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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人 
定 价：28 元 丛书名：微阅读大系·林贤治人文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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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有如逝水一去无迹，所以，过往的记忆总是令人珍惜。正如普希金诗里所写，哪怕日子充满苦痛，在记忆之中，也将变成亲切的怀恋。
这个集子，所选多是作者对已故人物的回忆，其中又多是自己的亲人和师友。集子中多出两位“公众人物”：王实味和遇罗克。一个是前革命时代的人，一个是同龄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他们都同样以文字罹难，仿佛是历史峡谷中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呼应似的。他们之于作者，并不像其他的人那样有着实际生活中的联系；所谓“文字缘同骨肉深”，阅读他们的文字，却使作者切实地“有着一种亲缘的感觉，而不曾间断精神上的往来”。 在作者看来，远别的小屋，油灯，松鼠，也都是值得怀念的。在个人的情感世界里，无所谓伟大与平凡的绝对限界；最卑微的事物也可以成为圣物，一样有着恒久的炫目的光辉.
编后记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时间有如逝水一去无迹，所以，过往的记忆总是令人 珍惜。正如普希金诗里所写，哪怕日子充满苦痛，在记忆 之中，也将变成亲切的怀恋。 记忆有两种：集体记忆和私人记忆。前者指社会事 件，社会生活，构成为个体生存的外部环境，后者关于个 人的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的内 容。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记忆是亲近的、细密的、深入 的，往往刻骨铭心。社会上的事情要为个人所铭记，大抵 与个人命运相关联，故能唤起切身的感受，从而使生动的 细节得以保留。 这个集子，所选多是对已故人物的回忆，其中又多是 自己的亲人和师友。母亲故去已逾十年，至今未曾为她写 下一点记念的文字，是我最感愧疚的事。对于记忆深长的 部分，本意等候一段安静的日子到来之后慢慢地写 ，然 而累月经年，一直生活在芜杂和焦躁之中，结果只好延宕 着不曾着笔。 集子中多出两位“公众人物”：王实味和遇罗克。一 个是前革命时代的人，一个是同龄人，经历过文化大革 命，但都同样以文字罹难，仿佛是历史峡谷中的一个意味 深长的呼应似的。他们于我，并不像其他的人那样有着实 际生活中的联系；所谓“文字缘同骨肉深”，阅读他们的 文字，却使我切实地有着一种亲缘的感觉，而不曾间断精 神上的往来。 远别的小屋，油灯，松鼠，也都是我所怀念的。在 此，我不由得想起庄子的“齐物论”。在个人的情感世界 里，无所谓伟大与平凡的绝对限界；最卑微的事物也可以 成为圣物，一样有着恒久的炫目的光辉。 2014年5月3日
林贤治，著名作家，学者。著有《五四之魂》、《人间鲁迅》、《中国新诗五十年》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目 录
《圣地野百合》引言 重印《中国文字狱》，兼怀王业霖先生 怀念耿庸先生 纪念何满子先生 诗人的工作 纪念李慎之先生 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 为陈实先生作 追忆与怀想 夜读遇罗克 悼一禾 黄河之外还有一个黄河 父 亲 哀 歌 为一个有雨的冬夜而作 清 明 小 屋 油 灯 灰 灰 编后记
《圣地野百合》引言
一个记忆唤起千百个记 忆。 ——〔俄〕赫尔岑 七八年来，我常常怀想一个人。 这个人的消失使我不胜震骇。暗暗的死：不知时日， 不知地点，不知死法。一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星水渍，只 要用指头轻轻一拭，便全然不见了痕迹。 他是谁？ 一个标本式的人物，但是，并不具备物质生命的确定 形式，如福尔马林溶液浸泡过的野兔，琥珀中的蝇子， 《圣地野百合》引言 | 3 拳卷于化石表层的蕨类那样。所谓标本，不过是一个名 字，一个标签，一个可以任意充填各种不同意义的符号而 已。没有人说过关于他被关押、被处决的情形，他所遭逢 的命运的秘密，永远无人知晓。至于置他于死地的文字， 仅寥寥的几篇短文，此外，再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容他 存放信仰、思想、人性，掘进的大脑和火焰般跳动不宁的 心脏。总之，关于他，没有人确切地描述过；就连他的名 字，在死后多年也无人提及，直至领袖的著作出版，才作 为一条注释，被摁进庄严而深奥的汉字的夹缝里。过了若 干年，他又被抠了出来，重新铸造为另一种文字： 王实味，男，1906年生，河南潢川县人。1926年 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掉关系。1937 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赴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 艺研究室任研究员。1942年整风时，发表了《野百 合花》、《硬骨头和软骨头》等文章，受到帮助和 批判。1942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年底因反革命托派 等问题被关押。1946年结论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 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 ……在现在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 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 王实味 4 逝 者《圣地野百合》引言 | 5 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 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 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指纹清晰，依然是同一只手。 无处不在的手。强有力的手。翻云覆雨的手。 二十世纪黑暗而漫长。 在这个死亡的世纪里，我们中间每个人都可以从延绵 不断的战争、亚战争、大饥荒、流行病、监禁、流放、各 种运动和斗争中找到毙命的亲属、朋友、同事、相关者， 负担累累，如何可能顾及一个陌生的人？况且，在合法性 暴力面前，我们所有的感官都已凋萎，不但不敢发出抗议 的声音，而且得强令自己闭上眼睛，呼吸迫促，害怕他人 的苦痛进入内心。冷漠弥漫开来，和恐怖缠绕在一起，浓 雾般包围着我们；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相，如何可能在集 体的外缘发现并同情于一个异类？看看世纪末吧，纷飞的 血雨之后，鸽群栖定，谁还为广场上空的亡魂祈祷？谁曾 经想到那些为失去儿子而暗暗哭泣的母亲？昨天的一场轰 轰烈烈的死亡，尚且随即被遗忘如同疾风过耳，如何可能 期望人们记住一个逝去已久的死者？ 然而，王实味之死始终使我感到震骇。我甚至觉得， 在他身后出现的所有大面积的死亡，都与他的死亡有关。 在红色政权之下，王实味不是唯一的一个，但却是第 一个因言论获罪的人。严格地说，他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 者。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个诚实的人，正直的 人，血气充沛的人。在我们必须为自己说话的时候，他代 替我们说了，因此必须代替我们去死。 言论这东西，何以有如此大的威慑力，居然可以使中 外的权势者必欲除之而后快？喜欢引经据典的学者回答时 离不开语言逻各斯中心，但是，他们遗弃了一个最基本的 事实，就是：自由言论是个人权利的实现。它意涵的个 人性妨碍了统一，而威权，正好建立在这统一上面。一位 罗马皇帝说，他希望人类只有一个脖子。理由很简单，就 是便于控制，一旦要掐断它容易多了。统一意味着权力垄 断，有了统一，就有了服从、集合、支配与牺牲。自由是 反统一的。自由在权力之外。自由到底属于差异个体，平 等也是，爱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解放个人的过 程，而不是解放“全人类”。全人类是一个虚拟的大词，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根本无从发现它的踪影，只看见一个又 一个活动着的个人。革命作为文明的一道特殊程序，目的 6 逝 者《圣地野百合》引言 | 7 在于保卫个人的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不是设 法加以扼杀。至于个人生命的价值，那是至高无上的，任 何机构、政党、团体和他人，都无权以任何名义褫夺它。 然而，对王实味来说，所有这一切都被褫夺了！ 革命吞噬了它的孩子。 本雅明说自己是在土星之兆下来到世间的，一生走不 出忧郁；显然，王实味命随火星，才特别地富于挑战性和 抗击力。星占学把土星和火星并称为大小凶星，结果一个 自杀，一个他杀，两颗不同方位的星辰几乎同时在同一道 深渊中陨落。难道这就叫命运吗？ 事实上，王实味无法抵御血与火的蛊惑，正如他无法 除掉身上的可燃性物质一样。当夜气如磐，烽烟突起，大 地垂危，这个天生的反抗者，他不能不皈依一个庞大的红 色族群，从此陷身于悖论式生存而无力自拔。 太阳高悬的地方是看不见星芒的。发亮的天体都是太 阳的反光。如果遁着规定的轨道运行，王实味有可能平稳 地走完一生，而不致出现后来的悲剧性转折。然而，他根 本无视太阳的存在。在他那里，革命本来便是个体的事， 因此他只管拼命地燃烧自己，直到烧完。 现在看来，理想必定含有一种类似大麻的性质。它使 王实味在持久的自我迷幻中成为侠义英雄，像发疯的老骑 士唐吉诃德那样：铲除不公的现象，解放卑屈的灵魂…… 但是，他不知道，革命在不断生成新秩序，一面瓦解传统 一面复制传统；革命既是功能，同时又是实体，是组织本 身。革命是不容许内部存在更为革命的事物的。冲突发生 了。革命要求每个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工具和武器，王 实味拒绝这样做，他要做一个人。革命要求听从同一个号 令，王实味听从的，惟是内心的声音。革命要求摧毁个人 的独立王国，而王实味护卫自我的尊严如同生命，把灵魂 高扬起来当作旗帜挥舞，至死不肯放弃脚下的城堡。《圣 经》说：十个人可以拯救一座城。然而只有一个人，只有 一个，这座城可以因懦怯和侥幸而免于沦陷吗？当王实味 一个人呼叫着站起来的时候，不但得不到同类的响应， 反而遭到猛烈的诅咒和锐利的嘲笑。他们指着他，推 他，吐他，按他的头，给他戴荆棘做的帽子：一顶、两 顶、三顶，就像以色列人对付耶稣那样。在通往各各他 的路上，犹有一个西门给背沉重的十字架，谁替王实味 背呢？ ——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 王实味没有上帝。谁也没有。没有人与他同在，所有 人都像逃避瘟疫一样弃他而去…… 8 逝 者《圣地野百合》引言 | 9 总之，王实味死了，而我们活着，——这就是历史。 把王实味送上祭坛以后，我们的灾难并不曾因此得到 禳解。恰恰是，献祭成了一个恶兆，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开 始。 死亡是自由权利的死亡，它使世界上所有属于人类的 珍贵的东西，随之委地以尽。当指鹿为马成为阳光下的事 实，知识和真理有什么意义？当背德者、变节者、告密者 像蝗虫一样繁殖，有哪一个正常的人可以信守自己而无 动于衷？当知识精英早已变得像死鱼般地随波逐流，谁还 敢做一条活鱼逆流而上？当一个人的肉体可以随时消灭于 无形，此后的割喉管之类，还算得上什么特别新奇的玩艺 呢！ 一代又一代的死者淤积起来，犹如腐败的水草，时间 呼啸着流过，遗忘将深深地淹没他们…… 假如没有纽伦堡审判，奥斯威辛，这个小地方很可能 不为人知。当它一旦变得跟波兰首府一样闻名遐迩时，上 百万被现代化系统处理掉的犹太人，已经能够归家一般 地，从死寂和虚空中一个个来到纪念馆里、墓园里、银幕 里、教科书里，来到传统节日中间，而为幸存者和他们的 子孙所铭记。一个伟大的民族，记忆是如此顽强。死者因 生者的记忆而恢复了尊严，生者因对死者的记忆而唤起未 泯的良知、信念和残存的勇气。对人类来说，记忆跟现实 生存一样重要。惟有个体的记忆，才能使许多流行在宫廷 和经院里的概念浮现出可憎的形相，才能使过去和未来经 由生者与死者的日常性对话而生动地连接起来，才能把历 史从暴君、独裁者、僭主、权势集团那里拯救出来，像面 包一样成为可分享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活的历史。 可是，我们一直为那只熟悉的大手所摆布。掌纹就是 道路。攥紧的拳头松开，所有关节的地方一样无懈可击， 漏光的缝隙全都堵死，甚至成为组织中最为坚固的部分。 我们无法穿越历史。没有审判日，也没有纪念日。已有的 审判都是荒诞剧，正义从不在场，罪恶长期缺席；法定的 纪念，也只是把隆重的礼仪献给伟大的征服者，以及与此 相关的集体性事件而已，跟死难者个体无关。世界上，有 哪一个海盗会拿手中的火枪劫掠自己？ 亡魂的等待是徒然的。浩大的呼唤、哀号和悲泣终于 渐行渐远，不复使我们动心。禁止和诱惑深入肉身，有如 暗器，使我们深受伤害而浑然无觉，欣欣然追逐时尚的快 乐而自以为幸福。 而我，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一直为时代的阴影 10 逝 者《圣地野百合》引言 | 11 所笼罩。只要存留一点自由的渴念，一个人，便无法承受 任何一种形式的奴役；这种屈辱带给内心的折磨是长久 的，不可能因时间的流逝而消除。虽则，我可以因未曾出 卖他人而稍自宽慰，但是不可原宥的是，我不只一次地出 卖自己，践踏自己，孤单而卑贱地活着。那时候，所有的 日子都用来计算安全，不测的预感总是使人心跳加剧。每 当压迫来临，最大的勇气惟是辩护自己的无辜，最大的愿 望只待风暴尽快结束；整个过程放弃了抵抗，不必说针锋 相对的言词，更不必说过激的行动，连腹诽也没有。目睹 了他人被无端地推进陷阱，即使不曾扔过一个小石子，难 道便可以因此坦言自己的双手是洁净的吗？当人们的社会 身份最后只剩下害与被害两类，谁还有资格自命为“逍遥 派”？ 关于德国的浩劫，德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个简直带恐吓 性的结论：全体国民都是有罪的。理由是，邪恶势力从开 始抬头到横行无阻，从来不曾遭到国内的抵抗。忏悔呢， 还是不忏悔？政府总理勃兰特在全世界面前做了一个堪称 经典的下跪动作。我国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动作图式，我们 从来是向政府下跪的。 有关忏悔问题，报章似乎一度很认真地吵闹过。其 实，忏悔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对于自觉有罪的人来 说，它只是一种自我抚慰，目的在获得灵魂的安宁而已。 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常常为当年的懦怯感到沮 丧。不正是由于亿万人的奴性的存在，才成就了权力意志 的接连胜利，致使早经形成的败局愈陷愈深吗？作为社会 的一个分子，无论如何是逃不掉罪责的。我私下里祈求， 能为自己找到一种合适的救赎方式，糟糕的是直到今天， 仍然无法让自己变得勇敢起来。假如选择写作，如何可 能做出剑气冲天的檄文，让魑魅魍魉应声倒地；惟有平 实地记录我所经过的人生，一个时代的悲剧性的事实， 为历史作证。如果这也是一种抵抗的话，就算是抵抗遗 忘罢。 震悚于王实味事件之余，我赫然发现：我和我的同时 代人，原来都是王实味的复制品，他的故事，已然包含了 我们命运中的全部秘密。这个发现对我个人来说非比寻 常，它暗示，一部书和一个人相契合的可能性，在我这里 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工作。 从此，我的所有关于悔罪与报复的思绪，都奔赴到了 王实味周围，犹如大风暴前夕的船只纷纷驶入船坞。 从罗布泊的死亡之海中勘测古楼兰的遗址，从火山灰 12 逝 者《圣地野百合》引言 | 13 堆的深处发掘并修复一整座庞贝城，这些考古工作者，仅 仅出于从人类童年维持下来的求知的热情，便如此地全 力以赴，确实是很可佩服的。然而，他们使用的铁锨、 鹤咀锄、捞网之类于我毫无用处，就连福柯的“知识考 古学”，也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因为我发掘的是一个 人。对人来说，除了故址、器物，包括文件、档案、供词 与证词等等之外，还有梦想与梦魇，以及看不见的阴谋、 密令和耳语，都是构成存在之链的必要环节。这中间的许 多断裂、缺口、大大小小的空洞，不是凭着专业技术可以 修复的，尤其是精神空间，需要大胆的猜想去填补。学者 是鄙夷猜想的。他们要的是实证，但当实证一旦给拿掉， 便只好老老实实交白卷。 权势者居然不如我们的学者的自信。他们生杀予夺， 无所忌惮，却暗暗怀了别一副心思。譬如杀了人，不忘把 相关者给毁掉，变成活哑巴，或者干脆也杀掉，即所谓 “灭口”。再就是制造伪证，这还不放心，还要把谎言意 识形态化，灌输，集训，“洗澡”，毒化天下人的神经， 使之失去怀疑、猜测的能力，失去任何想象力。他们所以 特别忌恨知识分子，就因为知识分子不安分，总是喜欢猜 想。 王实味的消失是必然的。有关王实味的实证的消失， 也是必然的。 我曾到过延安，到过兴县，试图寻找王实味最后的踪 迹。当年漫山美丽的野百合花已经不可得见，凡是王实味 呆过的建筑物，也凑巧一处不存，包括传说中的古怪而幽 深的监狱；至于秘密处决的地点，更是无从查考了。延河 两岸闪闪熠熠的霓虹灯和兴县逶迤千里的灰扑扑的山梁， 以不同的形态穿过时间，使我从中深味了王实味生前死后 的寂寞。而今，王实味的同时代人亦已陆续散去，面世的 几篇回忆性文字，几乎全是批斗和审讯王实味的人所写， 留不下一点朋友的记念。可以推断，他根本没有堪称可靠 的朋友。斗争使世界变得多么明朗呵！于是我被告知：在 中国，要了解现代人，比了解古人要困难得多。 由此，我不禁想起威塞尔对人们热衷于谈论大屠杀历 史所作的恳求：“无视他们，不要说起他们，给他们一些 安宁吧！” 显然，这个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里逃生的幸存者，对广 大没有经历过他们一样的苦痛的人们表示了极端的不信任 态度。他有理由拒绝我们。正如他所忧虑的，我们确实永 远不可能获得他们听到死神大声咆哮时的感觉，永远无 法穿透他们，幸存者和死难者的幽闭的宇宙。但是，只要 14 逝 者重印《中国文字狱》，兼怀王业霖先生 | 15 怀着对生命的敬畏，怀着同为人类的情感，怀着羞耻、恐 惧和颤栗去接近他们，我们仍然有可能恢复部分的事实真 相；假如习惯性地继续保持缄默，那么，我们失去的将是 全部！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其实我也是一个幸存者，来自无 名的集中营，虽然所身受的苦难比起别的许多人来要轻微 得多。因此，当王实味透过留在世间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注视我时，我无力承受，但也不愿回避。我所以决意举 手——我的手是如此单弱——执笔如执堂吉诃德的长矛， 不自量力地挑战风车，做无辜的牺牲者的守护人，是因为 我不想背弃我的时代；在这里，不但有王实味的血的腥 气，也有我的创伤，我的记忆。 2005年7月1日 重印《中国文字狱》，兼怀王业霖先生 日前想到重印《中国文字狱》，不免联想起作者王业 霖先生。王先生精研文史，勤于笔耕，平生著作仅此一 种；出版之际，武侠言情小说汤汤乎如溃堤之水，此书印 数亦仅三千册罢了。无论书和人，存活在这世间，都寂寥 得很。 1984年夏天，参与编辑的《青年诗坛》杂志已经完 结，我被调至《历史文学》编辑部，同古人打起交道来。 开首的工作是清理积稿。在大叠大叠的稿件中，偶然间发 现一个短篇《太白墓钩沉》，实在教我感到惊喜。小说的 文字堪称一流，难得有个性，有寄托，富于才思。编辑部 同仁也都公认它为优秀之作，杂志出来时上了封面的要 目。正是这不足五千字的小说，让我记住了王先生的名 重印《中国文字狱》，兼怀王业霖先生 | 17 《中国文字狱》封面 字。我开始写信向他约稿，他答允为杂志写一个中篇；大 约因了我的询问，回信中相当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境况。 1964年，他在大学中文系毕业，随即分配到了安徽省当涂 县——李白墓所在之地——做中学教师，不久调至县文化 馆当馆员。他的妻子在芜湖市任教职，然而长达十多年一 直分居两地，多次搞调动都没有成功。生活的清苦与过分 的压抑，使他积下一个致命的疾病，就是慢性肝炎。信中 调子低沉，我明白了他写死去一千多年的李白，何以那般 的情辞悱恻了；展读时，记起杜甫怀李白的诗：“文章憎 命达，魑魅喜人过”，不禁黯然。 不久中篇也寄来了，写宋代一桩与大文学家苏轼相关 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文字果然是好。我把它编作 头条，然而，由于发行方面的原因，校样刚刚出来便接到 通知，说是刊物不印了。我十分沮丧，捡了一份校样寄给 王先生，内心愧疚无已。 但因此，我对王先生的文史修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几年过后，在我可以独立主持一个编辑室工作的时候，特 别约请王先生为我室编辑的《八方丛书》撰写了其中一 种，就是这部《中国文字狱》。 书出版后，我离开了出版社，全然绊倒在一个报社的 事务之网里。其间，彼此相忘于泥涂，不复闻问。直到得 18 逝 者重印《中国文字狱》，兼怀王业霖先生 | 19 到一笔义款，办起了《散文与人》，我才再次见到王先生 的文章。他先后给我寄过几次稿子，共发表三篇；记得其 中一篇，是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质疑余秋雨先生的。当时， 《文化苦旅》红极一时，不少名家为之鼓吹，没有人如此 严正地施与批评，由此，我不禁对王先生肃然而起敬意。 无奈凡我办的刊物和丛书都不长久，《散文与人》做到第 七辑，就又接获通知不再往下编辑了。这样，我们之间仅 凭采约文稿而建立的关系，复因文稿的废弃而中断了。 人事匆匆。不编书刊，是实在不曾想到过王先生的。 不意在一个雨天，收到他千里迢迢托人从芜湖给我带来的 一纸横幅，始知他已经离开了当涂，在市里的一个叫“政 协”的地方工作。字幅由隶书写成，落款用行草，极其脱 俗，使我立刻想起“冉冉孤生竹”、“磊磊涧中石”一类 的古典句子。所书是邓拓先生的一首七绝，记得其中两句 是： 天涯何处觅知音？ 一卷离骚到处吟。 可惜我没有那种名士般的雅兴，字没有装裱，连同高 尔泰先生出国前寄赠的一幅钟馗舞剑图，都被我一并藏入 书柜的某一个角落里。王先生或许想象过我会在厅堂里挂 起它来的罢？前些时候忽然忆及，却遍找不见，懊恼极 了。莫不是愈是珍希的物事，愈是容易丧失么！ 相隔不久，接到合肥朋友沈小兰女士的电话，报告 是：王先生病故了。 我长久陷于无语。消息过于突然。我没有接着查问王 先生生前的病况，以及身后其他种种，因为这一切在我当 时看来都没有了意义。我曾经关注过的，事实上能够关注 的，亦不过是他的文字而已！ 前些天，为要重版王先生的书，才辗转找到并通知了 他的夫人。电话交谈间，打听得王先生是死于肝硬化，死 于肝炎的一种延长，死于抑郁的。王夫人告诉我，王先生 整理了两部书稿，临终前托付给她。然而，一个 退休女 教师，有什么能耐可以顺利地推出——姑且借用时下出版 界的一个常用词——一个已故的非名人的文集？七八年过 去，书稿只好这么搁着，而且恐怕还得继续这么搁下去， 就当是王先生留给家人，乃致世人的一份关于生活的证词 罢。 “千古文章未尽才”。我为王先生未能在生前施展 他的抱负和才识深感痛惜。就说眼下的这部《中国文字 狱》，字数不多，却是提纲挈领，脉络清楚，历史上的大 20 逝 者怀念耿庸先生 | 21 关节都说到了。在这之前，还没有一部用了现代语言，横 越两千年的时间跨度缕述中国文字狱历史的。黄裳先生的 《笔祸史谈丛》，一经出版，即誉满天下。同为文祸史， 黄著限于清史，且是单篇结集，不像《中国文字狱》这般 系统，贯穿始终。黄著是学者的文字，讲究出典，作风谨 严；王著删繁就简，深入浅出，但也并非演义式的信口开 河，而是渊源有自的。黄著惟以事实说话，王著则是论从 史出，时作褒贬，喜怒形于色，自是别具风味。 王先生的书排版在即，取“剑悬空垅”的古意，写下 如上一点随感，就此权当序文罢。 2006年10月23日 怀念耿庸先生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时值岁暮，雪灾的消息，有如大雪般覆盖每天的报 纸。然而，即使冰雪塞途，列车停发，电力中断，满城烛 光，人们仍然忙于营造节庆气氛，在黑暗中期望看到荧屏 中的“春晚”。我们的人民是喜剧性的人民，何况遇上春 节，热闹自然是少不了的。 就在这熙熙攘攘预备祝福的时刻，有一个人悄然走 了。 耿庸先生去世的消息，最早是萧玉英医生告诉我的。 1988年春节前后，正是在人民北路萧医生的家里，我 陪孙钿先生，一同拜见了偕同路莘女士刚从上海南来的耿 怀念耿庸先生 | 23 耿庸 庸先生。此前，拙著《人间鲁迅》出版时，曾给上海方面 寄出三册，收件人是“胡风反革命分子”，我所敬重的三 位长者，他们是：贾植芳先生、何满子先生，再就是耿庸 先生。在他们的文字中，我获得一种确信，认定他们的身 上存留着鲁迅的骨头和血脉。见过耿庸先生，我欣喜于我 的判断没有出错。 钦定“胡风集团案”发生后，耿庸先生便一直在牢狱 里生活，时间长达十一年之久。夫人王皓，在两年后的反 右运动中跳江自杀，当时的说法叫“自绝于人民”。遗下 三个孩子，在一个举目无亲、充满敌意与冷漠的世界里如 何过活呢？可以想见，当时整个家庭所担受的苦难，以及 加之于耿庸先生的精神上的痛楚。几十年沧桑，留下一头 银发，满脸皱褶，可是，他那儒雅的风度却掩盖了这所有 一切，乍见之下，丝毫觉察不到灾厄的痕迹。他严肃，庄 重，说话却是随意的，机敏而幽默。说时，他一面抽烟， 一面透过眼镜片定晴看你，你可以感觉到他对问题的专 注。对于世事，常有犀利的批评，说到激烈的时候，他会 睁圆了眼睛，像是与人争辩的样子。但是，更多的时候， 他是常常微笑着的，流露着诚恳、友善、温厚，有时说着 说着，还会像孩子一样，被自己的话头惹得咯咯地大笑起 来…… 24 逝 者怀念耿庸先生 | 25 仅为评说一首诗，就费去了数页稿纸，关键词就是这 “苟活”。他是一个坐过囚室的人，深感不自由的苦痛， 难怪司马迁的古魂灵，会让他这么心意难平。只是，他并 没有陷没在历史的悲剧里，在文中引了“士可杀而不可 辱”一语，指出：“正直、正义、正派的士即知识分子” 即使被不免神经衰弱的帝王式人物置于不是死就是活着受 辱的境地，始终怀着“无可旁贷”的使命感。但因此，生 命也更有光彩。 耿庸先生是我见过的人中最有尊严的人。 我们见面无所不谈，包括臧否人物。耿庸先生在后来 写成的著作《未完的人生大杂文》中，记下不少跟他有过 关系的人，当然也有好些未及记，或不能记的。在他谈及 的人物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就是周扬和张中晓。 对于周扬，我们都不抱好感。耿庸先生说了两件事。 一件发生在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在作大会 报告，当说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时，萧军从后排 站了起来，高声喊道：“周扬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 天！”记得耿庸先生说完，当即开怀大笑。他对萧军的这 种近于莽撞的行为，是颇为赞赏的。 还有一件事是，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 孙钿先生和他一样，同属“胡风集团案”的要犯，蹲 过监狱，干过苦役般的重活，相聚的机会于他们来说是极 为珍贵的。我虽系初识，毕竟有过赠书的前缘，所以，大 家一起谈话也就无须太避忌，感觉是愉快的。 此后，我常常一个人去看望耿庸先生。他后来从萧医 生家里搬出，和李晴先生在达道路合租了一幢小洋房，我 仍旧是那里的常客。 那时，李晴先生在一家出版社任职，计划出版我的一 部诗集。我约请耿庸先生为集子作序，一来看重先生的道 德文章，二来，也想给这段往来的日子做个纪念。 序文很快写好了。 意外的是，我喜欢的几首抒情诗并不为他所欣赏，倒 是明白表示喜爱《贝多芬》和集中的几首长诗，说是这些 诗引发了他的“别样的感应”。他特别称引了叙说司马迁 的《蚕室之一夜》中的两段，其中一段的开头是： 一千次思考只为一次选择 我选择了苟活 而不是庄周式的永生…… 26 逝 者怀念耿庸先生 | 27 上，主持人宣读了周扬在医院打来的祝贺电话，全场鼓掌 长达数分钟。随后，由一班中青年作家起草了一封致周扬 的慰问信，悬挂在会议大厅里，让众代表签名。有站着签 的，有蹲着签的，因为人数太多，原信纸又太短，就又找 来白纸续了上去，以致拖到地上；那结果，弄得后来签名 的人只好跪着趴着写字了。耿庸先生说到这里，又咯咯地 笑，到最后，用了很有点骄傲的口气说：“全会场只有我 一个人没有签名！” 至于对张中晓的态度就大两样了。 我曾多次听他说起张中晓，称赞张中晓的明敏多思， 以及为常人少有的批判的勇气。说到张中晓和他在新文艺 出版社同一个编辑室里面对面办公的情景时，总是极力回 忆着各种细节，有一种沉湎于其中的深情。赞叹，惋惜， 缅怀，哀痛，沉默无语，或竟泪花闪烁，神情显得很复 杂。说到往事，我发现，耿庸先生的记忆力好得惊人，描 述起来，历历如在眼前。引述书本的东西也如此。与其说 这是一种天禀，无宁说是长期的牢狱生活对一个人的自由 意志的锻炼和考验。他是看重经验的。几十年来，想必他 一直在顽强地对抗遗忘。后来，读到他的一篇自述文字， 说及他和张中晓分住隔壁的囚室，听到张中晓吐血之后轻 叫着“报告”的声音，隔着牢门而无法前去救助的自责的 话，实在教人感动。 他在出狱之后，一直打听张中晓的下落，曾试寄一张 《解放日报》给在绍兴下关邮局的张中晓的父亲转交，希 望张中晓看到笔迹会回应他的无声的寻唤。这个希望，终 于在文革初期从“外调”人员口中得知张中晓的死讯而彻 底破灭。他写道：“然而三十多年来依然是二十六岁的中 晓时常地显现在我的眼面前。”这样的患难交情，非是一 般文人的惺惺相惜可以比拟。 在“胡风骨干分子”中，毛泽东最重视的就是最年轻 的张中晓。对此，耿庸先生曾经表示过相同的意见。半个 世纪来，确实还不曾有人像张中晓这样，反对把《讲话》 当作“图腾”。这个十八九岁就得了肺病，且被切去五 根肋骨的“反革命”，获释后仍一面失业、挨饿、咯血， 一面不停顿地阅读和思考，堪称“韧战”。他把他的反专 制主义的思想断续地记录到拍纸簿上，火柴盒上，废纸片 上。死后由他的家人送给何满子先生保存，最终由路莘女 士整理成册，名《无梦楼随笔》。我有幸最早读过稿本， 并对全稿做了摘录，然后重新编序，发表在《散文与人》 丛刊第一集上。 张中晓的书信，也是由路莘女士设法出版的。出版 前，在北京晓风家里看到这些书信，借阅了一夜晚，感觉 28 逝 者怀念耿庸先生 | 29 其中的锋芒，并不稍逊于随笔。我拟选出几通，登到《散 文与人》上，晓风的意见是由路莘女士作注后再交我刊 用，只好作罢。这些书信后来印了出来，不过并没有注 释；印象中，有个别信件似乎也没有收进去。也许是言辞 过于锋利，尤其涉及个人的批评，编者觉得有必要为尊者 讳，或者为死者讳的罢。 耿庸先生是执拗的。 这种性格的人，一旦同所追求的真理，或所坚持的信 念结合起来，就变得非常刚硬，坚不可摧。当然，执著于 真理和信念，已经成了上一代人的事，到了我们这一代， 几乎全数沦为实利主义者了。倘若仍旧套用“真理”一类 的词，那么，也即等同于霸权话语，等同于权力、财富、 声名，等同于主流、时尚的东西。有谁要是独行其是，使 用熟习的理论或工具，一定要被讥为保守主义者、落伍 者、等待被抛弃的人。 我曾经同一位上海的青年学者谈到过耿庸先生，结论 果然是“老派”。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从根本上说，中国 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而后现代的理论已经大行其道了。 对耿庸先生来说，中国是仍然需要“启蒙”的，这启蒙 就是前现代话语，当然要被后现代理论家看了笑话。文学 理论也如此。耿庸先生大谈其“现实主义”，说得浅显一 点，即鲁迅说的“睁了眼看”，明显是针对中国文学的 “瞒和骗”的传统的。他和何满子先生所作的“文学对 话”，也都重在现实主义的本质的阐发。然而，这在满嘴 “现代性”的学者看来，还不是土得掉碴了吗？ 使用什么样的理论、概念和语词，在耿庸先生是作过 严密的思考和慎重的选择的。他的文风，从来不肯随俗， 喜欢使用长句子，让不少习惯于抄近路的人看了感到别 扭。只要打量一下就知道，那其中的逻辑是极其邃密的； 而内含的诗意，更不是一般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所有的了。 究其实，他倒是一个喜欢“咬文嚼字”的人。比如， 他在文章中说的“被做成‘胡风反革命分子’”，这个 “做”字，我就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如此用过。对于建国后 的第一起文字狱，用“做”字来表现是极为准确、生动， 而又意味深长的。有一次，他同我讨论到拙文《五四之 魂》的部分内容时，电话那头突然蹦出一个“激退”的 词，让我敬服之至。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蒙覆 “激进 主义”的谥号而被攻讦，用“激退”形容这些论客的本 质，实在说得上一以当十。后来，我将此文印制成书，即 采用了他的提示，将“激退”一词加入相关的段落中。 突出的，还有对八十年代的一个流行词“反思”的态 30 逝 者怀念耿庸先生 | 31 度。他是拒绝使用“反思”的，说时，还语带讥讽。当时 听起来，不免觉得太拘泥了点；后来觉得，对于一个本质 主义者来说，他的反对是有根据的。正如“反理性”一 词，孤立来看，似无可挑剔，甚至大有先锋派头，倘用于 未经理性训练的民族或人群，则大谬不然了。又如，在没 有自由，或自由并不充分的国度，“反自由化”也是极其 荒谬而且有害的。“反思”始于“思”，倘若连起码的政 治常识都不具备，连正常的思考力也丧失掉，“反思”将 从何谈起？ 然而，耿庸先生的朋友竞相 “反思”起来了，他能 不为所动吗？ 也许由于长时期地被禁锢和被隔离，他不害怕孤立。 他忠实于自己。他固然不想做鲁迅描写过的那种脖子上挂 着小铃铎的领头羊，但也不想昏昏然混杂在羊群之中。 他不阿世。 1989年初夏，我和耿庸先生、路莘女士一起，赴武汉 参加首届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 与会者中有大批的“胡风分子”。据我所知，他们劫 后的第一次聚会，是在胡风先生的追悼会上，这次座谈会 当是第二次了。我发现：“反革命集团”的莫须有的罪 名，非但不曾使他们互相规避和疏远，反倒增进了当年的 “钦犯”之间的一种集体情谊。他们相见时那么热烈、亲 切，真像是一个大家庭；连对文学的认识，以及为之献身 的热忱，都是那么相似！ 会议期间，阴云密布，闷雷轰鸣，却又欲雨不雨。盛 夏未至却是无比酷热，这种气候，我是从来未曾遇到过 的。午间，呆在房间里实在窒息难耐，便一个人遛了出 来。 在大厅里，恰好遇见耿庸先生。 前些天，他和朋友们在一起，显得那么忙碌而愉快， 奇怪的是，此时神色凝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匆匆 说道，他有事，得去开一个小会。我觉得，他的话间很有 点神秘的意味。后来见到他，人变得沮丧起来，不再如先 前般的活跃了。再后来，我们都已经回到了广州，他告诉 我说：当时一帮人商议要建一座通天塔的，结果意见不一 致，这塔也就建不成了…… 从此，他对“集团”中人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武汉 之行，在他的乖舛的人生中又当增添了若干未曾经验的经 验的罢。 看到了裂痕，又顾惜“同袍之谊”，耿庸先生这种近 于矛盾的心态，不禁使我联想起鲁迅在“左联”解散前后 32 逝 者怀念耿庸先生 | 33 的情形。他不满“左联”，却又极力维护“左联”的存 在。这是一种苦境。他说：“细嚼黄连而不皱眉”，这种 味道，大约是只有一个人自己知道的。 一年多以后，耿庸先生和路莘女士一同返回了上海。 我们仍然保持着多年的通信和电话联系。自“文革” 开始以后，我一直害怕写日记和存放朋友的信件，耿庸先 生的来信，仅存1991年1月15日的一封，是因为开头自白 有关健康的态度问题，曾经感动过我的缘故。 普通信封，信纸用的是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的稿纸，背 面是印了字的，两页纸都用手裁掉了一小截，露出粗糙的 毛边。耿庸先生是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的，有一段时间很严 重，像是住进医院里了。可能我曾在信中劝他珍惜身体， 练习气功，所以他写信一上来就答复说： 气功也许比流行歌曲强一些，我也不想学。道教 是“国教”，上海年前成立了协会而且恢复了沉湮久 矣的道观（这在全国可能是率先的），于我则毫无吸 引力。懂得中国人独不憎道士者，懂得中国大半—— 鲁迅此语足以令现代中国人感慨系之…… 鲁迅说他佩服孙中山，并非因为孙中山革命的缘故， 而是因为作为西医出身的他，病重至死也一直坚持不吃中 药。这里关系到一个信仰问题。信仰讲究彻底，讲究始终 如一。耿庸先生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在我看来，他是 中国少有的坚定的西方化知识分子之一。因为憎恶“国 粹”，所以连同国粹有关的所有东西都要遭到他的唾弃， 那怕这些东西会给他个人的肉身生命带来实际上的好处。 《散文与人》停办以后，我还曾编过几种丛刊，但都 接连的无疾而终。因为少了约稿的事，我和耿庸先生后来 的联系便少了。前年与何满子先生通电话，何先生告诉 我，耿庸先生得了脑梗阻，麻烦得很。随后，我还是给耿 庸先生去了一个电话，但听起来，头脑是清楚的，声音也 一如从前，这多少给了我一点慰安。 十月份到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原意多留两天，顺便看 望一下耿庸先生和别的几位老人，结果提前赶回了广州， 留下永久的愧憾。 如果可能，惟愿编辑出版一部耿庸先生的遗著。在 我，这并非出于私谊而已。无论忆述、杂文、评论，他的 文字都是有温度，而且有深度的，见证了作为一个知识分 子作家的良知，人格，爱，和神圣的仇恨。只要世间还有 34 逝 者纪念何满子先生 | 35 黑暗，还有鬼魅，战士之书就不至于沦为文献，虽然文献 是学者所宝贵的。 一个人来到世上，生命中的黄金时代被劫夺了，丧失 了自由、幸福，以至写作的权利；即使留给他一点有限的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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