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和有识之士开始关注“70后”的创作，特别是关注他们的长篇小说。《把脉70后：70后长篇小说专论集》的出版就是有力的见证。本辑的评论文章大多选自全国文学期刊，也有一些篇什是我们临时组织批评家撰写的。所选二十八篇评论文章，论及70后作家的二十八部长篇小说，从评论的字里行间，不难见出，尽管这些长篇小说瑕瑜互见，不尽完美，但却基本克服了同质化倾向，彰显出个性特征，并出现了较有思想深度的厚重之作和志在探索创新的优秀作品。本辑丛书汇集批评家的评论文章，意在对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期的70后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一次检阅，以展示其创作的实绩，并借此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批评界更多地关注70后，从而激励、鞭策他们奋力攀登文学的精神高地。
“把脉70后”拨开处于夹缝之中的70后作家所受到的不应有的遮蔽，找准这样承上启下的一代作家的价值诉求。把脉70后，聚焦文坛“中间代”。
张清华、王德威、赖松辉、远人、沈杏培、唐伟孟、金理、申霞艳、孟庆澍、王春林、李云、郜元宝、赵强、大智若、海力洪、马季、吴义勤、白烨、石杰、翟文铖、张富宝、王春林、敬文东、索良柱、周立民、孟繁华等都是当代文坛具有影响力的新锐作家。
前言 终于兑现了曾经默许的承诺
浮世绘、六棱体或玻璃屋关于鲁敏《六人晚餐》的几个关键词
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
论甘耀明《杀鬼》中的历史叙事与认同
人之爱与人之罪读田耳长篇《天体悬浮》
重新定义世界的写作和现世生存的忧思录黄孝阳的《旅人书》评议
看到他们曾经看到的世界评李浩的《父亲简史》
繁华呈现心灵的悸动以盛可以的《道德颂》为例
“70后”的虚妄的精神救赎之旅论《少年巴比伦》的启蒙叙事
自我教育《夜火车》与徐则臣的成长叙事
历史照进现实后的罪与罚论乔叶的长篇小说《认罪书》
后革命时代的城市、青年文学重读绵绵的《糖》
撤去丝绒帷幕之后读安妮宝贝长篇新作《春宴》
残茶凉透，在水面上凝留下一股冷香读金仁顺长篇小说《春香》
阿乙小说的荒诞美学：厚重的失败感和羞辱感从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说开去 前言 终于兑现了曾经默许的承诺
浮世绘、六棱体或玻璃屋关于鲁敏《六人晚餐》的几个关键词
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
论甘耀明《杀鬼》中的历史叙事与认同
人之爱与人之罪读田耳长篇《天体悬浮》
重新定义世界的写作和现世生存的忧思录黄孝阳的《旅人书》评议
看到他们曾经看到的世界评李浩的《父亲简史》
繁华呈现心灵的悸动以盛可以的《道德颂》为例
“70后”的虚妄的精神救赎之旅论《少年巴比伦》的启蒙叙事
自我教育《夜火车》与徐则臣的成长叙事
历史照进现实后的罪与罚论乔叶的长篇小说《认罪书》
后革命时代的城市、青年文学重读绵绵的《糖》
撤去丝绒帷幕之后读安妮宝贝长篇新作《春宴》
残茶凉透，在水面上凝留下一股冷香读金仁顺长篇小说《春香》
阿乙小说的荒诞美学：厚重的失败感和羞辱感从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说开去
一部理想主义的纯爱之书试析《滴泪痣 》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夹缝外的溪流评李师江长篇小说《福寿春》
大时代的“小生活”评朱文颖长篇新作《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
没意思的意思关于戴来和她的长篇小说《鱼说》
爱情碎片中映出的时代图景读于晓威长篇小说《我在你身边》
时代精神症候的镜像弋舟长篇小说《跛足之年》阐释
关切生存之痛聆听向善之音读张学东长篇小说《妙音鸟》
性别立场与社会现实的关切与思索评姚鄂梅长篇小说《西门坡》
荒唐，时间，酷刑读冯唐《北京，北京》
看见那些“消失的人”评肖江虹长篇小说《向日葵》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评魏微长篇《流逝》
隐约的历史与迷茫的现实70后作家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方面
跋：努力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
隐约的历史与迷茫的现实
“70后”作家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方面 作者：孟繁华
“70后”作家的创作面貌，很难从总体上做出评价。这与“70后”这代人的文化记忆有关。“60后”作家与“50后”作家没有明显的界限或差异，“80后”作家完全没有集体记忆。“70后”作家处在历史夹缝之间对于历史，他们若隐若无似是而非。因此，疾风暴雨式的文学革命与他们基本没有关系。当他们登上文坛的时候，文学革命已经落幕；面对现实，“80后”横空出世，网络文学大行其道，没有历史负担的这代人几乎为所欲为无所不能。“70后”就夹在这两代人之间，留给他们展现文学才能的空间可想而知。因此，“70后”的小说一直犹疑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当然，这样的分析显然是一孔之见。事实上，“70后”作家用他们的方式仍然创作了许多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长篇小说。当总体性溃败之后，用代际来表达创作的差异性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但文学批评也许就是这样：虽然是临时性概念，但它的通约性也为我们提供了讨论问题的可能。
盛可以的《道德颂》
盛可以的小说一出现，就显示了她不同凡响的语言姿态，她语言的锋芒和奇崛，如列兵临阵刀戈毕现。她的长篇小说如《火宅》、《北妹》、《水乳》以及短篇小说《手术》等，都不是触目惊心的故事，也没有跌宕起伏刻意设置的情节或悬念。可以说，盛可以小说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她锐利如刀削般的语言。在她那里，怎么写远远大于写什么。《道德颂》也是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如果我们简单概括这部作品的话，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是这个时代文学表达最常见的婚外恋的故事。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越是常见的事物就越难以表达，在常见的事物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就是作家的过人之处。而盛可以恰恰在别人无数遍书写过的地方、或者止步的地方开始，让这个有古老原型的故事重新绽放出新的文学光彩。这是因为，《道德颂》将男人与女人的身体故事，送进了精神领域，旨邑与水荆秋所经历的更是一个精神事件。
小说的命名就极具挑战的意味：一个婚外恋的故事与道德相连，混沌而迷蒙。我们不知道在道德的意义上如何判断旨邑与水荆秋，可以肯定的是，盛可以尖锐诚实地讲述了当下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精神现象，这个诚实就是道德的。仿佛一切都平淡无奇：“一个普通的高原之夜，因为后来的故事，变得尖锐。”水荆秋，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在近三十岁的旨邑眼中是“比德于玉，而且是和田玉，是玉之精英。……水荆秋并不英俊，然而这块北方的玉，其声沉重，性温润，‘佩带它益人性灵’，她以为他的思想影响将深入，并延续到她的整个生命。”小说开篇的路数与其他言情故事区别不大，但修辞老辣，一个“她以为”预示了故事不再简单。小说的基本情节也波澜不惊：旨邑和水荆秋一见钟情，约会、怀孕、堕胎、同水荆秋的太太战斗、与谢不周、秦半两暧昧周旋取舍不定等。但在这些常见的生活故事里，盛可以锐利地感知了情感困境更是一种精神困境。特别是历史学教授水荆秋，他可以风光地四处讲授他的历史学，但他唯独不能处理的恰恰是他自己面对的“历史”：“在水荆秋看来，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是敌对的，甚至前者瓦解后者，他做梦都想逃离日常生活，最终只是越陷越深。”历史学教授的方寸确实乱了。精神生活不可能与日常生活无关，没有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的纯粹的“精神生活”等待教授去享受，这个学问甚大的教授面临不可解的现实难题时，竟然试图以“形上”的方式寻找借口逃避，可见水荆秋的无力和无助。说水荆秋虚伪、自私、懦弱都成立，但却不能解释他止步、逃避、矛盾的全部复杂性。因为那不是水荆求一个人面临的问题。水荆秋是情感事件的当事人，他不能处理他面对的事务，所以作为小说“人物”他就显得有些苍白。谢不周没有身置其间，他没有被规定“轨迹”，所以谢不周作为“人物就从容丰满些。
旨邑其实是一个有些理想化的人物。她多情美丽、胆大妄为、敢于爱恨，但紧要处又心慈手软不下猛药。作为一个事件中没有主体地位的女性，她的结局是不难预料的。但她的困境也许不仅在与水荆秋的关系中，同时也在她与谢不周和秦半两的关系中。这些男人，就像她开的玉饰店一样，虽然命名为“德玉阁”，但却都是赝品。倒是那个被称为“阿喀琉斯”的小狗，忠诚地跟在旨邑的身边。因此，包括旨邑在内的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很难以道德的尺度评价，即便是作为基本线索的情感关系，也多具隐喻性。人类的精神矛盾和困境没有终点，欲望之水永远高于理性的堤坝，这就是精神困境永无出头之日的最大原因。
如前所述，《道德颂》的值得关注，不止在于小说提出或处理问题的难度，也不止于小说对人物内心把握的准确。更值得谈论的是小说的语言修辞。无论是人与事，《道德颂》的语言都是拔地而起，所到之处入木三分。盛可以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小说中有许多比喻。运用精确形象的比喻，也能使语言站起来。余华的比喻是精辟的，如说路上的月光像洒满了盐；博尔赫斯说死，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水中；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里写‘感到思念奥黛特的思绪跟一头爱畜一样已经跳上车来，蜷伏在他膝上，将伴着他入席而不被同餐的客人发觉。他抚摸它，在它身上焐暖双手……’这只有“神经质的、敏感到病态程度”的普鲁斯特才写得出来；茨威格华丽而充满激情的语言及精彩的比喻让人折服。用形象的隐喻使人想象陌生事物或某种感情，甚至味觉、嗅觉、触觉等真实的基本感觉来唤起对事物的另一种想象，既有强烈的智力快感，也有独特新奇的审美愉悦。”（见盛可以：《让语言站起来》，载《姑苏晚报》2003年3月5日）这是盛可以的小说修辞学，她以自己的神来之笔实现了自己的期许。她那“站起来”的语言，就这样或山峰或美女般地在眼前威武伫立闪动舞蹈。
……
郁秀的《太阳鸟》
留学生文学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大概有台湾作家於梨华的《又见棕，又见棕》， 八十年代去美国留学的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的财富在澳洲》等。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极其鲜明地呈现出了留学生文学的“代际”距离。他们表现出的不同体验和情感，我们几乎很难寻找出其间的承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不认同关于现代性的“断裂”解释。
在於梨华那里，那种“无根”感几乎是切入骨髓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可以提炼出一代人共同的情感体验：“书中牟天磊的经验，也是我的，也是其他许许多多年轻人。他的‘无根’的感觉，更是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共同感受的”。到了查建英那里，留美学生“我”开始产生了矛盾，她仿佛处于两个世界的边缘：美国不属于她，尽管她生日那天她可以得到一辆白色的汽车，而在国内，过生日时父亲只是揪了揪她的小辫子。但她仍然有一种放不下又说不清的，不能释怀的东西缠绕着她。她没有目的的回来寻找她想要的那个东西，结果还是大失所望。于是她不知道是应该留在美国还是应该留在中国。也正是这一矛盾心态的表达，使查建英的小说在那一时代的留学生文学中格外引人瞩目。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洋插队”进行疯狂叙事的留学生“文学”，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面孔，它以夸张，张扬的方式所表达的弱势文化心态，以及在迟到的中国市场上捷足先登式的趁火打劫，使这些文本永远地休止于文学的门栏之外。那是特殊时期产生的扭曲了的所谓的“留学生文学”。
现在我们所要谈论的《太阳鸟》，并不是一部特别令人感到兴奋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问题是它的平面化，这可能也是作者的有意追求。她说“表现这一代留学生真实的心路历程和精神风貌，除了大刀阔斧的笔法，应该还有曲径通幽可寻。我力求用真切的心，风趣的笔，描述那些平凡真实的故事。我抛开许多大场景和一些庄严的话题，只想从情感的角度加以挖掘。我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们对美好情感的追求总是一致的，而这种美好的情感不仅维系着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也维系着一个民族。”但这种宣言并没有很好地贯彻到作品的具体写作中。在她的表述中显然也有“大叙事”的愿望，并试图通过“平凡真实的故事”得以实现。然而读过作品之后，我觉得除了陈天舒和她的朋友们关乎个人的情感忧伤或满足之外，留下来的就没有什么印象了。而这一感受同阅读於梨华、查建英的作品是非常不同的。我并不是说这两个作家就是评价留学生文学的一个尺度，而是说，读过她们的作品之后，心灵总会受到某种震动，那里总有一些令人感动的东西。它触动的是心灵深处的只可意会而又难以名状的东西。这就是作家的过人之处。《太阳鸟》可能缺乏这种有力量的东西，也就是撼动人心的东西。但有趣的是，从於梨华到查建英再到郁秀，留学生文学恰好走过了“痛苦矛盾解脱”的全过程。但是，这一叙事真的是留学生文学的福音吗？
《太阳鸟》这个作品命名就透露了它可能流淌在作品中的调子，它轻快，流畅，没有负担，这一方面传达了这代留学生的心态，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全球化”文化意识形态的后果。在作品中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细节，那个名叫林希的青年，曾有过痛苦的情感记忆，她在国内与男友的同居，遭到了长辈的痛恨和诅咒。这一挫折是林希难以走出的心理泥沼，甚至最真挚的爱情也不能将她拯救。但是，是美国的观念拯救了她，是美国的观念使她拥有了“另一种活法”。“全球化”从本质上说就是“美国化”，而林希恰恰是在美国观念那里得到自我救赎的。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一个细节，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文化意识形态霸权不规则渗透的形状。因此，对《太阳鸟》的阅读我似乎有一种矛盾的感受：一方面我希望留学生能够写出超越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等“大叙事”的作品，而能写出独特的个人化的真实体会；另一方面，我又对纯粹的个人情感体验，对缺乏震撼力的作品有一种排斥的心态。这是批评家的问题，也就是作品中越是缺乏的，也正是他们越加挑剔的。批评家作为一个“特殊”的读者，他的看法仅仅是一家之言，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陈词滥调。但这部作品很可能会受到在平面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读者的喜欢，这不仅在于作者是《花季?雨季》的作者，更重要的是，《太阳鸟》提供了一种他们熟悉并乐于接受的叙事范型，这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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