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全集之一种，系作者思考传统儒家对于当代社会之意义的文章合集。主要以孔子、王阳明、朱熹以及《中庸》、性善说等传统儒家思想、著作及学说为基点，对儒家传统进行深入分析，并致力于运用传统儒家精神启示现代社会。
徐复观教授，始名秉常，字佛观，于一九〇三年元月卅一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家坳凤形塆。八岁从父执中公启蒙，续在武昌高等师范及国学馆接受中国传统经典训练。一九二八年赴日，大量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因九一八事件返国。授身军职，参与娘子关战役及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任军令部派驻延安联络参谋，与共产党高层多次直接接触。返重庆后，参与决策内层，同时拜入熊十力先生门下。在熊先生的开导下，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并从自身的实际经验中，体会出结合中国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国的理念。年近五十而志不遂，一九五一年转而致力于教育，择菁去芜地阐扬中国文化，并秉持理念评论时事。一九七〇年后迁居香港，诲人笔耕不辍。徐教授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辞世。他是新儒学的大家之一，亦是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是二十世纪中国智识分子的典范。
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
为生民立命
日本德川时代之儒学与明治维新
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
国史中人君尊严问题的商讨
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结构及人治与法治问题
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之成长
中庸政治领导人物的古典形相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与白思都等博士书
孔子德治思想发微
中国文化中“平等”观念的出现
孔子的“华夷之辨”！
日本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对《论语》的反省
为孔子作证的一位外国学者
孔子历史地位的形成 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
为生民立命
日本德川时代之儒学与明治维新
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
国史中人君尊严问题的商讨
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结构及人治与法治问题
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之成长
中庸政治领导人物的古典形相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与白思都等博士书
孔子德治思想发微
中国文化中“平等”观念的出现
孔子的“华夷之辨”！
日本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对《论语》的反省
为孔子作证的一位外国学者
孔子历史地位的形成
人类之宝的古典—《论语》
孔子在中国的命运
韩非心目中的孔子—教师节献给孔子在天之灵
面对时代浅谈孔子思想
孔子与《论语》
王船山的历史睿智
孔子思想的性格问题
一个政治家的王阳明
孔子与马克思—为纪念一九七九年孔子诞辰而作
向孔子的思想性格的回归
—为纪念一九七九年孔子诞辰而作
孔子政治思想对现代中国的“照临”
徐复观谈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节选）
朱元晦的最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善说与民主政治
日本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对《论语》的反省
一
日本筑摩书店请吉川幸次郎及小川环树两位对中国文学极有研究的汉学家，主编一部《中国语文选》，共二十四卷。其中第四卷是《论语》，推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桑原武夫氏担任。桑原氏以研究西洋文学成名，是受西方文化熏陶而很有成就的学人，不是汉学家，可以称之为“现代知识分子”。他注释的《论语》，在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颇获一般好评，《朝日新闻》特有文推荐。
前言首先说“伊藤仁齐所称的‘至上至极宇宙第一之书’的《论语》，是中国古典中的古典；《毛语录》出来以后的现在，不得而知。但一千余年间，不仅在中国有最多的读者，也普及于日本、朝鲜、安南、西域等，给东亚的人人以莫大的影响”。关于《论语》的影响，日本名史学家宫崎市定在今年六月二十日出版的《论语新研究》的前言中，也有相同的说法。他说“世界上被阅读最多的书，在西洋来说是《新旧约》，在东洋，当然是《论语》。但《新旧约》真正成为大众的圣书，是近代翻译成各国语文以后的事。《论语》则一直保留原来的面目，尤其《论语》对日本人应当是外国语的书，却用‘训读’这种特别方法，也按照原典读了下来，以至今日。稍为一想，不能不说是很可惊异的事情”。
桑原氏今年应当是七十岁。在他的前言中，叙述了他在京都一中时，老先生教《论语》，对“子曰”的“曰”字，不准读普通所用的“曰”字，而必须用“敬语”的“曰”字等十分虔敬的情形，但一点也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当时他想，“把《论语》圈点一完，便会终生与此书绝缘的”。同时他以为夏目漱石、永井荷风两大文学家，“仅仅是叹赏、摄取了西欧的东西。这些文学家中，是如何深潜于儒学，却完全没有想到的。现在一加反省，我对汉文的趣味，与其说是来自父亲，无宁是得自这两位文学家”。
二
桑原氏更说“我们是生长在反儒家的知性时代风潮之中（按指明治时代）。我周围的诚实的知识分子，都相信，从儒教脱离一尺，即与新思想、美意识，接近一尺……无宁是望着前面而拼命用功，自然把《论语》的世界抛在后面。大家认为这是不值得用力去打倒的老朽物”。
“接着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思想界发生巨大影响的时代（按指昭和初年），挺身左翼运动的态度严肃的学生们，大有‘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有杀生以成仁’（皆见《论语》）之概。大家全没有注意到朱子学的严格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践，不知不觉地连结在一起。”
“反动势力为了抑压革命的进步思想，利用上各种传统思想，儒教也担当了一翼”，但没有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其中，飞出了孔子是受了神武天皇思想影响的奇说，成为也没有学者从正面去加以讨论的时代。儒教又作为是反国粹思想的东西，为大家所避忌。战后思想自由复活，马克思主义得势。另一方面，许多人想从美国的想法找到出路，看不出有一个想返回到孔孟之道。”
接着桑原氏叙述一九五五年访问大陆时与范文澜见面的情形。范说孔子不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比西方的来布尼兹及笛卡儿们要好得多。范又反对以近代四五个世纪以来的近代西欧文化，作为评断各民族文化的价值的标准。他对范氏所说的并不同意，但对范氏革命家的姿态觉得有一种美感。
桑原氏思想的转变，是始于一九五八年共同研究中江兆民的时候。日本学术界认为中江兆民承受卢骚的思想，但还残存有儒家思想，所以有他保守的界限。但桑原氏对此感到有疑问，“孔孟思想与法国革命思想，不必是绝对矛盾。假使有矛盾，则人若在内藏的矛盾中而能做出很优异的事情，又有什么不好？相反的，我觉得生活在有矛盾或复合的思想里的人们，较之站在单纯公式的思想上的人们，作为‘人’来说，会更为强韧”。
三
桑原氏在前言中又说，他在去年（一九七三年）春开始通读《论语》时，既无尊孔之念，也无批孔之心，只感到读后有种快适的余味。他说，他长期地，对《论语》抱有偏见，因为要追求生活的自由，怕《论语》加上内心的束缚。他又说，他只是“自己为自己而生活着”的平凡的人生，“但有时不可避免地要作选择、决定。既拒绝信仰，又回避概念的我，到底依据什么来作选择、决定呢？好像是以近于无意识之方式来加以处理”。而他觉得所谓无意识的，似乎是在自己生命之内，有一种“超自我”、“理想我”的图像。“而这种图像，岂不是很近于孔子之教吗？”他说，他在读“高等学校时曾听小岛佑马先生讲‘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孟子，而受到感动。但对《论语》，也没有从头到尾读过，怎能有‘理想我’呢？我的父亲，是科学主义的东洋史学者，守住儒者的生活态度。我对父亲这种态度抱有反感，父亲也没有以儒教教导我。但在我生命内，儒教的东西，不知什么时候，却像雪花样地，降落积集了下来……从德川期到我的时代的日本人，只有浓淡之差，确信都有《论语》的影子。永井荷风的基本形态是儒学的……我和他的生活内容虽然不同，但我感到彼此间有共同的东西。我觉悟到《论语》对于我来说，并不疏外”。
在十年前，我曾在一位本省研究民俗学的李先生面前批评了津田左右吉对孔子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诬蔑，李先生因此和我绝交。桑原氏在前言中，严肃而扼要地批评了津田左右吉，也批评了社会学大家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他也很含蓄但很深刻地提到杨荣国们的诞妄。他说“经过了二千四百年的岁月，从它（《论语》）的文章中剥落掉当时的政治现实性，其中还含有政治、经济、道德的意义，更含有无价的文学语言，洗练到艺术的程度。在这里，古典给我们的，可以说是产生一种安心感……纪元前四世纪所纪录的汉字，现代日本人大体上还可以看懂的这一可惊的事实，表示它有永远性的一面，是应加以重视。我不怕怠慢乃至逃避的毁谤，即以此安心感为依据，以读《论语》为乐”。桑原氏所说的“安心感”，意义深远。现代最缺乏的是安心感。人只有在有安心感时才真能把握到自己的生命，才真能感到生命生活的意义。从《论语》中得到安心感，这真读通了《论语》，也是每一个不怀成见的人，读《论语》时可以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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