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开讲_范曾　著_9787508644820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以时间为轴，以儒释道艺经典为纲
　　以儒做人、以释见性、以道明德、以艺修身
　　经史合参，剖析当下众人之惑
　　范曾，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学者、书画家、诗人，他潜心研究国学经典，其诗书画作品是吸收了儒家、释家和道家的精华后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古稀之年，范曾希望将一生之所学欲与世人分享，以一已之余力弘扬和推广中国文化。
　　《国学开讲》讲述的是国学，阐发的却是对于现代社会的思索。用古典的思维方式来解释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困惑，用辩证的方法来解答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范曾以朱子这首《观书有感》，拉开了《国学开讲》的序幕。由中国文化的源流开场，及至《易经》，再到老庄孔孟，乃至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妙法莲花经》等佛教经典，《国学开讲》展现了范曾心目中的“国学大纲”。
　　如果世界上有一本书，可以包藏宇宙精神，融汇百家之长，开启智慧，抵达幸福，那么《国学开讲》当之无愧。《国学开讲》贯穿儒、释、道、艺四大门类，深入浅出地讲述了范曾先生对国学和艺术的体悟，以儒做人、以释见性、以道明德、以艺修身。在本书中，他还将指点我们学习国学的方便法门；在中西文化对比下把握国学精髓，并将国学智慧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国学开讲》独家收录了近百幅范曾先生珍贵画作，读者不仅可以看到深入浅出的经典解析，还可以领略优美典雅的大师画作。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感受国学、亲近国学。
　　在众生内心喧哗浮躁的今天，《国学开讲》无疑是亘古不息、不舍昼夜的精神源泉，是传统文明在当下的激荡回响，是范曾先生在不逾矩之年，自由挥洒的一部难得之作。

　　范曾 1938年生于江苏南通，中国书画大师、著名国学家、诗人。现为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终身研究员，南开大学终身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南通大学终身教授，盘山书院山长。2008年获法兰西公民之星金质勋章。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为“多元文化特别顾问”。2010年9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向范曾先生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2011年获“中华艺文?终身成就奖”。　　
　　范曾先生出身于中国450年延绵不断十三代诗人的著名文化世家。他于文史哲诸领域博古通今、通邮中西，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身体力行“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对中国画的发展厥功至钜，开创了“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先河。他的文史哲著述中，所透露的人文关怀为国内外学界所共称，而其文章之雄奇优美，多次被誉为海内之首选。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化特别顾问，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趋近自然”、“根本善”的专题报告。1984年，日本冈山县建立“范曾美术馆”，为中国于世界唯一享此殊荣者。1986年，范曾先生捐建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范曾先生宅心仁厚，慈爱博施，被命名为“中国十大慈善家之一”。　　
　　范曾先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著有《大丈夫之词》《范曾诗稿》《庄子显灵记》《范曾简墨》《尊贤画集—范曾与八大山人神会》《范曾诗文集》《范曾韵语》《范曾散文三十三篇》《老庄心解》《论文学》《趋近自然》《范曾海外散文三十三篇》等约150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19部。　　
　　范曾先生有二十四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范曾 1938年生于江苏南通，中国书画大师、著名国学家、诗人。现为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终身研究员，南开大学终身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南通大学终身教授，盘山书院山长。2008年获法兰西公民之星金质勋章。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为“多元文化特别顾问”。2010年9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向范曾先生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2011年获“中华艺文?终身成就奖”。　　
　　范曾先生出身于中国450年延绵不断十三代诗人的著名文化世家。他于文史哲诸领域博古通今、通邮中西，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身体力行“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对中国画的发展厥功至钜，开创了“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先河。他的文史哲著述中，所透露的人文关怀为国内外学界所共称，而其文章之雄奇优美，多次被誉为海内之首选。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化特别顾问，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趋近自然”、“根本善”的专题报告。1984年，日本冈山县建立“范曾美术馆”，为中国于世界唯一享此殊荣者。1986年，范曾先生捐建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范曾先生宅心仁厚，慈爱博施，被命名为“中国十大慈善家之一”。　　
　　范曾先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著有《大丈夫之词》《范曾诗稿》《庄子显灵记》《范曾简墨》《尊贤画集—范曾与八大山人神会》《范曾诗文集》《范曾韵语》《范曾散文三十三篇》《老庄心解》《论文学》《趋近自然》《范曾海外散文三十三篇》等约150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19部。　　
　　范曾先生有二十四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国学的本质是至善之学
　　如果一个人不注意自己的修为，会成为一个恶人；如果注意自己的修为，会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这个在孔孟的学说里，尤其到了王阳明的学说里，有非常透彻、非常动人心弦的解释。至善之境也就是天人合一之境，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中国的哲学里谈至善，没有超过明代王阳明的。王阳明讲，至善就是一个宇宙的本体，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永远守护的、存在于内心的一个最纯良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国学的精髓是解决人的心灵问题
　　在有些人看来，国学就像万金油，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尤其是有些人把国学研究成了办公室的政治等，这貌似是国学的一种与时俱进，其实只是过度的发挥。
　　国学里也的确有兵书，也有阴阳家。老子哲学本身也包含了一种辩证的思维，譬如讲：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他看到事物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你想叫它向相反的方向走，让它到一个顶点，这在兵学上会有用处。有的人认为，学了国学就什么都会了。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人，譬如俞樾，他认为西方的力学、重力学，都是从墨子书上学来的。其实估计当时西方人来不了，学不了这个。不是讲有了国学，就万物皆备于我了，我想，国学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解决人的心灵问题，它不会帮助你解决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所以，把它搞成办公室的权术政治，实际上是把它变成了伎俩化。就看你用得妥不妥，如果用得妥，未尝不是一种策略，用得不妥就是阴谋。
　　有一种观念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形而上的儒释道的国学，主宰形而下的西方的科技，造福了人类。如此一来，我们似乎有一种民族自豪感，觉得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我想无论怎么讲，国学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的心灵达到一个至善之境。这也就是我写过的一篇文章《一词圣典：至善》，就是写王阳明和笛卡尔。中国十六世纪出现了王阳明，他是明代伟大的心学家，他和十七世纪法国的一个大哲学家笛卡尔用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笛卡尔是一个数学家和生理学家，他一生非常勤恳地做着去伪存真的工作，他最终极的目标，是为了达到自己纯粹的信念。他认为这个纯粹的信念是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们没有发现它。王阳明在他的心学体系里，也同样有类似的形而上的论述，他讲我们的至善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正如孟子所讲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发现它，才会走上歧途。一旦你发现它，你会感到，原来我自己本身也是具有的。所以在王阳明的眼中，他认为看到满街的人都是圣人，那么满街的人，看到王阳明也是圣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王阳明对内在的善充满自信。而我们学国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人们心灵内在的善充分地调动出来。所以，不是中国的东方文化要凌驾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之上，而是东方文化要发掘东西方，乃至于我们全人类内心的善。这样才不至于让民族自尊心泛滥为狭隘的民族主义。
　　中国就是个诗的国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爱诗歌，出现这么多的诗人，因此我们想学国学的第一点是，它是诗意的。
　　第二点，它是为己的。为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如果自己在学习的时候，首先就心有旁骛，就想到我学这个就能得到什么，老这样想，这是什么？是为人之学。你在想到别人怎么看你，你想做什么事，这都叫为人，不是为己。我今年七十二岁了，我五十多年来，朝斯夕斯、念兹在兹于中国的学问，可是这里有个条件，我想到为己，而不是想到为人。如果学国学是为了画画能让别人看着更漂亮，就是为人之学了，我学国学是为己之学，到底这个为己之学，怎么在我的画笔上体现？它乃是不期然而然的，不可以年月计的，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它就流露出来。这个我很难讲得非常具体。譬如我今天决心把《论语》再看一遍，我第二天画又有所进展，这个做不到。比如说就是某一幅画中，其实体会的是那种意境和国学的关系。中国的学问是启智性的，它把你的智慧启发出来，但不一定告诉你一个数学的公式，或者推演出一个什么原理。如果你的国学非常好的话，你很容易理解一些西方的学问；如果你的国学不行的话，连学普通的代数，你都学不好。我记得我小时候学代数，最后要求证“A与B孰大”，有同学写“A熟大”，“孰”字底下加了四个点，那个数学老师非常有趣，他说：“是不是东西煮熟了就变大了？”
　　有人讲，我们现在提为人民服务，你怎么为己呀？这个理解完全错误了。为己之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内心，提高自己的学识，提高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然后你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之学的终极目标是利他，而这个利他，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儒家最反对的就是自私自利。为什么孟子在书里批判杨朱之学，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他说这个简直是太自私了，这和孔子的为己之学，是完全相矛盾的。
　　第三点，它还是一个至善之学。这个至善，《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达到一个终极的目标，是至善。这个“明德”是什么？是宇宙本体。对一切的德性，它是非常之了然的，对宇宙的本体是无所不知的。“明明德”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大道。“在亲民”还是“在新民”，这个在历史上争论了几百年。我认为是“在新民”，是要能够振庸拔俗，要能够使气象更新，要能够除旧布新。“在亲民”就有点儿自居高位，而对别人亲，这个不是《大学》的本意。“在止于至善”，你明明德了，新民，你也在其中，你最后要达到一个终极目标，就是至善。你要知道人类从猿到人，经过了一千万年，人类是不是在心灵上进步了？我想这个东西很难讲，因为人可能是一个非常善的存在，也可能是一个非常恶的存在。善的存在，你就是能够保持住至善之学，可是他凶恶起来，比兽还恶。泰戈尔讲，人如兽时，比兽还恶。
　　譬如审美，我们每个人都有审美能力，这是上天所赋予的。这个审美的能力怎么来的？一定是符合宇宙的大规律的。一切不符合宇宙大规律的，它不会进入人类的意识。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一个良知、良能的这样一个领域，而这个良知、良能的领域，一定是来自宇宙本体，至善存于你们内心。
　　中国的学问还是一个中和之学。什么叫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国人从道光年间到今天一百七十年，受尽世界列强的欺凌，我们可以说是痛定思痛。本来中国这个民族没有侵略别人的意图，她是个诗意的国度，是个追求至善的国度，没有任何去掠夺的想法，却受尽了欺凌。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并没有以怨报怨。但如果今天有什么超级大国，或者借着超级大国的淫威，而对中国搞些肮脏龌龊的行为，当然是为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我们也会发脾气，发而必中节，发了以后，有理有节，恰到好处。
　　认为国学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是一个误会
　　很多人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鲁迅、瞿秋白这样一些人反国学。大家回顾中国历史发展和文明发展，有很多人说儒学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我想，造成这样的误会，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近代以来，国学的发展并不是很顺利，赞成国学、保护国学的，又是像王国维、沈曾植那些留着辫子的人。王国维为什么要翻译尼采的哲学，翻译康德的哲学？因为他希望西方的理性思维能够和中国的传统道德有一个无间隙的融合，作为迎接新时代来临的一个思维。他当时仅仅是个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当然，要是国力非常强盛的时候，南书房行走是不得了的地位，可是当时他和废帝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的任何希望都根本达不到。可是今天我们看王国维，他当时希望中国要有独立之意志和自由之精神，我想王国维这样的人，绝对不是不爱这个民族和这个民族的文化，他还希望通过自己的智慧，能够吸纳从康德到尼采等西方思想复兴国学。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思想非常新鲜活泼，一点儿陈腐气都没有。
　　而在我们心目中，反对国学的又大体上是革命的先行者。鲁迅曾经讲过，“方块字不灭，中国必亡”。最激烈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讲，方块字是世界上最肮脏、最龌龊、最混蛋的臭茅坑。当时反对国学的还有陈独秀。钱玄同给陈独秀写信，讲中国字要改革成为拉丁拼音，陈独秀回信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先期从文字的拼音上就用拉丁文，这给我一个很危险的感觉，进一步文字怎么发展，那就很难说了，很容易为渊驱鱼，使中国也走上一个拉丁化文字的国家。这些革命者，当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我想主要是因为他们非常殷切地希望，中国能够强盛。鲁迅先生后来感动全中国的，正是用方块字写出来的《阿Q正传》《孔乙己》《祥林嫂》和《药》。
　　那么，我们对此怎么看待呢？我们不能够以他们年少气盛时候的话来代表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认识，今天我们更不能讲，瞿秋白、鲁迅是反对国学的，这个已经过去了。因为到了鲁迅先生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他对中国文化是非常保护的。而且你们要知道，瞿秋白、鲁迅等人国学功底都非常深厚，他们反对国学或者反对方块字，有当时革命的热情推动。我们也难免在特定的时候，讲出一些非常偏激的话。一个人哪能一生下来，认识都是那么清楚，或者不通过历史、不通过时间，不通过自己今天的学习来认识呢？
　　自古以来，中国不重视逻辑学，因此在中国就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数学。数学是科学之母，科学当然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自从近代严几道，就是老年就看《庄子》的严复，第一次把西方的“名学”，翻译到中国来，中国才知道，西方有这样严密的逻辑思维、这样严密的理性思维，才使它的工业能够昌明。这个不会影响我们对国学的认识，因为国学里的很多东西，正是西方没有的。西方的逻辑思维，我们在广泛吸纳；东方的感悟思维，西方也在广为吸纳。东西方这样的交融，就会取长而补短，就会使两者加起来的合力，更接近事物的本体，这是何等的好。
　　如果说“儒家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我觉得这个命题对我来讲有点儿突兀。我可以举两个大科学家的例子，一个就是杨振宁，他是诺贝尔奖得主，是世界上最卓越的物理学家，他对中国的学问非常尊重，非常热爱。他并没有讲，中国的儒学影响了他对宇宙地球规律的认识。我还认识一个大数学家丘成桐，他喜欢写诗，经常和我谈诗，我说：“谈诗和数学有什么关系？”他说：“有关系，中国的古诗有时候诱发我很多有趣的思维，我不可以讲某一点、某一件事情，可是它使我的思想非常活泼。”他说，“我有时候做数学做得困了，就写诗，立刻精神又焕发了。”陈省身先生也是这样，他非常爱国学，一有空就看古诗。从这些人身上，我没有看到国学或儒学对科学有什么阻碍。
　　有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可能更关心的是企业在带团队的过程中，怎样利用国学的一些智慧或者理论，来指导企业的发展。我想，最重要的是无言之教，自己做到比口头的还重要。过去北宋有个大儒家张载，他对学生从来也不训话，可是他坐在那儿，大家就会以他的行为作为准则，这就是无言之教。张载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大儒家，他是无言之教，我想一个领导人对下属，自己以身作则、无言之教是最重要的。
　　我们学国学不是钻到故纸堆里，而是始终想到我们当下面临的生存境遇。在上文中，我讲了各家各派、划分国学的几种独特的方式，包括任继愈先生从地理文化的角度去划分，还有各种不同的划分。这些内容的核心是国学的当代意义：抵达人类心灵的快乐与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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