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视野：塑造我们世界的领导力》曾被权威电影期刊《视与听》列为十佳电影书籍，并被《纽约客》推荐。本书作者是学界研究领导力的最权威的学者。书中既有精英人物的大最鲜活案例，又从中精炼出个中的成功要义。是每个志向远大的奋斗者的绝佳参考。
引言
“你说什么？‘我不是那份工作’，这是啥意思？”在我身后进站的地铁列车一阵嘶鸣，我几乎听不到研究顾问普赖斯（Price）在手机那头说些什么。当时我正在波士顿市区公园街地铁站换乘，前去对沃尔什（Diana Chapman Walsh）进行访谈，她是卫斯理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极为成功的院长。我抱着双重目的从休斯敦——我在那里的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担任教授——到波士顿。一来我要完成我的研究项目所追加的访谈，二来我自己也是来参加面试的。当时我是波士顿北部一所基督教文理学院即戈登学院（Gordon College）的院长候选人。
普赖斯重复道：“你得到了这份工作！” 这次我听明白了。那一刻，在那个地铁站里，周遭都是陌生人，我的生活发生了永久的改变。我答应在对沃尔什的访谈结束后，就在同一家酒店同董事会主席和研究委员会主任见面，然后在一阵幸福的眩晕中挂断了电话。我不知道我是如何找到与沃尔什碰面的Cleveland Circle地铁站的，不过我们相互致意之后我立刻就清醒了。多年来我一直对像沃尔什这样的领导者们进行访谈，但此时我有一种更为强烈的兴趣向她取经。自始以来对她而言哪些方面进展顺遂，又有什么失误是她恨不能推倒重来的呢？我手头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的关于领导力和权力的经验教训不再完全是学术性的了，而是猛然出人意表地切己相关。
换句话讲，我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转变为某种更多的东西。我一直在从我所做的访谈中收集、整理和编撰的种种洞见，对我而言已然变成了某种形式的第二次博士教育。在这种教育形式中，教授们不仅分享他们的成就，而且还分享他们的失败；他们个人的和组织机构的生命经历就是教材，而学生的任务是要对这些洞见进行综合，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实质上，从这种无可估价的教育中生成的乃是我的“学位论文”。
这项研究历时十年完成，构成了有史以来基于对美国知名领袖进行深度访谈的最大规模的研究。我所见过的领袖们当中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他们供职于不同部门，拥有不同的背景，并追求不同的目标。他们包括超过250位的CEO（包含《财富》排行100强中20%的领导者）、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和老布什（George H. W. Bush），还有数十位内阁部长、国会议员，以及代表了九届白宫行政当局（从约翰逊[Johnson]到奥巴马[Obama]）的联邦机构的头头脑脑们。访谈对象中还有一百多位世界最大的非营利组织——包括美国红十字会、安德森癌症中心（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以及哈佛和斯坦福大学——的领导者。在与一支由二十多位研究助理构成的团队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收集了我采访过的所有550人的生活及其机构方面的数据材料，然后将数百种分析架构应用于他们的回应以及他们的生命故事当中，探求他们登上权力顶端的模式，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不一致之处。采访请求的总体回应率为87%。
这项研究中所涉及的领导者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0.003%，但他们作为一个如此之小的群体，却发挥着不成比例的影响。他们的影响力根据内在于他们职位中的权力、他们所在组织的支配性及其行业范围而各不相同。虽然地方精英全世界随处可见，但具有全球影响的领袖则聚集于主要城市和商业中心。因此，当我一路为本书进行访谈，从缅因州的巴港（Bar Harbor）到夏威夷的珍珠港，79%的会面都在人口过百万的城市进行。三分之一的访谈全部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进行。我采访的领导者当中，有一半在商业部门，四分之一在政府部门，还有四分之一在非营利领域（包括高等教育）工作。我不仅采访长期在职的CEO们，也采访那些最近退休或新近升任现职的人，以便思考那些历时性的变化。我的受访者年龄从二十七岁至九十一岁不等，平均为五十九岁。其中半数为政治上的保守派，41%为自由派，还有9%的人对二者均不认同。在那些与我分享其宗教认同的人当中，大约76%的人认同新教，9%认同天主教，5%认同犹太教，3%是另外某种宗教的信徒，而8%的人没有宗教信仰。
有人经常问我，我是否与访谈过的那些人维系着一定的关系。我一直以某种方式与其中大约一半的人保持联系。其中有好几位曾到我所在的学院来演讲，我自从担任现职以来，也向许多其他人寻求过建议。当两个人中的一个人分享了他的成功与失败、早期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深层的个人动机时，这两个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纽带。而一旦他们建立起这些关系，就有一种超越地位或经历的联系存在着。我也一再发现，在那些看似不会有着什么联系的领袖之间有一些牢固的纽带。
事实上，如果没有人际网络，我就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因为CEO们并不总是对社会科学家们为研究而进行访谈的冷静请求进行回应。我首先必须依靠我自己的人际关系获得接触的机会。然后，一旦我手中有了几个受访者，例如卡特总统、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以及沃尔玛（Walmart）的CEO，更多的大门就开启了。访谈后，我也会请这些领袖推荐可能值得纳入本项研究的其他人选。我甚至经常在建立恰当联系的过程中求得他们的帮助。这些同行推荐总是给我为安排下一次访谈所需要的那种“身在其中”的感觉。
我跑遍全国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为时60至90分钟），从访谈获准到最后结束，中间大约有十周左右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的研究团队对受访人进行背景研究。我们一般为每一小时的访谈进行长达数小时的背景研究。这使我们能够避免提出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回答的问题，从而把每一次访谈的含金量最大化。访谈进行了数字化录音和专业化的转录，受访人有机会审查誊本的准确性（虽然仅有8%的人选择这样做）。
每次访谈都为了做定性分析而进行了通盘梳理，同时对刻画受访者人口学上的、社会的、职业的和人际网络方面特征的122个变量进行了编码。 这些数据中的绝大部分都取自访谈誊本，进一步的数据则取自电子和印刷材料。
在本书中，我尽量据实公平地刻画这些顶级领袖。我利用取自领袖们各自生活的叙事来对一般性原则进行说明，但我承认，本书对任何个人来说，都只是呈现了其故事的一部分。我采用一种被称作批判性移情的分析技术，它是由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历史学家格里菲斯（R. Marie Griffith）提出来的。 批判性移情的意图在于，一方面识别并分享研究参与者们的视角所包含的内容与精神，但同时也承认一种更广的、容许进一步阐释的分析框架。关键点既不是在参与者的故事中戳出漏洞，也不在于相信每一次的夸口和自我辩解。相反，我试图承认每一位领袖的视角的价值，同时也以公开记录为背景去评估他的叙事性描述。毕竟，研究高级领导者的一个好处是，他们自己写过很多，他们也被别人写过很多，这就为每一次访谈提供了背景信息。同时我也意识到，收集和分析访谈资料可能引入许多偏见，当这些任务是由一个团队来完成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我们遵循普遍的惯例，以便把这些潜在的问题最小化。 有了这些附加说明之后，我认为此项研究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即把此前隐藏在表层之下的那些视角揭示和彰显出来。与这些领袖直接交谈，这种方式提供了引人注目的洞见，而这项研究的巨大规模使得我们可以在他们中间进行比较，而此前的研究是不可能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来进行的。
……
D. 迈克尔·林赛（D. Michael Lindsay），现为戈登学院院长，是美国最年轻的文理学院院长之一。作为一名优秀的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他曾在五大洲发表讲演，并与数十家机构合作以提升它们的领导能力。其Faith in the Halls of Power一书曾获普利策奖提名，并名列《出版者周刊》“2007年最佳图书”。
虽然前者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富有权势的领导者，但如今，像后者这样的领导者则在精英圈的最高层较之以往更为常见了。高级领袖们的圈子仍然有排斥性，但它也允许新鲜血液进入。而进入其中的方式就是通过人际联系，就像帕森斯与洛克菲勒的联系，以及我在导论中所描述过的把莎拉拉推入白宫的那种人际联系。
如果说关系网在我获得接触这些杰出领袖的机会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那么它们对于那些在这一领域中生活和闯荡的人来说就更为重要了。社会上层人士利用他们的人际联系确保其影响力并获得地位。我进入的许多办公室里都挂满了领导者与总统打高尔夫或与外国元首握手的照片。对访谈的回答也处处会提到其他上层领导者，有时候这是因为他们对于故事的讲述是必要的，而有时候则纯粹是（我揣测）为了让我印象深刻。
提及大人物以彰显身份，这有可能是多余的。但事实却是，领导者们要做成任何事情的话，一个精英网络是必需的，雄心勃勃的领导者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一个强大的关系网有时候会成为强化一位领导者自身地位的纽带，有时候也可以扶助其他人晋阶。为了有机会进入这个网络，后起之秀努力寻找与广受尊重的领导者们交往的机会。他们找到建立联系的方式，并用非常规的接触方式（例如手写的便条）把他们自己与芸芸众生区隔开来。如此理解关系建构与影响力之间的关联性初看起来可能有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味道，而且有些成功的领导者也确实更多地依赖于野心的激励而不是社交礼仪的推动以成其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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