　　这种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集体农庄目标之间巨大差距的认识，使得刘少奇和华北组对于山西两种提高互助组的办法有不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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