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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注册：西川译诗集》为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世纪北斗诗丛”的“诗”系列之第四种。

西川以诗人著称，但作为翻译家，其成就在当代亦称得上高标突出，其诗歌翻译是公认的准确性与诗歌性兼具。本书是西川从前后二十余年的翻译作品中，精选了五六十余位诗人的诗作，既有叶芝、米沃什这样的名家，更有一大批此前国内听之甚少，但“必须”介绍进来的诗人与作品。这些译作自可见出西川不同寻常的视野、眼光和语言功力，与其诗歌创作，某种意义上也提供了平行的参照且构成了互文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西川翻译的诗以这种形式结集出版，是第一次。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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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6月我去荷兰参加第26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至今由于文学原因我受邀去过的国家有二十来个，这其中印度我去过四次，英国也是四次，美国有六次，德国我去过不下十次。在印度、美国和德国我都有过广泛的旅行：时常一个人在路上，看人，看古迹或名胜，看风景。但是，随着我国际旅行经验的增加和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在乎在漫长旅行的终点我会与什么人见面：我不仅需要看风景，我也需要遇到出色的头脑。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过：写作对于作家最好的回报就是，一个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能够一眼就认出另一个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我想，古人“行万里路”的说法里一定也包括了在万里路途中与他人交谈的构想。让我感到幸运的是，这十几、二十年来，我在世界各地遇到过一些优秀的头脑、优秀的诗歌头脑。他们带给我启发。我成为他们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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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从1995年6月我去荷兰参加第26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至今由于文学原因我受邀去过的国家有二十来个，这其中印度我去过四次，英国也是四次，美国有六次，德国我去过不下十次。在印度、美国和德国我都有过广泛的旅行：时常一个人在路上，看人，看古迹或名胜，看风景。但是，随着我国际旅行经验的增加和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在乎在漫长旅行的终点我会与什么人见面：我不仅需要看风景，我也需要遇到出色的头脑。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过：写作对于作家最好的回报就是，一个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能够一眼就认出另一个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我想，古人“行万里路”的说法里一定也包括了在万里路途中与他人交谈的构想。让我感到幸运的是，这十几、二十年来，我在世界各地遇到过一些优秀的头脑、优秀的诗歌头脑。他们带给我启发。我成为他们的读者。

也是由于国际旅行经验的增加和年龄的增长，我脑子里的“世界地图”在不断地调整，日益丰富和清晰起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所认识的“国际”其实只是欧美。欧美到现在对我来说依然很重要，但恰恰是在欧美，我理解到所谓“世界”还包括东亚、中亚、南亚、小亚细亚、北非、南非、南美等许多地区——当然也少不了中国。一位南京姑娘曾经问我她是不是很“国际化”，我回答，对不起，你只是很“西化”，不是真正的“国际化”。我认为真正的国际化视野对于今日真正在乎文化创造力而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国人来说格外重要。“多元化”不只是一个词，至少不只是一个由“西化”派生出来的词，它也应该是一种切身感受。回望这些年我个人的阅读经验和关注点，我对自己的知识构成特别是诗歌知识构成，以及感受世界的方式所进行的调整，使我保持了“文学在路上”的精神状态。我对东欧、亚洲、非洲文学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清洗了我从前对西方、俄罗斯、拉美文学的阅读，而推动自己这种诗歌知识、诗歌意识清洗的是我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当然，年龄的增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2013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期间，我曾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欧亚研究所做过一个发言，谈的就是何谓“世界地图”。本译诗集中收有一首美国诗人弗瑞斯特·甘德写给我的诗《世界地图》，他对“世界”有着与我相似的看法。他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没有人比翻译家更能体会“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所以，读者会在这本译诗集中读到不少我转译自英语的非英美诗人的诗歌。很遗憾，我只能弄些英文。法文原是懂一点的，曾经可以大略读一读法国人写的法国文学史，也能背几首法文诗，但1985年大学毕业后我那趟七个月的远足使我把自己本不牢靠的法文扔在了大西北和黄河两岸。好在英文是一个好工具。英文告诉了我世界是什么样的——它首先告诉我世界并不只是英语世界，而是多元的。即使是在当今英语国家，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作家其实相当活跃，他们的作品构成了英语写作中一股重要的力量。近年来我读英语国家本土诗人的作品反倒不多，除非是朋友们的或朋友们推荐的作品（这其中美国作品我读得更多一些）。此外，我还有幸在国内、国外参加过几个翻译工作坊，使我得以与外国诗人面对面地翻译他们的作品。本书中有一些作品我就是这么翻的。例如2010年我曾去斯洛文尼亚参加过那里举办的“大语种—小语种诗歌翻译工作坊”，我们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我在这次活动上的工作成果被收入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托尔斯泰花园的苹果：1950—1970年代出生诗人十家二十三首”（但这一辑中也包括了其他零散翻译）。

通过翻译，我们得以走近这世界上说其他语言的人们。在最好的情况下，通过翻译，我们各自的灵魂甚至可以相互进入；我们也可以通过认识他人来更好地认识自己。但翻译行为本身从来没能够免于被质疑：会有感觉真理在握或神秘兮兮的人大声告诉我，伟大的直觉和知觉可以超越翻译。可是译者是为交流做基础工作的人，所以抱歉我们的认识就是这么脚踏实地的肤浅。会有很弗罗斯特的人说，诗歌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但据我的经验，说这种话的人几乎都是缺乏外语能力的。对弗罗斯特的看法（听说有人查遍其全集也没能找到这一说法），我想说，首先，弗罗斯特本人不做翻译；其次，翻译中丢掉的不外乎语言的音乐性、双关语、特定语言中的特定思维、特殊语境中的特殊表达等，但所谓诗歌在今天所包括的东西比这要大得多，况且好的翻译一定少不了对称于原文的本语言再造；再况且，有些即使在翻译中有所丢失的作品，似乎依然值得一读。博尔赫斯就说过：好的文学作品能够战胜粗制滥造的翻译。还有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情况：译文胜过原作。我听说德语的莎士比亚就比原文的莎士比亚还要出色。

翻译行为会触及翻译的政治。而翻译的政治必然触及语言和文化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以及性别、文化身份塑造等多方面的问题。不是只有国家主导的翻译工程才会有政治内涵，任何翻译都免不了政治，因为只要是有差异的地方就会有政治。在当下中国，翻译的政治首先涉及翻译的选择，即翻译谁不翻译谁、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的问题。其次，翻译行为还涉及误读 —— 不是技术层面上的误译（误译的问题我后面会谈到）。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也就是从一种文化语境到另一种文化语境。即使在纵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中国文学内部，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今人对古人的普遍的误读。比如古今共用的“诗”这个字：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说到“诗”，那一定指的是《诗经》——楚辞虽然也是诗，但却是不同于“诗”的诗。但是到汉朝人们说到“诗”的时候，就已经不非得指《诗经》了。而到今天，使用现代汉语的我们所说的“诗”已经既不一定是指《诗经》，也不一定是指汉诗、唐诗了，这也就是说，无论“孔门诗教”还是历代诗话，都不能被不假思索地、百分百地拿来套用于当代诗歌，尽管当代诗歌割不断与各类古诗的血缘联系。再举一个从外文到中文的例子：T.S.艾略特《荒原》的英文题目为The Waste Land，原本有垃圾场、废墟的意思，但是在中文里，我们大多数人会倾向于把“荒原”理解成一个自然意象。类似的误读如果发生在政治、社会领域，其对历史、文明、思想的影响得有多大，大家自己可以想象。

我想，翻译不仅涉及翻译的政治，它也可以作为文化、文学批评的手段来使用。比较英文的莎士比亚和翻入中文的莎士比亚，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文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身体所积累的文化潜意识。比较中文的李白和翻入英文的李白，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一个13世纪波斯神秘主义诗人杰拉鲁丁·鲁米意义上的李白。米沃什就曾这样干，在他编选的世界诗选《明亮事物之书》中。

对翻译的理论探讨，在世界上，既不是大热门，也不是冷门。本雅明、德里达、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等大头脑、大学者都有专门讨论翻译的文字。但我印象中从理论高度而不是经验层面深入探讨诗歌翻译问题的工作好像还不多见。诗歌翻译是“翻译”，但又与一般人们所理解的“翻译”有所区别。对比一下诗歌翻译与小说翻译，我们就会看到不同。小说家中自己也做翻译的人不是没有，但不多。而“诗人翻译家”在全世界的诗人们中间并不鲜见。T.S.艾略特翻译过圣-琼·佩斯，瓦雷里翻译过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翻译过莎士比亚，保罗·策兰翻译过曼杰施塔姆，庞德翻译过的东西就更多了：从意大利的卡瓦坎提到中国的李白、《诗经》《大学》《中庸》。我们国家20世纪以来，冯至、郭沫若、戴望舒、卞之琳、穆旦、郑敏、陈敬容、绿原等等，甚至艾青，都是“诗人翻译家”。为什么诗人中会有一些人成为“诗人翻译家”，我一时琢磨不透，这其中一定蕴含着一些深刻的、与文明有关的神秘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诗人翻译家”的存在，极而言之，为翻译这一行贡献了一种翻译的类型，即“诗人翻译”，它有别于“学术翻译”和“职业翻译”。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几种翻译会相互渗透，也就是说，诗人翻译也可以在准确性上向学术翻译看齐，而学术翻译也可以富含文学色彩。

将过去的译诗整理一下一直是我的愿望。当孙磊先生在2009年上半年的某时建议我在他编辑的民刊《谁》杂志上，以专刊的形式完整发表一下我的译诗时，我立刻就答应了。但因为平日太过忙碌，所以直到2010年7月他再次向我建议时，我才真正动手整理过去的译诗。在整理的过程中，我清晰地看到了那个敞开心怀接受影响、勤奋学习热情工作的年轻的我。读者当能发现我早期的个别诗歌与个别我翻译的诗歌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我自己都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可现在它们告诉我：我不是石头子儿里蹦出来的。尽管从许多年以前我便与这些译诗中的大部分渐行渐远。这本译诗集以“重新注册”为名在2012年非正式出版，网上限售100册，估计孙磊总共也就印了500册。2013年，作家出版社在出版了我的诗文选集《我和我》之后，编辑李宏伟先生建议我正式出版一本译诗集。于是我又重新投入翻译和对已有翻译的整理、校对工作。我在2012年民刊版《重新注册》的内容基础上补译了一些我觉得国内读者有必要知道的国外诗人的作品。当然我这么做也是出于对友人的感激之心。

我曾对一位记者讲：“我不是专业搞翻译的，也就是说，我不以翻译大家名著为己任。”收入本译诗集的作者大概有一半是我的朋友或我认识的人。越接近于完成这本书的补充翻译、润色、编辑，我越觉得这是一本友谊之书。这其中不同的诗人及其作品会唤起我的许多回忆。例如，美国作家、翻译家艾略特·温伯格在我英文诗集的出版方面曾给予我重要的帮助。再例如2007年我从纽约去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看望诗人C.D.赖特和弗瑞斯特·甘德，C.D.对我说：“你正是我们等待的人。”很多，很多……2013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遇到卓瑞·格雷汉姆，她说读了我的诗集她一夜没睡着。在告别的时候她对我说：“这是我们漫长友谊的开始。”也是在2013年，在西班牙，加利西亚语诗人尤兰达·卡斯塔纽曾开车带我从柯茹尼亚去圣地亚哥，我们坐在圣地亚哥古老而美丽的街头，喝咖啡，看人，聊天，晒太阳，沉默。也是在2013年，印度诗人维瓦克·纳拉亚南带我去了新德里康诺特广场附近的一家诗人们时常聚会的咖啡馆，我们的话题从印度、中国、美国（他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诗歌一直进入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1995年我去荷兰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经历。那是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诗歌节有一个翻译项目：他们选出一位国际著名诗人，由与会的其他诗人在诗歌节期间将他/她的诗歌翻译成各自的母语。那一年他们选中的是比利时诗人雨果·克劳斯。在英译文的帮助下，我翻译了克劳斯的两首诗（翻译过程中我曾与荷兰汉学家柯雷和当时在荷兰的多多进行过讨论）。然后在克劳斯的专场上，由克劳斯朗诵弗莱芒语原文，我们朗诵各自的译文。我译的这两首诗都收在了本书中。这一次为了写克劳斯的简介，我上网查维基百科，惊讶地发现，克劳斯已在2008年去世了。在那次诗歌节上我见到的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捷克诗人米罗斯拉夫·赫鲁伯，如今也已过世。——生命一茬茬离开，而诗歌留下。

没有这样的道理，即我翻译了谁的诗我就受到了谁的影响。我的阅读面比这些译诗要宽得多。这是需要说明的一点。（当我在网上，在书中读到别人说我受到过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影响时，我总会为论者的异想天开而忍不住自己偷着乐。）这些翻译的完成，有不少是出于机缘巧合。这种情况尤其经常发生在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1990年代前半期这段时间，不过近年也偶有同样的情况发生。我很少为自己翻译（为自己，读一下就行了。当然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翻译它们，要么是为了完成杂志的约稿，要么是出自朋友们的建议、鼓励，甚至命令。例如巴克斯特那一组，我是在北京市委党校老木的宿舍见到了巴克斯特的诗集，并且受到了他的挑唆；例如摩温那一组，我先是在家里随口翻给前来与我告别的吕德安听，看到他的反应，并且自己也喜欢，这才决定动手翻译；例如一些女诗人的诗，是我碰巧借到了巴恩斯通父女编的《世界女诗人诗选》（好像是这个书名），又赶上陈东东为《南方诗志》约稿，就翻了。而翻译米沃什那首《礼物》诗，是因为应《十月》杂志编辑约请在写关于他的文章时，需要引到这首诗，而自己对当时见到的几个译本都不满意，所以就只好自己动手来翻译。还有，像谢默斯·希尼的《挖掘》，我是为俄罗斯/爱尔兰艺术家瓦瓦拉·沙弗洛娃（ Varvara Shavrova ）在北京的一个声音类艺术项目而译。已有译本的节奏与希尼原诗的节奏略远，没法用来朗诵表演。

除非读某人的全集，我们很难仅凭读某人一两首诗就对该诗人的成就做出全面判断。对这一点，我在应北岛之请翻译盖瑞·施奈德的《水面波纹》一书时感觉尤其强烈。《水面波纹》是施奈德的短诗选，尽管读者能够通过这部诗选接近施奈德的才华与关怀，但由于其长诗《神话与文本》和《溪山无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中文译本，所以可以说施奈德至今没有向我们中国诗人和诗歌读者展现其全貌。在这种情况下比照他人来估量我们自己的写作，恐怕会陷入某种偏颇。容易给人造成偏颇印象的不仅限于当代诗人，即使18、19世纪之交的英国大诗人威廉·布莱克，如果我们以为他仅是《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的作者，而不知道他还写有《戴尔之书》《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弥尔顿》《耶路撒冷》《美利坚：一个预言》等，那也会闹大笑话。我现在的这本《重新注册》只是我个人多年译诗的一个小结，如果它作为路标能够帮助读者接近某一位或某几位外国诗人的写作，那于我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

本译诗集中包括了不少1950到197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的作品。我翻译这些诗的目的，是希望将读者带入国外的诗歌现场。以往国内诗歌翻译界对国外那些已经去世或已经功成名就、七老八十的老诗人、大诗人介绍过很多，但对当下国际诗坛真正年富力强的诗人们的工作和思考，我们很多人其实了解有限。应该改变我们的诗歌阅读落后国外诗歌阅读三四十年的状况。当然会有人对我这样说不以为然；如果他们不同意我的看法，那么这些话就不是对他们说的。

我以前出版过四本译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作家，2004 ）、《米沃什词典》（与人合译，三联，2004）、挪威诗人奥拉夫·H.豪格诗选《我站着，我受得了》（与人合译，作家，2009 ）、盖瑞·施奈德诗选《水面波纹》（香港牛津大学，2012 ）。凡出现在这四本书中的译诗，我原本不打算再收入本书（ 2012年民刊版《重新注册》就是这么做的），但现在我遵照编辑李宏伟先生的建议，将上述四部译著中的个别诗篇作为标本收入了本书。但本书所收译诗（加上上述四部译著中的其他诗篇），依然不是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所译诗歌的全部，例如我舍弃了我在1986年10月、1987年9月和10月发表在内蒙古《诗选刊》上的《当代黑非洲诗选》和《 20世纪英国诗选》，以及1988年4月发表在《昆仑》杂志上的《英美战争诗抄》中的大部分译诗。收入本书的译诗是我希望保留下来的。

这些译诗中的很多诗曾被收入国内出版的一些外国诗歌选本，像邹荻帆编选的《世界爱情诗荟萃》（北岳文艺，1988 ），王家新、沈睿编选的《当代欧美诗选》（春风文艺，1989 ），刘湛秋、马高明编选的《外国现代派百家诗选》（贵州人民，1990 ），王家新、唐晓渡编选的《外国20世纪纯抒情诗精华》（作家，1992 ），张秉真、黄晋凯主编的作为“外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丛书”出版的《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人大，1994），梁粱、厉云编选的20世纪外国战争诗选《我和死亡有一个约会》（解放军文艺，2005。书名来自我翻译的美国20世纪早期诗人阿兰·西格的一首同题诗，本书未予收录）等。这一次重新校译，我发现我早年的翻译存在不少误译之处，很遗憾，它们已谬种流传，连网络上都是。我真不该发表这么多译诗！所以这一次凡能够找到原文的诗我都对译文进行了订正，但也有一些诗我已找不到原文了。

记得是在1986年左右，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读到，该编辑部正在搞一个翻译征文竞赛，要求翻译的内容为英国一战时的诗人西格弗莱德·萨荪（ Siegfried Sasoon ）的一首名为《众声歌唱》（ Everyone Sang ）的诗。这首诗收录在1929年版的《英诗金库》（ The Golden Treasury ）中。——更后来版本的《英诗金库》收没收这首诗我不知道。我把我的译文投过去，《中国青年》居然刊登了出来，后面还附了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的评语。他批评了我的误译之处。因为我手头一时找不到那一期的《中国青年》，李先生批评的原话我已记不清了。但我还记得我把原诗中的orchards（果园）误译成了“橄榄园”（把orchard 与olive搞混了）。隔了些年头，一次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开会，遇到了李文俊先生，他还曾对批评过我向我表示抱歉，我告诉他我已遵照他的批评将萨荪的诗重新译过，发表在了《昆仑》杂志上。李先生很高兴。李先生对我的批评我会牢记一辈子。

我自己的体会：造成误译的原因有多种。一般说来，外语水平不过关是第一因素（我上面提到的误译萨荪诗歌的事就属于这种情况）。对原文语言层面上的误读、不理解，大概是每一位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会碰到的事 —— 那毕竟不是母语。但我发现，误译其实还涉及更深层的原因。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见识的增加，我意识到在语言理解力之上的文化理解力的重要性。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原诗字面上的含义你全懂，但你的理解依然有偏差。我曾帮助过几个人校他们的译稿，我发现问题往往出在他们的文化理解力上。重校自己的译稿我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本译诗集中有个别诗作别的译者也译过。一般说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果某诗已有中文译本，如果这译本还不算差，那就大可不必做重复翻译。但如果我做了重复翻译，那我一定有原因或有目的，我的目的之一也许是想纠正已有译文中的误译之处。翻译这活越被人纠正就会越接近完美。我随时准备聆听方家的纠正。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指我译四元康祐的诗中，“蒲团垫子”一语有问题，因为“蒲团”就是“垫子”，重复了。我当时那样处理，是怕仅“蒲团”二字说不清楚；我的参考是：“泰山”除了可以被翻译成Mount Tai，也可以被翻译成Taishan Mountains。后一种译法里shan（山的拼音）和mountains（山）也是一种重复。现在我接受网上的批评，将四元康祐“蒲团”后面的“垫子”二字删除。

在重新整理这些译诗的过程中，我对自己曾经接触过这么多不同色彩、不同风格的诗歌感到惊讶（我已尽力翻译出不同诗人的不同风格）。虽然其中许多诗作不是出自我们熟悉的外国大师之手（那些人的作品应该由更专业的译者来翻译；我并且认为，大师们的作品也许我们读得太多了），但它们还是显示了诗歌的丰富性和多元化。这让我暗暗觉得，这些年来，中国国内的诗歌写作在风格的多样性方面呈现出某种退步，我们表面的多元化背后隐藏着一种骨子里的一元化或两元化。我听到过一些极端的说法，大意是现在中国的年轻诗人们已不需要再读外国诗了，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已有一些积累，只读中国人自己写的诗就可以了。那么，这本译诗集会提醒你，这种看法无异于坐井观天。

最后再说一点题外话：我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这些年来我的写作让一些朋友喜欢，让另一些朋友不喜欢。而不喜欢我近年写作的朋友，我猜，会怀疑到我的中文语言能力。我不想为自己的中文语言能力辩护，但阅读我的译文，人们也许会发现，我所使用的中文有时松弛，有时紧促，有时华丽，有时朴素，这是我根据不同翻译对象做出的语言风格的选择。于此，读者当能猜到，我在我自己的写作中，如果使用的语言不那么华丽或曰文学，不那么紧促或曰简洁，那并不是我不会，而是我不想那么干。另外，我还碰到一种情况：曾有不同某地的不同诗人对我说，我们不像你们这么写作是因为我们对文学有不同的追求，我们对语言有不同的理解，——那么好吧，我赞成你们对文学的不同追求，但你们不该掩饰你们的问题。如果你或者你的朋友们也做翻译，我们可以在处理相同诗篇的译文上找到语言的公分母。通过比较不同译文其实是可以比较出不同的语言观和对语言把握的差别的 —— 在这一点上谁都别想耍滑头。

西川

2010.8.23/201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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