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年逾七旬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在一九九四年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一年以后与世长辞。作为莫里早年的得意门生，米奇在老教授缠绵病榻的十四周里，每周二都上门与他相伴，聆听他最后的教诲，并在他死后将老师的醒世箴言缀珠成链，冠名《相约星期二》。
对于作者米奇·阿尔博姆而言，与恩师“相约星期二”的经历不啻为一个重新审视自己、重读人生必修课的机会。这门人生课震撼着作者，也藉由作者的妙笔，感动了整个世界。
十周年纪念版全球同步发行，米奇·阿尔博姆全新序言答谢读者。讲述“星期二奇迹”的前世今生。
从那十四个星期二到莫里慢慢地、令人揪心地衰竭，直到安静、不失尊严地死去。然后是他的葬礼，我独自的哀悼，在地下室里写这些文字的日日夜夜，书的小印量首印以及预料不到的接下来的两百次重印。这段旅程不仅走遍了这个国家，还走到了其他的国度。我目睹了这本书在许多学校里讲授，在婚礼和葬礼上诵读。伴随这段旅程的还有不计其数的书信、电子邮件、评论以及来自陌生人的含泪拥抱。所有要表达的都可以归结为：你的故事感动了我们。
临终前，他要给学生上最后一门课，课程名称是人生。上了十四周，最后一堂是葬礼。
他把课堂留下了。课堂越变越大，现在延伸到了中国。我向过路的朋友们大声招呼：来，值得进去听听。
米奇·阿尔博姆（1959-），美国著名专栏作冢，电台主持，电视评论员，此外还是活跃的慈善活动家。迄今为止，阿尔博姆已出版九部畅销著作，其中纪实作品《相约星期二》在全美各大图书畅销排行榜上停留四年之久，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三十一种文字，全球累计销量超过一千一百万
最后的课程——《相约星期二》中文版序
必修课程
课程大钢
学生
视听教学
入校
教室
点名
第一个星期二——谈论世界
第二个星期二——谈论自怜
第三个星期二——谈论遗憾
视听教学，第二部分
教授
第四个星期二——谈论死亡
第五个星期二——谈论家庭
第六个星期二——谈论感情
教授，第二部分
第七个星期二——谈论对衰老的恐惧
第八个星期二——谈论金钱
第九个星期二——谈论爱的永恒
第十个星期二——谈论婚姻
第十一个星期二——谈论我们的文化
视听教学，第三部分
第十二个星期二——谈论原谅
第十三个星期二——谈论完美的一天
第十四个星期二——道别
毕业
结尾
必修课程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授课的地点在他家里，就在书房的窗前，他在那儿可以看到淡红色树叶从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来。课在每个星期二上，吃了早餐后就开始。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授的。
不打分数，也没有成绩，但每星期都有口试。你得准备口答问题，还得准备提出问题。你还要不时于一些体力活，比如把教授的头在枕头上挪动一下，或者把眼镜架到他的鼻梁上。跟他吻别能得到附加的学分。
课堂上不需要书本，但讨论的题目很多，涉及到爱情，工作，社会，年龄，原谅，以及死亡。最后一节课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毕业典礼由葬礼替代了。
虽然没有课程终结考试，但你必须就所学的内容写出一篇长长的论文。这篇论文就在这里呈交。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只有一个学生。我就是那个学生。
那是1979年的春未，一个溽热的星期六下午。我们几百个学生并排坐在校园大草坪的木折椅上。我们穿着蓝色的毕业礼服，不耐烦地听着冗长的讲话。当仪式结束时，我们把帽子抛向空中：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兰代斯大学的毕业班终于学成毕业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标志着孩提时代的结束。
随后，我找到了莫里·施瓦茨，我最喜欢的教授，并把他介绍给了我的父母，他个子矮小，走起路来也弱不禁风似的，好像一阵大风随时都会把他拂入云端。穿着长袍的他看上去像是《圣经》里的先知，又像是圣诞夜的精灵。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日见稀少的白发覆在前额上，大耳朵，鹰勾鼻，还长着两撮灰白的眉毛。尽管他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下面一排还向里凹陷——好像挨过别人的拳头似的——可他笑的时候仍是那么的毫无遮拦，仿佛听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他告诉我父母我在他的课上的表现。他对他们说，“你们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儿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脚。告别时，我递给教授一件礼物：一只正面印有他名字首字母的皮包。那是前一天我在一个购物中心买的，我不想忘了他。也许我是不想让他忘了我。
“米奇，你是最优秀的，”他欣赏着皮包说。然后他拥抱了我。我感觉到他搂在我背上的细细的臂膀。我个子比他高，当他抱住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大了许多，似乎我是家长，他是孩子。
他问我会不会和他保持联系。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当然会。”
他往后退去时，我看见他哭了。
课程大纲
他的死亡判决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达的。回想起来，莫里很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凶兆。他是在终止跳舞的那一天预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个舞迷。音乐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他就是喜欢跳。他会闭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着自己的节奏移动脚步。他的舞姿并非总是那么优美。但他不用担心舞伴。他自己一个人跳。
他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广场的那个教堂，为的是那场“免费舞会”。那里有闪烁的灯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里挤在大部分是学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的T恤和黑色运动裤，脖子上围一条毛巾，不管奏的是什么乐曲，他都能跟上节拍跳。他能和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他扭动、旋转着身体，像吃了兴奋剂的指挥那样挥动着手臂，直到背中心留下汗来。那里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博士，是一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著有多部学术专著的教授。他们都以为他是一个老疯子。
有一次，他带去一盘探戈的音带让他们在扩音器里放，然后他独占了舞池，像一个狂热的拉丁舞迷扭开了。表演一结束，掌声四起。他似乎能永远这么天真活泼下去。
但后来跳舞终止了。
他六十几岁时得了哮喘，呼吸器官出了问题。有一次，当他沿着查尔斯河散步时，一阵凉风使他呛得几乎窒息。人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注射了肾上腺素。
几年后，他走路也变得困难起来。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他无缘无故地跌倒了。另一个晚上，他从剧院的台阶上摔下来，把周围的人群吓了一跳。
“别围住他，让他呼吸新鲜空气，”有人喊道。
他那时已经七十多了，因此人们一边小声议论着“老了”，一边把他扶了起来。但对自己的身体比谁都敏感的莫里知道有地方不对劲。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他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问题。他梦见自己死了。
他开始去医院，找了不少大夫。他们检查了他的血液，检查了他的尿液，还给他做了肠镜。最后，当什么都没有检查出来时，有一个医生要他做肌肉活组织检查，从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块活组织。反馈回来的实验室的报告怀疑他有神经方面的疾病，于是莫里又进医院作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有一项检查是让他坐在一张特殊的椅子上，医生用电流震击他——类似坐电椅——然后观察他的神经反应。
“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对，”医生看着他的试验结果说。
“为什么？”莫里问。“是什么病？”
“我们还无法肯定。你的节奏很慢。”
节奏慢？那是什么意思？
最后，在1994年8月的一个异常闷热的日子，莫里和他妻子夏洛特去了神经科医生的诊所，医生让他们坐下，然后宣布了病情：莫里得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ALS），即卢·格里克氏症。这是一种凶险、无情的神经系统疾病。
没有治疗的方法。
“我是怎么得病的？”莫里问。
没人知道。
“是不治之症？”
是的。
“那么我快死了？”
是的，你快死了，医生说。非常遗憾。
他同莫里和夏洛特坐了将近两小时，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当他们离去时，他给了他们一些有关ALS的资料：几本小册子，似乎他们是在开银行帐户。外面阳光朗照，人们忙着各自的事情。一位妇女急匆匆地往停车收费机里投钱，另一个拎着食品杂货走过。夏洛特的脑海里翻腾着无数个念头：我们还剩多少时间？我们该如何应付？我们该怎么支付这笔医药费？
我的老教授则为他周围的正常生活节奏而感到震惊。难道世界仍是那么的无动于衷？难道没人知道我的厄运？
然而地球并没有停转，它丝毫也没在意。当莫里无力地拉开车门时，他觉得自己好像掉入了一个深穴。
“现在该怎么办？”他寻思着。
就在他寻找答案时，疾病却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侵蚀着他。一天早晨，他把车子从车库里倒出来，因踩不住刹车而只好熄掉了引擎。从此他便告别了驾驶。
他经常绊倒，于是他买了根拐杖。从此他便告别了正常的行走。
他仍定期去青年会游泳，但发现自己换衣服有了困难，于是他雇了个家庭护理工——一位名叫托尼的神学系学生——他帮莫里进出水池，帮他更换衣服。更衣室里，人们装着不去注视他。但他们还是看到了。从此他便告别了自己的隐私。
1994年的秋天，莫里去坐落在山坡上的布兰代斯校园上他最后的一堂课。当然，他完全可以不去上的。学校方面能够理解。何必要在众人面前受折磨？呆在家里。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但莫里没有想到要放弃。
他步履不稳地走进教室，走进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由于拿着拐杖，他手脚不利索地来到座位旁。他终于坐了下去，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望着一张张在一片死寂中注视着他的年轻的脸。
“我的朋友们，我想你们来这儿是为了上社会心理课的。这门课我已经教了二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想说，修这门课有点冒风险，因为我得了绝症。我也许活不到这个学期的结束。
“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个麻烦而想放弃这门课，我完全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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