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公民权研究》以公民权理论为分析框架，以湖南省溆浦县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土地制度和农民身份的变迁为主线，考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进逻辑。作者提出当代中国农民的身份经历了阶级化、结构化、社会化和公民化四次熏大变迁，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程度最终取决于国家发展公民权的进度。该书作为第一部以公民权为视角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创造性地提出了…系列新的观点和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以公民权理论为分析框架，以湖南省溆浦县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土地制度和农民身份的变迁为主线，考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进逻辑。
张英洪，出生于湘西农村，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尤其关注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尊严。主要著作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利论》、《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认真对待农民权利》等。
推荐序
第一章 导论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二、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三、理论假设、分析框架和叙述结构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五、有关概念的简要说明
第二章 土地改革、阶级划分与农村政治分层
一、革命政权的建立
二、划成份
三、斗地主
四、怨恨
五、小结
第三章 集体化、城乡隔离与农民结构化
一、强制集体化：从阶级身份到社员身份
二、城乡隔离：农民与市民的制度分野
三、大饥荒：公民权缺失综合症
四、民意表达成本
五、小结
第四章 家庭承包、社会发育与公民权生长
一、平反与摘帽：农民内部身份的平等化
二、承包责任制：农民身份的社会化
三、农民负担：中央、地方与农民的多边张力
四、小结
第五章 讨论与结论：农民公民权成长与现代国家构建
一、从农民到公民：农民身份的演进逻辑
二、农民与国家关系演变的模式与前景
三、公民权：现代国家最基本的公共品
参考文献
后记
中国农民公民权的短缺，与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定位密切相关。1949年以来，国家的角色和政府职能大概每30年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会对农民公民权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从总体上说，1949年以后的第一个30年，中国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革命专政的阶级国家，这一时期的政府可称之为“阶级斗争型政府”或“专政型政府”。要进行阶级斗争，就必然要划分出阶级身份，分清“敌”和“友”，然后对“敌人”实行“专政”。“敌”与，“友”的身份是一种政治性的阶级身份。存在着明显政治差别的阶级身份必然与要求平等的公民身份格格不入。“阶级斗争型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清敌友”，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②“阶级斗争型政府”不可能产生出公民权，这不单对于“阶级敌人”是如此，对于“人民”也是如此。“人民”作为整体性的政治概念，虽然享有比“阶级敌人”优越的政治特权地位，但其与“阶级敌人”一样并未获得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扩大，“人民”中的任何一员，都可能随时被划为“阶级敌人”中的一分子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1978年以来的改革，使中国农民的公民权得以成长。第一代改革者放弃了几乎使人人都可能成为专政对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理念，政府的首要职能被界定为经济建设，这一时期的政府可称之为“经济建设型政府”或“发展型政府”，要进行经济建设和实现经济发展，就要追求效率和利润。国家吸取了阶级斗争时期的教训，重新颁布了宪法和法律，但公民权建设并不是政府工作的主要关切。“经济建设型政府”或“发展型政府”对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感兴趣，崇尚“发展是硬道理”，这导致其走向GDP崇拜，最终以牺牲环境和人的价值为代价。在追求GDP增长和单纯的经济发展中竞赛中，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行为普遍市场化、功利化，政府官员则企业家化、自利化。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被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硬指标所遮蔽。
在现代社会，作为公共机关的政府，其职能既不应该是鼓动阶级斗争，实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应该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17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就提出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与财产”。①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称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个人不可转让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认为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制度经济学家们也认为“政府存在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权势的个人或集团的强制”。⑦1993年6月25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载明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各国政府的首要责任。”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罕有地指出：“政府的任务就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财产和安全。”③看来，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第三代改革者的执政理念与思想观念，正在逐步与世界主流文明及人类普世价值相汇合，中国政府的角色定位正趋于“服务型政府”的重新定位。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或许将成为第三波改革中政府自身转型的基本取向。从阶级斗争型政府，到经济建设型政府，再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中国政府的职能定位经历了一个不断提升与拓展的历史过程。
中国在公民权建设上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农民公民权的严重短缺。说也奇怪，在传统社会中，国民没有平等的公民权尚可以维持下去；而在现代社会，国家如不赋予国民平等的公民权，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整合都将面临深刻的危机。农民公民权的短缺，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没有获得完整的土地产权，二是农民没有获得平等的权利；三是农民没有获得国家宪法规定的各项宪法权利保障，四是农民没有分享改革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同成果；五是农民没有享有人类社会促进人权保障国际化的新水平。
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的严重短缺，孳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执政党曾经充分运用“权利的革命理论”而夺得政权，现在，中国最需要创建一种“权利的建设理论”来推动公民权的发展，促进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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