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广义政治原理和方法作了系统论述，揭示中国社会“双重转型” 期政治关系社会化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人民民主政治的新民性和走向社会政治的规律性。
今年是马克思逝世120周年。我想全世界的劳动者和进步人类，都会从自己的心灵深处对这位伟人再次发出深情的悼念!
马克思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坚定、最勇敢、最明确，因而也是最彻底地站在解放全世界劳动者立场上为之解放而呐喊的一位伟大学者和革命家。他用自己的科学理论和天才智慧为全世界人民服务，而自己却终身贫困，最后安详地坐在陪伴他一生的安乐椅上与世长辞。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我愿意将这本《广义政治论》首先献给马克思，以表达对他的无限敬仰和永恒眷恋。
历史在走向马克思，时代在走向马克思，中国在走向马克思，谋求自我解放的人类，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科学理念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亚当·斯密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是“经济人”的根本动力，资本怎样利用这支所谓“看不见的手”获取最大利润，积累财富，人怎样在事实上被物化为金钱的奴隶，那么马克思从人的劳动生存本性出发，发现人类必将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怎样把自己从物的奴隶变成物的主人，最后实现人的解放就是人自身的解放。人类既然能在劳动中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他也就能通过劳动把自己造就成为“自由人”。
现代资本（各种形态的）尽管像一位有高招的魔术师，在人们面前玩弄变换财富的戏法，造出种种幻影，以推动文明进步，但大多数的人则仍然被它桎梏于“文明的野蛮”之中。劳动者创造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少数人，而多数人在物的统治之下哀苦求生，他们一代又一代地遭受着贫穷与苦难的折磨。
历史证明，劳动者创造世界，创造财富，但又总是由劳动者承担着这种苦难!只有真正代表人民的思想，才称得上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永远站在人民一边，才是世界上不可战胜的力量。为人民呐喊，走向人民，真理才能成为社会的现实力量，人类才能享受解放的成果。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发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这个根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我们不能丢。
中国人民正在走向马克思，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胜利的法宝。只有走向马克思，才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实现走向马克思。因此，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也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走向马克思。
如果用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它孕育了人类社会一个新的未来，开辟了人类走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全新的政治视角，观察这个新时代的进展，把握中国现时政治关系社会化进程，迎接时代对中国政治学科发出的挑战，为此，我写了《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一书同读者见面。
……
刘德厚 ，1934年9月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武汉大学教授，政治学博士生导师。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武汉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法学院副院长、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校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1986-2003年被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治学小组成员，教育部、湖北省社余评议组成员；现任校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等。被列入《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名人录》和《中国当代名人录》。主要学术著作有：《广义政治论》、《地方政府教程》、《毛泽东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论著导读 》、《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等著作5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广义政治论》为经济政治学新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政治哲学和方法论基础。
序言
第一部分 政治的过去和现在
第一章 政治生活的社会起源
一、政活生活——人劳动生存的内在需求
二、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起源
第二章 西方政治概念演进史
一、研究政治概念史的意义
二、西方古代政治概念的特征
三、西方近代人权化政治概念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及其在中国的变迁
一、从阶级政治到社会化政治的理想与追求
二、政治范畴在现当代中国学界的讨论
第二部分 文义政治及方法论
第四章 广义政治理论研究在当代中国
一、 当代广义政治理论研究在当代中国
二、中国广义政治理论的研究的概况
第五章 广义政治要素及其特性
一、广义政治的要素与结构
二、劳动人本政治观
三、政治关系及特征
第六章 政治形态的多样性
一、政治形态的一般理论
二、政治形态的多样性
第七章 广义政治方法论
一、政治利益关系分析
二、政治的历史整体性分析
三、政治的社会整合分析
四、政治的功能结构分析
第三部分 社会政治分析原理
一、政治从国家化到社会化
二、西方现代政治社会理论的局限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基础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化政治观
二、政治关系社会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三、现代国家权力关系的社会化
第十章 中国“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的形成
一、20世纪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
二、走向社会政治的基本原理
第四部分 走向社会政治的革新之路
第十一章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
第十二章 “双重转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第十三章 从人民民主走向新型社会民主
第十四章 走向社会政治的革新之路
新术语索引
后记
同时，马基雅维利还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首先使用国家概念的思想家，他认为国家是政治的核心内容，并就国家的产生、国家的目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关于国家的本质）、国家的形式以及共和制是国家的理想形式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成为西方近代传统政治学中“政治即国家”理论的奠基者。他的“政治即国家”的观点，比起“政治即权术”观点的影响要更为深远得多。
在马基雅维利稍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者，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提出的平民政治观，主要从道德角度揭露资本的罪恶，以求建立一种共同体的理想国；马丁·路德（1483～1546年）和让·加尔文（1．509～1564年）提倡民主的宗教改革政治观，认为对个人的宗教生活进行革新，听从信仰所启迪的良心的呼唤就能够改善公民的生活，恢复道德的价值，激发宗教的感情，无须改变现成政府的形式，只有宗教才能支配政治，以宗教的形式传播着新的民主、自由的思想。所以恩格斯后来评价说，这种宗教的改革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②把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加以“科学化”，并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更为密切相连的，则是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
让·布丹（1530～1596年），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的拥护者，但就总的政治倾向而言，他实际上代表着法国新兴市民阶层的政治利益与要求，他提出的国家主权理论影响巨大。布丹认为，主权是国家的最高本质，是一种绝对的和最高的权力，既不可分割，也不可被转让。“主权是在一个国家中进行指挥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主权者之所以是最高的权力，是因为“一般的对所有人民和个别的对每个人”，不需要任何人同意而作出法律的权力，国家的对外关系上也是不受其他权力约束和支配的，等等。但是，他又认为，国家主权和主权者两者不能混同。国家的主权性决不是指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的个人权力，而是指一种国家制度，因此，主权和管理权是两回事。布丹由此演绎出来君权必须服从国家主权，必须遵守与其他主权者所订立的条约。他认为，国家主权虽然具有绝对性，但还是要受到自然法的制约。他的国家主权理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相连”的理论，为导出“人民主权论”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这样说，布丹的国家主权论，不仅直接补充、发展了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即国家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新兴资产阶级争取自由、民主权利的要求，也包容到了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之中。争取人的自由、民主权利，成为他的“人民主权论”的核心。在政治分析的方法论上，他主张把强大的物质力量看做政治统治者赖以生存的工具；用主权概念来加强国家的政治权威基础，赋予政治一种严格的世俗特色和独立自主的地位。国家是主权国家，政治是主权国家的政治，从而明确地回答了资产阶级国家应是怎样的国家，国家权力最终应该属于谁这个关于政治的根本问题。当然，他是把新兴资产阶级看做人民的主体，所谓的人民主权也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主权。
由此可见，从理论到方法，布丹成为了近代资产阶级的主权国家政治观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以上政治学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新时代到来前夕产生的，带有过渡性的状态，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了复杂的多重成分，它们还不可能给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以规范性的表达。 荷兰尼德兰革命（1566～1609年）和英国革命（1640年开始，先后经历了约一个世纪），把欧洲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革命时代，标志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事实上的到来。革命赋予了欧洲资产阶级政治思潮的时代特征，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1）打着宗教改革和恢复人性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和神权；（2）提倡以自然法的理性假设，依据人性需要通过订立契约建立社会和国家，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3）对私有财产权、人身安全、思想自由等天赋权利，从理论上进行了全面论证，大大推进和丰富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内容；（4）提出关于建立国际法的有关理论原理，以适应发展世界性贸易的需要；（5）提出建立法制和社会秩序制度的主张和设想。这个时期产生了诸多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如荷兰的格劳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罗伯特·菲尔麦、托马斯·霍布斯、约翰·弥尔顿、詹姆斯·哈林顿、约翰·利尔本、杰腊德·温斯坦莱、约翰·洛克等，他们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斯宾诺莎、霍布斯和洛克。
他们的政治思想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自由一民主的人权理论为核心，目标是建立法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以自然法和人的自然权利构建社会，以民主和法治组建国家，围绕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展开社会与国家相同性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探讨，把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推向了新阶段。把握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总体特征，是我们理解十七八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家关于政治界定的关键。
首先，霍布斯（1588～1679年）在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论教会的和世俗的国家的内容、形式和权力》一书中．以人的理性分析为基础，提出了“国家元首权力的理论”。认为如果人只受自然权利的支配，专门进行自我权利的追求，就必然会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一种理性原则的帮助下．每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谋求和平，自动放弃在自然状态中对一切事物享有的那种权利，并通过契约确立一种使一个人能转让或出让自己权利的法律方式，为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建立起一个共同的权力，即建立一个“政治实体”或称为“市民社会”。但是，他又认为，在这个市民社会中，“只有作为一个实体的首脑的主权者才能协调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见《论公民》）。主权者是形成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因此，国家权力与国家形式、臣民的自由、国家制度、教会体制等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霍布斯看来，政治可以被视为一种政府首脑权力对世俗社会的各种关系的协调。从构成主权的基本要素来看，国家的主权者的不同，决定着国家形式的差别，分为君主国家、平民国家、贵族国家等。可以说，霍布斯是把政治看做由不同要素构成的有机体的第一人。
其次是斯宾诺莎（1632～1677年），《神学政治论》（1670年）为其代表作。他在彻底批判中世纪神权政治中提出了“人民的权力”的政治概念。他发展了布丹的主权理论，同时又与霍布斯的观点相反，认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让渡出自己的天赋权利予他人。他说：“一个人的灵魂是不可能完全置于另一个人的裁判之下的，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天赋权利让渡给他人，这里的天赋权利指的是自由的思想权利和保持自己对任何问题的判断的权利；而且任何人都不能迫使别人进行这种让渡，因此，企图压制人们思想的政府应被视为压迫性的政府。”后来，他的一些思想又有所变化，开始强调，为了一种有秩序的共同文明生活，必须借助一种科学方法的统治力量，必须要正确确立每个人的个人自然权利与权力（即指国家）的关系。因为国家的权力越大，每个公民的权利就越小，而国家的权力又是由广大公民的权利决定的，国家主权就应当属于人民。如果国家权力集中在掌握权力的某一个人手中，就大错而特错。斯宾诺莎曾说过一句影响深远的名言：“人民只有能够使国王的权力完全取决于它自己的权力，并用自己的力量防范国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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