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史经典——走进大师的精神世界：中国哲学史大纲_胡适　著_9787307126541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近年颇多学者承认，此书的出版，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
　　本书自出版以来，所获得的赞誉无以复加，它被视为一本划时代的著作，也是一部在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巨著，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开山之作，为胡适的学术地位奠定了一块不可撼动的基石。本书中，在在体现了胡适先生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这本书也是中国学者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在中国哲学史发展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本书也是胡适的成名之作，自此胡适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界的领军人物。这本也是胡适当年在北大任课时候的讲义，作者引经据典，各种史料信手拈来，大师风范尽在其中。

　　作者胡适（1891～1962）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以倡导“五四”新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安徽绩溪人，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1904年春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4年就学于哲学家Ｊ.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作正式的文学语言，为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打开了缺口，被诩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一时享誉全国。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陆续发表一些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
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　　作者胡适（1891～1962）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以倡导“五四”新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安徽绩溪人，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1904年春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4年就学于哲学家Ｊ.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作正式的文学语言，为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打开了缺口，被诩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一时享誉全国。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陆续发表一些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
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他于20年代办《努力周报》，30年代办《独立评论》，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都属政治性刊物。1938～1942年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8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1962年在台北病逝。
　

　　第四章墨子的宗教
　　上两章所讲，乃是墨子学说的根本观念。其余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用、节葬，都是这根本观念的应用。墨子的根本观念，在于人生行为上的应用。既讲应用，须知道人生的应用千头万绪，决不能预先定下一条“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公式。所以墨子说：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
　　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鲁问》
　　墨子是一个创教的教主。上文所举的几项，都可称为“墨教”的信条。如今且把这几条分别陈说如下：
　　第一，天志墨子的宗教，以“天志”为本。他说：
　　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胜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度以度之。《天志上》。参考《天志》中下及《法仪篇》
　　这个“天下之明法度”便是天志。但是天的志是什么呢？墨子答道：
　　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法仪篇》。《天志下》说：“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与此同意。
　　何以知天志便是兼爱呢？墨子答道：
　　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法仪篇》。《天志下》意与此同而语繁，故不引。
　　第二，兼爱天的志要人兼爱，这是宗教家的墨子的话。其实兼爱是件实际上的要务。墨子说：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通尝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若使天下……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之国若其国，谁攻？……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
　　《兼爱》中下两篇都说因为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要兼爱。
　　第三，非攻不兼爱是天下一切罪恶的根本，而天下罪恶最大的，莫如“攻国”。天下人无论怎样高谈仁义道德，若不肯“非攻”，便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读《非攻上》。墨子说：
　　今天下之所〔以〕誉义旧作善，今据下文改者，……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欤？……虽使下愚之人必曰：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不〕免攻伐并兼，则是〔有〕（此字衍文）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黑白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则岂谓有别哉？《非攻下》
　　墨子说“义便是利”《墨经上》也说“义，利也”，此乃墨家遗说，义是名，利是实。义是利的美名，利是义的实用。兼爱是“义的”，攻国是“不义的”，因为兼爱是有利于天鬼国家百姓的，攻国是有害于天鬼国家百姓的。所以《非攻上》只说得攻国的“不义”，《非攻》（中、下）只说得攻国的“不利”。因为不利，所以不义。你看他说：
　　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
　　又说：
　　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譬之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非攻》（中、下）。
　　可见墨子说的“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是“兼爱”的真义，也便是“非攻”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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