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三辑：在第一辑中，作者试图从阐释学和当代学术的角度，阐述海外汉学研究的正当性、合法性及其意义，并对民国期间汉学与中国学之互动进行梳理。第二辑主要考察了德国汉学家的中国叙事如何反映明清之变以及晚清民国之变，选取的人物有汤若望、福兰阁以及傅吾康父子。在第三辑中，作者选用了几个具体案例来说明中西互视与互释的重要性，涉及的西方人士既有经典翻译家卫礼贤，也有目前研究不多的白乐日、许理和、罗哲海。
在学科分类愈来愈专业化的当今时代，重新审视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以及整体观点，会使我们获益匪浅。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
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
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李雪涛，生于江苏省徐州市，德国波恩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德国汉学、德国哲学以及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专著，2008）、《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主编之一，2005）、A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m（主编之一，1999）、《佛像解说》（译者，2003）、《大哲学家》（主译，2004/2010）、《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译者，2012）、《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文献与研究》（编者，2013），并主持翻译了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另发表《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等论文150余篇。
代序 “误解的对话”
第一辑 “汉学”与“国学”
第二辑 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
第三辑 中西间的互视与互释
附录一 参考文献
附录二 外国人名索引
汤若望笔下的明清之变
—崇祯的末日、山海关之战，及大顺政权被逐出北京
作为来华耶稣会的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清之变的权力争斗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真正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作为在明清之际唯一同两代最高统治者有过间接或直接接触的传教士，他直接参与到了清初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纷争之中。
1665年，汤若望用拉丁文出版了《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下的中国传教史》（以下简称《中国传教史》），主要记述了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他所经历的明清之变和明末清初的宫廷情况。此书截止于1661年顺治帝驾崩，记载了很多他与顺治帝交往的逸事，堪称一部有关17世纪中国的史书。本文所使用的译本系由曼塞克翻译的德译本，1834年出版于维也纳。
汤若望笔下明清之变的材料有一部分是他从当时的社会上收集而来的，尽管不一定是史实，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的状况。另有一些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史实，或可以与中国史料相印证，或补足中文正史之阙如。汤若望对崇祯皇帝之殉国以及山海关之战的描述，以及他对明亡原因的思考，对晚明史研究都极具价值。本文拟依据此书的德译本对以上提到的几方面内容作一介绍。
一、对崇祯帝末日的陈述
明末李自成所率领的起义军于1644年占领西安之后，建立了大顺政权。二月，起义军兵分两路进攻北京，其中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经大同、宣府直逼明王朝的首都，并于三月十八日围城，次日攻入北京城。而此时，身在紫禁城中的崇祯皇帝对此依然所知甚少。汤若望写道：
可惜，宫中的人至今还对皇帝隐瞒这种混乱的局势，面对全国到处风起云涌的起义，他们却向皇帝解释说，这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或者把皇帝所承受的沉重的精神负担，看作是一件轻描淡写的事情。最后，皇帝终于被整日在耳边响起的武器的嘈杂声所惊醒，虽然为时已晚，但他还是想全力以赴地制止这场灾难。（第八章）
据《明史》记载：“贼游骑至平则门，京师犹不知也。”三月十九日，北京的外城已被李自成的军队攻破，内城危在旦夕，而守卫京城的大营兵已经溃散，城内的喊杀声、兵戈相接声惊醒了崇祯皇帝。据汤若望的记载，最终还是他转告了崇祯皇帝灾难已经到来的消息：
因此，神父唯一能做的只剩下一件事。他作为一个坏消息的转达者，一无所获地重新回到了朝廷。在那里，他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劝说皇帝，说他最终决定要坚持不懈地部署防御工事以保卫皇宫。同时，他没有忘记用这种方式推心置腹地和皇帝进行交谈，他说，无论是社会的道德，还是基督教的博爱，或者是作为一个神父的坦率，都不容许他在这种纷乱的境况下有任何作为。（第八章）
在分析太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皇帝的原因时，汤若望认为：
那些至今还一直用欺骗和阴谋包围皇帝的太监们，导致了皇帝在高度危险的境地中还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全。这并不单单是疏忽大意的原因。这些人的心中还隐藏着另一个恶毒的阴谋，想让他们的主人垮台。这些从性别上来说，接近男人的太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狂热，他们不去想怎样保护他们的君主，而是盼着他的灭亡。由于先前他们的私利曾受到过损害，为了报仇，他们和敌人勾结在了一起，全然不考虑自己也要灭亡。（第八章）
崇祯皇帝朱由检系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异母兄弟。天启皇帝在位的时候，将全部的心思都用到了木工活等游戏上，朝中所有政务均由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掌管。魏忠贤的专权使宦官的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熹宗朱由校虽生三子，但均被其宠信的太监魏忠贤和乳母客氏联手杀害。因此，朱由校死后，由信王朱由检即位，即后来的崇祯皇帝。崇祯即位后，尽管铲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逐步扫除了阉党的余孽，但最终仍不免走上宠信宦官的老路。汤若望清楚地认识到农民起义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太监促成的：
他们一会儿将皇宫的珍宝隐藏起来，一会儿又将用于战争的粮食埋起来，以挑起起义，然后又和这些起义的强盗们暗中勾结，隐瞒因此而造成的损失，使皇帝不去关注显然日益逼近的危险。他们任凭这位可怜的君主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而此前他的判断曾促使他去反对这些无耻之徒。最后终于导致了这些无赖在叛乱者逼近皇宫时，背信弃义地打开了城门，首当其冲地去欢迎这些敌人的到来。（第八章）
尽管皇城之中有七万禁军，但他们却听命于三千太监的指挥，而守城太监曹化淳已经打开了外城的西门—彰仪门（此门原系金都西城门名，后用以指称广安门）：
现在的这座皇城配有足够的武器装置，几乎每段城墙的城垛上都排列着新铸的火炮，虎视眈眈地盯着入侵的强盗。正如强盗们事后所承认的那样，这些武器引起了他们的极度恐慌。但这些卑鄙的太监们却在强盗抵达的第二天，就为他们打开了这座固若金汤的城池的正门。（第八章）
后来，崇祯至前殿鸣钟召集百官，竟没有一位大臣前来报到。最后这位皇帝也被逼得走投无路：现在，皇帝顷刻之间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太监和强盗的双重囹圄之中了。他跨上了一匹马，在只有600名骑兵的保护下，莽撞地冲向了已经大敌压境的城池的正面。这个城门是原先耶稣会士的小教堂所在地，皇帝试图从这里逃走。但正是这些人，拦住了他的去路，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己当成了战利品，拱手让给了敌人。皇帝只能绕过神父们的房屋，向另一个门跑去。但为了防止宫内的人逃跑，那些原本用来保护城门的地方已经被付之一炬。这位不幸的君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重新回到了紫禁城内，在那里听候命运对他的最后裁决。（第八章）
据《明季北略》载，当崇祯“率数十人，至前门，见城上白灯已悬三矣。” 崇祯事先已与守城官商量好了：“城破则悬三灯也。” 看来崇祯只有死路一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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