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会面
1920年1月，那时的我是沙皇军队波兰军团的一员，当时我们正在向南方撤退。我们到达黑海后，便匆匆登上了船。我们的船在保加利亚短暂停留之后，驶向了君士坦丁堡，我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年半。
能够离开残酷的内战让我着实松了一口气。说实话，卷入战争是有悖于我的意愿的，在这样的混乱中，人很难保持中立。当然，我非常想摆脱这种局面，而在君士坦丁堡靠岸好像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体面地逃离这非人的冲突。
在君士坦丁堡，战争似乎很遥远。但即便如此,也难以抹去我对前一段经历的记忆。充满野蛮和暴力的画面像梦魇一般充满我的头脑。对于战争和暴行我找不出任何正确的理由。在战争期间，我会有短暂的睡眠或是极度疲劳后的小憩，那时，一种奇怪的直觉会升起，我会觉得世间应该有另外一种充满意义的生活。在我小时候，相似的感觉会让我产生很多疑问，这些经验无疑让我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做好了准备。
我定期会去一个叫作Russi Mayak的俄国社区中心。有一天，我在那里看到一张海报，宣传一个叫邬斯宾斯基的人举办的系列讲座。讲座的主题很神秘，叫作“以当代西方人的思维呈现的古老东方智慧”。我被吸引住了，当即决定去参加。（讲座的内容在邬斯宾斯基的《寻找奇迹》一书中有非常详细的呈现。）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第一次讲座的内容了，但有一个场景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邬斯宾斯基先生给了我们一些练习的指引，通过这些练习我们可以自己验证他给出的论断。我对这种方式感到惊奇，于是决定要参加后几场的讲座。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加这个讲座。我很震惊地看到，那些对我来说很清晰，而且闪耀着真理之光的理念，却为新近参加讲座的人所抵触。他们经常打断邬斯宾斯基先生，不让他全面地阐述他的理念。这让我们这些“老听众”很愤怒。幸好邬斯宾斯基先生在讲座结束后会安排与我们的会面，有时我们会在老城区的咖啡馆里待一个晚上。在这样充满生气的场所里，一轮接一轮的杜希克酒佐以各种东方的美食让我们无穷无尽的哲学讨论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我参加讲座的次数越多，兴趣就越浓。讲座后的聚会也非常吸引我，我决定无论有什么事都要按时参加。一个全新的世界真正地向我打开了，它是如此引人入胜。我觉得我需要让自己更加平衡，让我的内在空间更加有秩序，以便能够聆听已经升起的内在召唤。
我的家人和朋友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在他们看来，我就是拜倒在一个古鲁或骗子的脚下，已经无可救药了。但我的感觉跟他们完全相反，因为我可以越来越清晰地觉察到我的不足，尤其是我对知识的缺乏。我知道“时间不等人”，我应该继续我由于战争而中断的学习。虽然在战争爆发时我已经是一名军官，但我在波兰只具有相当于法国高中文凭的学历。
在君士坦丁堡的俄国流亡者很担心下一代的未来。于是，一些知名人士和各类组织提出了一些巧妙的解决办法，让年轻人能够继续学习、获得文凭。捷克斯洛伐克向俄国学生开放了大学教育，甚至提供奖学金。当然，他们这样做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标榜他们斯拉夫人的身份。美国也为俄国学生提供了一些帮助。很明显，君士坦丁堡只是一个临时居住地。
那些头脑最清醒的俄国流亡者却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去他们的祖国了。其他流亡者却仍旧希望有一天他们可以恢复往日的生活。在等待期间，他们都过着尽可能舒适的生活。富有一些的人会卖掉包括珠宝在内的家当。大部分的年轻人都非常急切地接受了奖学金。
每个人都关切着同样的问题：要做些什么？如何安排生活？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自己对这些都非常不确定。我们经常跟邬斯宾斯基提起这些问题，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圣经”式的时代，预言都会发生。他还说：“现今的时代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理解人生真意的新人。”
邬斯宾斯基向我们保证，他认识能够为我们开启这样道路的人。这个人会很快到君士坦丁堡来，这些提前举办的讲座就是为了让我们这样的人做好准备，以便能够理解这个人的语言和实际的教学，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人类可能的进化。我不太能明白邬斯宾斯基的意思，因为我对于神秘主义、哲学或心理学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即便如此，这些讲座都让我尝到了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滋味。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从未错过一次聚会。一天，我迟到了一点，带来了我邀请的一位朋友。我立即注意到，邬斯宾斯基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中间的位子上，而是坐在了一边。他的位子上坐着另外一个人。这个人面色偏黑，蓄着一大把黑胡子，留着光头。他有着一种独特的具有穿透力的眼光，讲俄语时带着浓重的高加索口音。我没太注意他所讲的内容。实际上，我有些恼怒，因为我经常对我带来的那个朋友提起邬斯宾斯基，而今天，这个人半路杀出来扰乱了我的计划。
在那时，我无法理解这个人所讲的东西。他的每一句话似乎都那么怪诞，甚至荒谬，以至于我忍不住在整个聚会期间笑个不停。讲座结束后，我很想去告诉邬斯宾斯基先生我有多愤怒，我觉得浪费了一晚上的时间，但我带来的朋友着急回家，所以我没有引荐他就跟他离开了。
下一次聚会时，我提前了一会儿到达，在俄国社区中心的花园与几个常来的人一起等候邬斯宾斯基。他刚一出现我就迎了过去。
“邬斯宾斯基先生，”我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让那个人讲了一晚上？我们的聚会通常都很有意思！但上一次讲的都是些无聊的东西。那个人讲的东西太荒谬了，我从头到尾一直忍不住在笑。”
“我亲爱的契科维奇，这只能说明你的准备有多么不充分。让你笑得这么厉害的人就是乔治·伊万诺维奇·葛吉夫，我跟你讲过的那个人。他讲的东西很深刻，而且条理清晰，但你现在还不懂得如何去听。”
邬斯宾斯基的话好像给了我一记耳光，我要如何来纠正我的错误呢？我该如何制止那失控的笑声呢？后一个问题在之后的几天一直困扰着我。我忽然明白，只有葛吉夫先生能够告诉我那笑声的原因，我必须去找他问清楚。我想象出很多他回答我的问题时可能出现的场景，越想越觉得他会说我当晚表现得像个白痴。可转念又一想，如果葛吉夫先生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应该会花些时间给我解释那笑声产生的原因。无论他是否给我一个答案，至少我都有机会称量一下这个人的斤两。
几天后，我带着坚定的决心，勇敢地去了葛吉夫先生住的地方。我现在还可以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站在葛吉夫先生住处的门前，手指悬在门铃旁，仿佛僵住了一样。一连串的思绪打断了我的行动：“你是不是犯了个大错？这样来找他是不是很愚蠢？”我站在门前，犹豫不决。我想还是去找邬斯宾斯基吧，他就住在同一条街离这里几步远的地方。但是我的腿总是不可抗拒地把我带回葛吉夫先生住处的门前。就这样我来回来去了两三次，最终因受不了自己的犹豫而愤怒起来。我决定把自己丢进“虎口”，终于按响了门铃。
葛吉夫先生本人出来开门，他以一种安详的语调欢迎我的到来：“我的孩子，你是专程来看我的吗？”
“是的，葛吉夫先生，”我惊讶地答道，“我需要跟你谈谈。”
门在我们的身后关上了，我发现自己没有进入“虎口”，而是进入了一个大家庭般温暖的氛围中。我们经过门厅进入一个房间里，那里已经有一些人了。很显然，葛吉夫先生和他的几个学生正在喝茶。
“来杯茶吗？”他问我。
我点头接受，放松下来，并在喝茶时尽量让自己不惹人注目。葛吉夫先生注意到我确实开始放松下来了。他给了我一些时间喝完茶，然后站起身来。
“你个子很高，这很有用，”他平静地说道，“你能帮我把那些画取下来吗？我想把它们挂到别的地方去。”
“当然。”我答道，然后起身跟他来到屋子的另一头，那里挂着几幅画。他让我调换了两幅画的位置，又摆正了其他几幅画。显然这只是个开始私人谈话的托词。他叹了口气，在一张长凳上坐下，并用手势邀请我也坐下。
“你只是来看我还是有话要对我说？”
“这个，我有些东西想问，但不知道怎么来组织我的语言。”
“没关系，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那好吧。那晚我在听你讲话时一直忍不住在笑，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我觉得我说这些话时一直盯着自己的脚，因为我无法回忆起当时葛吉夫先生的表情。我记得，他没有按照我预想的方式做出反应。葛吉夫先生没有马上回答我，而是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是在回忆当晚的情景。然后，他终于开口说道：“哦，是的，我记得你笑了很多次，而现在你想知道为什么。那当然是因为我说的东西在你看起来很荒谬。让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此。”
葛吉夫先生说了几个毫不相关的词，然后问我它们各自的意思是什么。我费了点劲总算回答出来了。然后，他用这几个词组成一个句子大声念出来，并对我说：“问题出在——这个句子对我来说是真理，而对你来说则很荒谬。”
葛吉夫先生解释说，这些特定的词组合在一起给我留下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印象，所以我才会笑。然后他给我解释这几个词真正的含义，这些含义与我先前给出的完全不同。这时，整句话的意思就非常清晰了。他把同样的解说过程重复了三四次，每次都会让我说出某些词的含义。然后他再一次用这些词造了个句子，这个句子一开始用我给出的词义来解释显得很荒谬。他重复这个句子，解释每一个词真正的深层含义，最后让我能够明白整个句子的含义。
葛吉夫先生的解释让我目瞪口呆，但同时又有着出乎意料的喜悦。我竟然担心他会把我当白痴一样对待！而他却让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的话。惊讶、迷惑和惊叹同时把我占据，我很羞愧那天晚上没能理解那些话。有一件事我已经非常确定——我已经准备好跟随他到任何地方。我所有的偏见一扫而光。面对这样睿智的人，我不需要再去疑惑自己新的态度是否够理性，或者他是否值得我信任。一切都不言自明。
面对葛吉夫先生，我忍不住又问了一个困扰我已久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我那些神秘的预见性梦境有关。我告诉他这些梦境如何在危难之时一直引导我前进。他问我：“你参加预备小组多久了？”
“差不多一年了。”
“你还没想过离开吗？”
“哦，不！至少我没觉得我想离开。”
“那么，假以时日，你寻求的答案会在你努力探寻的成果中出现。有一天你自己会明白，你当下就希望别人给你的东西是没用的。只有你自己努力的过程中获得的领悟才能变成你的一部分。”
我感到很高兴，葛吉夫先生的话让我在梦境的问题上看到了希望。我觉得不应该再打扰他了。我谢过葛吉夫先生并问他我是否可以再来。他告诉我他会在这里再待几个月，如果我想的话，可以再来见他。然后我就离开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参与这个人的工作。我觉得我必须要很投入，不能再小肚鸡肠地去算计和选择，一旦做了决定就没有回头路了。我的一生都会取决于这个决定，就像动物的一生都取决于其习性一样：虫子注定活在土里；猛禽必然翱翔于天际；而鳟鱼则只能在溪流里游弋。
我觉得葛吉夫先生和他周围的人建立的关系很特别。而我不由自主、发自内心地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抱着这样的想法回到了家。从此，我好像找到了另外一个家，那也是每个人都会梦想的地方——“天父的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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