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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身世 
定 价：28 元 丛书名：微阅读大系·林贤治人文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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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出版史，作者较为关注的是图书审查制度。从弥尔顿到马克思，都留下了抨击这一制度的广为人知的檄文，就因为它是禁锢思想，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极具破坏性的力量。但因此，也就有了地下出版物。从《圣经》到《百科全书》，都有大量盗版和违法运送的行为发生，直到上世纪末苏联东欧的“萨米亚特”。这里选入先前写就的几篇文章，以见出版史上的一点故实。
而本书所选的书评，大部分是批判纳粹德国及苏联东欧极权主义的论著和文学作品。在20世纪，极权主义极具影响力，它以现代性的形式，集中揭示权力与自由的冲突。在反抗极权主义的著作家中英国的奥威尔最可敬佩。他声明“为政治写作”，斗争是自觉的，坚韧的；作品充满预见性，有深度，有一种雷电般的撕裂的力量。 《书的身世》系“微阅读大系?林贤治作品”之一种。
编后记
几十年来读书，编书，写书，对于书的构成，成书过 程，以及书的流布，自忖有几分了解。近些年来，科技发 展神速，电子书代替纸质书，网络书店代替实体书店，这 样的趋势已然变得无可阻挡，令许多文化人甚至时尚媒 体人也不由得慨然兴叹。我不谙电脑，自然读的纸质书， 但也并不太在意于如此颠覆性的局面。在我看来，前者毕 竟是后者的延长，不过作形式上的变化而已；少说再过百 年，还得有书，有书的买卖。因此，其间重要的是书自身 命运的变化，就是说，要看书是封闭的，残缺的，单一 的，还是开放的，完整的，多样的；由书带动的两端，即 作者与读者，他们被置于怎样的一种空间之内。 阅读出版史，我较为关注的是图书审查制度。从弥尔 214 书的身世编后记 | 215 顿到马克思，都留下了抨击这一制度的广为人知的檄文， 就因为它是禁锢思想，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极具破坏性的力 量。但因此，也就有了地下出版物。从《圣经》到《百科 全书》，都有大量盗版和违法运送的行为发生，直到上世 纪末苏联东欧的“萨米亚特”。这里选入先前写就的几篇 文章，以见出版史上的一点故实。千百年来，图书业的发 展未曾到权力为止，自由应当是最终的。 我断续地写过一些书评，介绍的大抵是翻译书，欧美 方面的书。其中，属政治历史社会的居多，文学的少。我 觉得，对中国读者来说，观念重于辞章。从鲁迅到董乐 山，他们的翻译工作，就标示了一个清晰的路向。而本书 所选，大部分是批判纳粹德国及苏联东欧极权主义的论 著和文学作品。在20世纪，极权主义极具影响力，它以现 代性的形式，集中揭示权力与自由的冲突。在反抗极权主 义的著作家中，英国的奥威尔最可敬佩。他声明“为政治 写作”，斗争是自觉的，坚韧的；作品充满预见性，有深 度，有一种雷电般的撕裂的力量。 最后选入为几本书做的序文。其中，我想说的也无非 是：启蒙是重要的，记忆是重要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为自 己的时代作证，如此一类常识性的话而已。 坊间关于书的书，所见大多轻巧，悠闲，有趣。相比 起来，我的这本小书未免过于笨重了一些，不太符合“书 话”的轨范。但也没有法，倘若还有一点写的热情的话， 还是这么写下去罢。 2014年5月6日
林贤治，著名作家，学者。著有《五四之魂》、《人间鲁迅》、《中国新诗五十年》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目 录
人类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页 盗版与地下印刷 萨米亚特：苏联东欧的地下出版物 审查制度与秘密阅读 奥威尔：书的命运 中午的黑暗 被禁锢的头脑 夜读抄：《论小丑》 同在寒星下 现代性与大屠杀 性、群众、法西斯 关于欧洲的三本书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有一种书用道义书写 《沉钟译丛》序 《流亡者之旅译丛》序 《烙印》序 编后记
人类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页
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 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 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 是毫无用处的…… ——马克思 人类走出蒙昧，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一种创造物，那 就是书籍。书籍不但记载史事，人物，各类知识，重要的 还有不安分的思想。因此，历代的权力者，只要意在维护 酋长式统治，就必然因对思想的嫉恨而禁毁书籍。书报所 以需要检查，而且进一步制度化，就是建基于这样一种意 图之上，而沦为反对人类成熟的最现实的工具的。 近些年来，坊间出现过少数几部介绍禁书的书，也有 少数几部关于文字狱的书，其中牵涉到禁书的命运；但 是，把禁书纳入检查制度，并且同政治文化制度联系起来 加以阐述的书，至今不多见。沈固朝先生的著作《欧洲书 报检查制度的兴衰》，虽然略感单薄，毕竟填补了出版界 的一块空白。 书报检查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公元前古希腊时期，雅 典当局颁布禁止讽刺他人的法令，从文字到讽刺喜剧，都 包括在内。其实这是一个管理问题，而非控制。书籍控制 及检查，源自思想统治的需要；但是，在某种意义上， 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权力—信仰危机的产物。哪怕权倾一 时，神经过敏的统治者仍然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及至面临 崩溃的末日，则从一般的控制发展到疯狂的镇压，这样 的例子不胜枚举。权力者从本质上说是虚弱的。他们称 文字为“黑死病”，比子弹还厉害的“纸弹”。意大利 那不勒斯当局针对一位被捕教授的起诉书说：“人类最 可恶的三大敌人是：笔、墨水和纸。”教皇成了“惧书 者”(bibliophobes)。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取得世俗 社会的控制权以后，就开始打击异端；在漫长的中世纪， 教权炙手可热，对书籍的禁毁已经扩大到了相当的规模。 《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封面 1309年，巴黎禁毁了三大车犹太教典籍；西班牙于1490年 1933年5月10日纳粹在柏林焚书 4 书的身世人类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页 | 5 焚毁了一座藏有六千卷书的藏书楼；至1596年，意大利仅 克雷莫纳就焚毁了一万二千册书。焚书在中世纪十分常 见，异端分子也动辄被烧死，如布鲁诺。在此期间，教皇 多次下诏禁书，然而毕竟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比较制度 化以后的劫难，所有这些，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欧洲 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认定，在十六世纪以前，欧洲 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书报检查制度。查禁作为一种制度， 是随着书籍数目的剧增和思想的广泛传播而产生的。这 时，大学建立起来了，知识和思想的需求量增大，印刷术 的发明代替了手工抄书。扩大的图书市场对权力构成了严 重的威胁。印刷商居然可以说：“只要有二十六个铅字 兵，我就可以征服世界！”为此，统治者必须建立专业性 的书报检查机构，并使之同所有有效的工具和手段相协 调，连结成严密的大网，从而把具有危害性的思想文字悉 数消灭于有形与无形之中。 在中世纪，书报检查由各地主教会的宗教裁判官组成 的机构进行。在王权取代教权之后，这样的检查机构则由 酷吏，一般官员，以及个别专业人士组成。尼古拉一世 时，检查机构竟多达十二个类型。这种机构的成员，绝大 多数是权欲熏心，不学无术者，余下便是听命惟谨的奴 才，因此，所谓检查也就注定是无知、愚蠢、横蛮透顶的 行为。他们奉命制定或公布禁书目录。这类目录，有的是 教皇亲自制订的；1571年庇护五世还曾下令设立“禁书目 录部”，专司有关书目的编纂和禁例的制定。先是禁内 容，后是禁作者，只要作者被确定为异端分子，他的所有 著作都得被列入禁书之列。因人废言，比比皆是，随意性 很大。对于各类禁书目录，《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 一书所列甚详。每公布一次禁书目录，都意味着对图书馆 的一次劫洗。书中援引作家拉蒂努斯1559年写给他的朋友 的信说：“在许多书离我们而去的年代里，为什么还要再 考虑写新书呢？在我看来，至少在未来的几年里除了写 信，没有人再胆敢动笔了。刚刚出版了一部目录，列出不 允许我们收藏的书，否则会遭来绝罚，它们的数量是如此 之多，尤其是德国出版的，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 了。”纳塔利?科姆斯写道：“到处都是烧书的大火，这 情景使人想起了特洛伊之焚，无论私人图书馆还是公共图 书馆无一幸免，有的馆几乎空了……。”大约因为出版业 的发达，焚不胜焚，统治者十分重视出版前检查；像托尔 斯泰著名的小说《复活》，经过五百多次修改才得以出 版。对印刷的控制特别严厉。1542年，教廷恢复异端裁判 所，翌年即规定所有图书的书名页须印有主教授予的“准 印许可”，未经教会同意，任何书籍不得印刷。英国查理 6 书的身世人类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页 | 7 二世于1662年颁布“信仰一致法”，同时颁行“制止出版 诽谤、叛国和未经许可之图书和小册子”法案，简称“许 可证法”。其中，对于执行办法，也有着严密的规定。直 至1695年“许可证法”废除以前，都以出版前检查为主， 其他国家亦大抵如此。1695年以后，则改以出版后检查为 主，追惩制代替了预惩制。 从实际运作方面看来，预惩制与追惩制其实很难分 开，更多时候是彼此交相使用的。在取消出版前检查后， 一些国家便把这笔中世纪的遗产融人普通法中，大可以用 “滥用出版自由”为借口，对需要禁毁的图书及需要打击 的作者予以有效的惩罚，且使惩罚变得更为“合法”。在 十九世纪，出版后检查最严厉的欧洲国家有俄国、奥地 利、匈牙利和德国。这些国家明文规定，“未审”报纸在 印刷的同时须将副本送交当局，一旦发现问题，即及时没 收销毁出版物，关闭出版社。此外，还有销售前检查。有 违禁令的印刷商，遭到检查机关从酷刑，到革除教籍，罚 款，乃至停业等各种不同的惩罚。检查官和出版总监常常 带人搜查住宅、店铺、印刷所、仓库等。作为警告制度， 尼古拉时代还发明了“约谈”。延绵数百年的检查制度成 绩伟大。从1559年至1948年，教廷共出版禁书目录五十四 种，教廷禁书部记录在案的宗教裁判所书籍禁令共九百多 道，禁书总量为四千多种，遭到全禁的作者多达数十人。 而这些作家，无一不是世界一流人物；现在撰写的世界文 学史和文化史，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而闪耀光辉。仅 瑞士苏黎世地区，从1500年至1700年因著书触犯当局而被 处死的作家就有七十四名，至于肉刑、监刑和罚金者更不 计其数。据介绍，十八世纪中期，几乎没有哪一个作者没 有在监狱中蹲过二十四小时以上的。 统治者以无所不在的检查制度极力制造恐怖，从而促 使书商和作者进行自我检查。有一位叫萨伏林的俄国记者 说：“自我检查比政府检查更苛刻，也更残酷。”奥地利 作家弗兰克在日记中写道：“那些本来自信的作者，情绪 如此低落，他们不得不用自我审查来毁掉每一点天生的思 考力。”诗人安东尼乌?费雷拉写道：“我生活在恐惧之 中，当我写作和说话时，我害怕，甚至在我窃窃自语，在 沉默或思考时，也感到恐惧。”迫害的风气搜索每个人的 灵魂，剥夺思想，蹂躏心灵，肆意破坏生命的尊严，固有 的意志力和创造力，使人类世界归于死寂。书报检查制度 破坏之巨，不能仅仅以被禁毁的书目多少，或以此相关的 惩罚的繁苛程度为依据，还应当对精神的虐杀有足够的估 计。然而，精神的损伤难以量化，我们只能从一代人和数 代人的普遍的生活风气、精神状态和整体的文化性格中， 8 书的身世人类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页 | 9 窥见统治者的手段的博辣、细密，及其影响的深远。 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在进行。实际上，任何禁锢 和压迫都无法遏制人们对自由的渴望。这时，作家以寓 言、反讽、影射等手法丰富了语言艺术；画家创作漫画， 政治漫画是颇令当局感到头疼的。他们以退为进，在逃避 迫害的途中顽强地表达思想。在严厉的检查、删改、禁毁 之下，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只能走向凋零，或以扭曲的风 格出现。出版商发展了地下印刷业，书商则使地下书业贸 易变得活跃起来。禁锢愈厉害，地下活动愈频繁；或者可 以倒过来说，哪里地下活动最频繁，那里的禁锢便愈见厉 害。 突出的是盗版问题。《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中 以大量史实表明，盗版来源于出版特权，是对业已形成的 商业垄断的一种反动。如英国从亨利七世开始指定御用出 版商到亨利八世授予一批所谓“负责的出版商”，让它 们具有专有权利，把所有法令法规、议会决议、文告和圣 经的印刷权授予他们；还划出部分领域授予专利，如出版 语法书、法律书、歌本和赞美诗等的印刷权，指定授予对 象，而使多数印刷商无从染指。这样，没有特权的商人只 好盗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历代的禁书最受欢迎，于是 “禁书目录”成了全欧洲最大的图书免费广告。图书一旦 被禁，即被全社会“推销”，而盗版这类图书则往往赢得 巨大利润。在专制时代，盗版书对于思想的传播是起了积 极作用的，可谓功不可没。姑不论动机如何，它打击了特 许制，使各种检查法规在这匹隐藏的“木马”面前统统失 效。不妨说，这是出版界的另一场“特洛伊战争”。 要废除出版特权，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以及与此相应的 罪恶的惩罚措施，除非实行革命。期待一个专制政权自行 完善是徒劳的。书中列举的几个欧洲国家，其中英国和 法国废除检查制度——从终止许可证法到废除印花税—— 都较为彻底，原因是它们先后进行过血与火的革命。整个 废除过程，英国用了二百多年，法国只用九十年。法国的 革命方式是更为激进的。欧洲各国君主都十分害怕法国大 革命，为此，书报检查也特别严格；一些国家规定，报纸 只要提及法国的事情就要查封。奥地利曾一度下令关闭图 书馆，其检查目标后来甚至扩大到扇子、鼻烟盒和玩具上 的箴言和题词；从法国运来的器物，只要绘有“自由”字 样都要清除掉。在1793年雅各宾专政时期，俄国焚毁了 一万九千种有关书籍，卡特琳娜还禁止了一切来自法国的 物品。这些专制政体的头面人物，对革命的恐惧已经到了 神经质的地步。然而可笑的是，一些自命为客观、中立的 学者，或是以“民间立场”相标榜的知识分子，居然也抱 10 书的身世人类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页 | 11 持当年这些君主的态度：否定革命、嘲笑革命、畏惧革 命、诅咒革命！他们应当知道，没有近代革命的发生，人 类在中世纪的巨大的阴影下不知还要匍匐多少个世纪！从 书中可以看到，在欧洲，书报检查特别野蛮和持久的国 度，就是德国和俄国；它们未曾有过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 命的清洗，因此更多地保留了封建王国的封闭与专横。自 然，革命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且革命本身也可能不只 一次地背叛自己。法国在“旧制度的死亡证书”——《人 权宣言》中宣称，“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传播是人类最可宝 贵的权利之一”。两年后，这一原则，即废除出版检查制 度和维护出版自由被写入第一部宪法，成为法国政府必须 恪守的基本原则。然而，拿破仑登台之后，随即背弃宪法 有关的承诺，于1810年成立出版管理署，设立新闻检查 官，正式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大力砍杀对立的报纸，积极 扶植发行官报。他认为，“四家有敌意的报纸比一千把刺 刀更可怕”。他对警察总监富歇说，“大革命时代已经结 束，在法国只能存在惟一的党派，我决不容忍报纸说出或 做出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在法国，为争取出版自由 的斗争，前前后后有过多次反复，其激烈程度是世界罕见 的。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复辟倒退的现象，并非由革命 引起，恰恰相反，乃是旧制度的遗产。从漫长的中世纪到 民族国家的建立，专制主义根深蒂固。书报检查作为一种 制度即使被废除以后，在欧洲各国，对思想文字的控制， 仍然得以以各种变异的、零散的方式表现出来。俄国十月 革命胜利后，仍然进行书报检查。这项工作开始时是由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进行的，党通常不加干预；1923年以后， 鼓动宣传部的官员就已开始密切注意文学团体的活动，通 过行政手段，进行作家登记，审读文学报刊，严格控制出 版社。1925年中央委员会还曾介入文学界的争论，发布过 有关的决议。即使在比较宽松的时期，倘要禁止某个作家 出版作品，一样是十分坚决的。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书报 检查犹如一道巨大的闸门，把“反对派”的著作统统封死 了。这些书籍可以在一个早上悄然消失，而这一天，往往 是在接到上面最新指示的一天。消灭异己的行动特别迅 速。与此同时，新的历史书、教科书、回忆录乃至“百科 全书”，也都以篡改过的、不诚实的内容出现，代替砍伐 所留下的出版真空。著名作家札米亚京在一封给斯大林的 信中写道，1920年以前，他已几乎无法在国内出版任何著 作了；后来，通过高尔基的关系终于迁居国外。其他一些 作家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等被公开 革出“作协”，茨维塔耶娃在找不到工作的窘迫中自缢身 亡，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遭到镇压，再后来则有索 12 书的身世人类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页 | 13 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的流亡。工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 未必是同步的，或者说是必然一致的。现代化的道路不是 只为新生事物敞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仍保有合适的 空间，供专制主义的幽灵舞蹈。《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 衰》一书总结说，专制主义是“书报检查制度生存的土 壤”，是命中要害的。要彻底废除检查制度，除非彻底铲 除专制主义。 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开始，书报检查制度便不 断遭到来自思想知识界的理性批判。马克思指出，把思想 方式置于法律追究的范围之内，是专制主义检查制度的特 征。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只要出版 受到控制，一切关于思想解放和社会正义一类宣言都将成 为伟大的空话。所以，争取出版自由，自然成了被压迫阶 级的斗争的首要目标。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将因此而集中 起来，以谋求共同的福祉。正因为如此，夏多布里昂说： “出版自由是当今的全部宪法。”对于出版自由的趋势， 书中用了一位演说家在1840年的一段话进行描述，说： “现在，印刷机的有力的滚筒每日每夜印出的成千上万张 纸，正渡过河流、穿过森林、穿过海关的封锁，越过高山 峻岭，用它那智慧的炮弹，在未来的战场上奋勇直前，靠 思想的宣传机器和出版自由，你们将无往不胜！”出于人 性的基本要求和生存的实际需要，事情确如全书最后部分 的题目所宣示的，“废除检查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但 是，通往自由的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许多时候充满风 险，出现反复，这也是无疑的。 沈先生的著作把书报检查从出版史上特意抽离出来加 以放大阐述，具有特别的意义，超出历史学一般的实证主 义的学术范围。其实，出版史的主要线索，不是科学技术 的发现和发明，而是环绕出版物展开的更为广泛而深入的 文化斗争。《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把书报检查同政 治文化制度，同权力和权力者联系起来，的确捉住了问题 的要害。但是，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文 化形态之间的影响等，书中缺乏适当的照顾。其中，把欧 洲废除检查制度定在十九世纪中期，这个界限也不是不可 以商榷的。至少，延至二十世纪，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 的苏联，对于书报的审查是严厉的。用鲁迅的话说是“代 代跨灶”，许多地方超越了前人，甚至史无前例。我们是 看重文牍的考究，譬如广告税、印花税的废除等等，还是 重在实质的考察？这是一个问题。在历史研究方面，我们 如何消化和运用类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 念，如何避免因此而造成的时间的间离，则是另外的一个 牵涉更广的问题。最近有一本新书，是一个叫J?D?亨特 14 书的身世盗版与地下印刷 | 15 的人写的，名为《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其 中有一节就是“审查制度”。历史的前后比照是饶有意味 的。同为审查，今日的欧美社会，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毕 竟大不同于往昔了。 至于东方社会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变迁，也当有人进行 书面系统的清理了。与西方相比较而言，对于东方，从亚 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都是视之为“野蛮”、“停 滞”，更带专制主义性质的。所谓“东方没有历史”，所 指大约就是这层意思罢。 2000年6月，时值酷暑 盗版与地下印刷 盗版与地下印刷，作为出版业的一种现象，不问而知 要受到普遍的责难。列举责难的理由可以有种种，或者涉 及权益，或者关于道义，也有纯然出于观念上的，因为毕 竟这是非法的勾当。但是，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某 个特定的历史时段来说，盗版乃出于不得已，甚至可以看 作是出版商的一种抗争；而有些图书经过盗版的途径，竟 成了散播异端思想的强有力的风媒。 一般来说，盗版与地下印刷是紧密相关的。这种现象 的产生，在历史上不外乎如下几个原因：一，政治文化专 制。整个言论出版界即所谓公共舆论空间形同一座大监 狱，个别出版物简直打入死牢，未经许可出版，实与劫狱 无异。二，行业垄断。出版作为一种产业，市场是受控制 盗版与地下印刷 | 17 的，官办私营，限界森严。尤其是特许制的实施，致使一 般出版商生意日蹙，甚至危及生计，只好逼上梁山。三， 专一追逐利润。上述两个原因，虽然不能说与经济利益无 关，但是在客观方面明显地存在着制度的限制，有一种外 在压力；而在这里，则无须冒任何政治风险，仅出于如贪 婪一类的内在欲望的驱使而已。 在西方，盗版可以上溯中世纪，除了因为逃避教会和 政府的淫威之外，与印刷术的发明亦大有关系，不然无 “版”可盗。至于中国，盗版多在明清之际；若从版本学 的角度看，不只刻本，还有抄本，时间仍可以往前推。始 皇帝焚书坑儒，泽及后世，使士子商人不得不避其锋。后 来的王位继承人又有新的发明，大兴文字狱之余，动员社 会力量编修文史图书，搞钦批本，官批本，统一“正本” 以垂范将来。清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就是显例，剜 削，抽毁，删改，将盗版合法化，那手段的恶劣，是胆子 最大的出版商也无法想象出来的。 在中世纪，整个欧洲被置于宗教神学的统治之下，通 行的只有一部《圣经》，图书遭到普遍的敌视。其实，全 社会有一本书也就足够了，古人不是说凭半部《论语》就 可以治天下了吗？就算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偌大中 国来来去去也不过是一本书。无奈世间少不了好事者，总 《禁果》，1865年版画 18 书的身世盗版与地下印刷 | 19 想著书立说，而且贩卖有徒，及至谷腾堡的印刷技术大行 其道，图书这东西终于日渐滋繁起来，使得统治者看得头 痛，不得不设法对付。宗教裁判所镇压异端是有名的，而 由教皇颁布的《禁书目录》同样臭名昭著。这份目录从保 罗四世开始，直至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恰好在同 一年爆发，焚书是重要的标志之一——宣告撤消，数百年 间不断加以替换补充。其中不但列有书目，而且有一份作 者名单，至庇护五世，名单更加详细，还建立了一个禁书 会，将有关的禁书政策付诸实行。对于《圣经》，教会拥 有绝对阐释权，宣布经由圣热罗姆修订的4世纪的拉丁语 本为唯一真正的版本。这样，其它版本自然在扫荡之列。 1542年，教廷明确规定所有图书的书名页必须印有主教授 予的“准印许可”字样，否则不得印行。马丁?路德翻译 的《圣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做版本文章。历史学 家杜兰说“古腾堡使路德成为可能”，固然是说机械印刷 促进了宗教改革思想的传播，但也意味着承认盗版及地下 印刷从中所起的作用。路德的德语《新约》，两年中共授 权印行了14版，而盗版的即达到66种。 1521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发起第一次图书检查 运动，下令巴黎最高法院严密监视印刷所和书店。不可思 议的是，强权总会遇到不屈服的对手。里昂的出版家埃蒂 安?多莱编辑出版拉伯雷、马罗的著作，还出版了伊拉斯 谟的《战斗的基督徒手册》，出版时，特意选择一把砍刀 图样作为自家的商标，挑战教会和政府的意图不是太明显 不过了吗？结果，宗教裁判所把他活活烧死在巴黎莫贝尔 广场的火刑柱上。路易十四上台后，专制手段变本加厉： 从1667年起，限制书商和印刷商的从业人数，连印刷器材 的买卖也受到控制，装书的包裹需要查验，印刷作坊得定 期接受检查，如发现违反者，随即关进巴士底狱。从前的 图书管理仅限于下达法令，至1701年，法国政府便正式设 立图书管理局，便有了专司图书检查的机关。英国、德国 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群起效尤，因为这样一来，实在省事 而有效得多。在这种严厉的管理制度下，启蒙思想家的作 品只能按地下方式出版；但当地下印刷也受到限制时，这 些作家唯有将书稿送到纽沙特尔、日内瓦、海牙或阿姆斯 特丹的出版商处，然后“出口转内销”。但是，要在这类 荒诞剧中担当一个合适的角色颇不容易，伏尔泰便曾否认 是自己的书的作者，还谎称说是过世作家的作品，甚至针 对这些书进行公开的批判。对此，有人形容说，“这是一 种讲了一些东西而免于被送进巴士底狱的艺术。”只要从 事著述，就必先掌握这种艺术。据统计，在十八世纪，至 少有4500种书是随意杜撰人名和地名出版的，这就给后来 20 书的身世盗版与地下印刷 | 21 考证这个时代的出版物的作者、出版地、印数等，增加了 许多困难，致使考证本身成为印刷媒介史研究的一项既不 能绕开，又繁琐缠人的基础性工作。当时，这类地下出 版或由境外秘密进口的传播启蒙思想的书籍被称为“哲 学的”（philosophical）；连带被当局视为非法的“坏 书”，都被出版商和销售商统统称为“哲学书籍”，这种 行话，其实指的就是“危险的书籍”。这些书籍是偷偷地 在斗篷下出售的，所以又有人把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称为 “斗篷下的哲学”。“哲学书籍”风险太大，为抵销风险 成本，价格相应要昂贵许多；书商一般不愿囤积这类书 籍，于是变着法子与普通盗版书进行交换，交换比例通常 是1 ：2、2 ：3、3 ：4。以盗版及地下印刷换取危险思 想，也当不失为一桩好买卖。 十七世纪中期以后，法国盗版及地下印刷之风日炽， 仅巴黎就有100家出版商从事地下出版业，甚至连阿维尼 翁这个法兰西王国中的教皇领地也干起了这种行当。由于 政治思想类的禁书最受欢迎，印刷商和销售商除了直接盗 版，还经常在一些貌似正统的著作中夹塞带有新思想的言 论，极力利用政府尚未明确下令禁止之前的机会加紧出版 和销售“异端”著作。为了平缓这股盗印风，从1718年 起，政府开始采取“默许”的政策。所谓默许，在法国检 查制度中是一种介于“准许”与“不许”出版之间的状 况，即不属公开批准，也不予以禁止。由于许多书得到默 许在国外出版，国内发行，于是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 书只要注明是国外出版的，就有希望蒙混过关。默许制相 当于一道夹缝。在夹缝中间，出版界养成了一种由作者在 图书出版前私下拜访检查官的风气；许多书，在国外以及 边境地区的一些独立领地争先出版“伪版本”。对于18世 纪，法国有一个奇特的说法，称之为“伪版书的时代”， 便是缘此而来。 马尔泽布在大革命前曾经这样说：“由于法律禁止公 众不可或缺的书籍，图书业就不得不在法律之外生存。” 这话只是说对了一半。在一些特别专制野蛮的国家里，书 商根本无法施其技，也就是说，在法律外面不可能存在所 谓的“图书业”。像俄国，拉季舍夫的笔记作品《从彼得 堡到莫斯科旅行记》问世后，叶卡捷琳娜二世说作者在书 中促使人民仇恨政府，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随 即下令没收焚毁该书，并将作者逮捕，判以死刑，后改为 流放西伯利亚，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该书流传下来的种类 多达70多种，都是手抄本，算得是变相的盗版罢，但是比 起正式出版物已是倒退了大大几百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写 于1863年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在杂志发表后即由沙皇 22 书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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