憾歌_谷静著_9787556101917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憾歌：谷静散文选》为作者个人的散文作品选。关于《憾歌：谷静散文选》的书名谷静起为《憾歌》，其意是世上事能完全圆满者少之又少，总留下遗憾。
　　《憾歌：谷静散文选》分为亲人卷、怀人卷、世事卷、往事卷、政事卷、游记卷、创作随笔、讲稿、散文评论、诗歌等几部分，既可反映作者个人的人生档案，又可反映作者散文创作的历程。

　我称我这本散文选集是我的“散文档案”，是有来由的。平时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就是“人事档案”。都知道“人事档案”是保存个人经历的资料集合。
　　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从读大学时起开始建档，至六十岁退休，保存的工作记录总共有四十来年。而我的“散文档案”所装载的远不止此。从1962年我在报纸上正式发表第一篇散文起，至眼下（2013年），我已写了五十一年的散文，可说整整半个世纪！时间跨度不可谓不长。仅仅从时间上看，这么长时间坚持散文创作，确实有必要进行归纳“建档”。
　　对于散文建档，我还有如下考虑：其一，同人事档案一样，可以反映我散文创作的整个历史。我开始创作散文时，正值国家“三年饥荒”年代的尾声。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处于好转初期。于是我写了《今日云湖》这篇处女作，用现在的话说，是提升“正能量”之作。尔后不久就是“文革”开始。全国仅有的数十几家文艺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部停办。我只在地方某些报刊偶有“亮相”。
　　至“文革”末尾（1973—1976），文艺复苏，我正式“复出”，抽调在省城“专业”写作近一年，写了一系列散文。然后就是“四人帮”垮台，改革开放开始，全国文艺进入空前繁荣的好时期。至新世纪，我的散文创作更为活跃。许多散文就是这段时期写的。
　　我的散文创作历程，可以从个人一“点”上，反映全局散文创作的三个时期（“文革”前，“文革”中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特征。
　　从历史进程看，我为自己散文立“档”，确有必要。
　　其二，从创作主旨，文风变化看，也呈现散文创作的“历史性特征”，以此为散文立“档”也属必要。“文革”前的散文我写得不多，那时创作主旨很明确，就是歌赞大好形势，歌赞好人好事。也有披露性的、讲自己真话的，但不多。到“文革”中，这种歌赞发挥到了“极致”。
　　直至改革开放，具体地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散文创作的“主旨”才真正“松绑”，进入百花盛开的境域，既有歌赞的，也有批评的，既有褒扬的，也有揭露的、批判的……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即自主发言的散文成千上万，散文题材、主旨众花齐放，进入最好的历史时期。
　　其三，从散文创作手法上看，也呈现由单一到多样的历史的发展趋势。
　　“文革”前的散文创作手法（含修辞手法），虽然路数不多，但也并非“单一”。
　　那时散文的比兴手法、托物咏志手法等等，大行其道。而“文革”中，对比兴等手法的批判比比皆是。我自己就遭受过如此批评。
　　那时的创作手法，呈现单一态势。而自改革开放始，散文创作手法也百花齐放了！写实的、空灵的、歌赞的、讽刺的、写人的、咏物的、抒情的、悲切的……凡是表现人的真实感受的均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手法写来。而散文的形式，除了常用的形式，还有“随笔、小品、游记、杂感、速写、序跋、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文艺通讯、演讲词、报告文学等等”（《中国写作学大辞典》第746页“现代散文”词条及相关词条），真是空前多样！特别是最近十余年来，著名作家贾平凹等提倡的写作有生活实感，有史感，有美感，题材面扩大化的“大散文”，一扫琐碎、甜腻、精巧、俗气、虚假、无聊的倾向，使散文创作呈现出令人欣悦的勃勃生机！我也随着散文手法、形式的发展，学习用多种手法、多种形式写散文，亦体现了个人散文创作手法的“历史变化”。
　　其四，我这“散文档案”，也是我“人生档案”的另一种形式。细心的读者在读过我这本集子的多数篇章后，对我的家庭、我的一些经历、我的社会关系、我的一些好友、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等等，就会有所了解。其生动和深入程度，远远强于我那待在机关档案柜里的“人事档案”！如此观之，“建立”体现鲜活人生的“散文档案”，不仅有其必要，而且也是一种发现和创新！鉴于以上四点，我坚定了为自己散文“立档”的决心。于是就有了这本集子。由于这本散文选是个人散文的历史归档，某些文章（这样的文章不多）为了体现已远去的写作年代的作品特征，对原作品就没有作修饰和改动，以“原貌”出现在大家面前，目的是让大家也“见识”一下当年作品的特征（如“文革”中的“致敬电”就是一种特别的抒情性散文现象），以增加一点对我们国家的散文创作史的了解。
　　关于本书的书名我起为《憾歌》，是经过再三考虑的。其意是世上事能完全圆满者少之又少，总留下遗憾。比如，古语云“世上事终以不了了之”，说的就是处事之憾；而当今搞电影的，常说“电影永远是门遗憾的艺术”，写小说的也说“小说是门遗憾的艺术”……而在平民百姓中，对处事的难圆满有更深感受。而对我这个业余文学作者来说，我的作品何尝不是遗憾连连？具体就散文创作说来，因囿于本人水平，那留下的遗憾肯定就更多了。将作品集定名《憾歌》，名之成理。（其实本书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憾歌》也诱发了我的思考。）选集编出来了，我也稍稍松了一口气，为什么“稍稍”而不“大大”？因为我正在竖耳聚神，准备聆听读者诸君的谆谆指正呢12013年11月6日23时30分于金侨书斋（说明：本书所选文章，凡未注明刊发单位者，均为省以下报刊台所发表。）

《憾歌：谷静散文选》：
　　
　　何为“教痴”？痴心于教师工作之谓也。我父亲谷光亚（曾用名“谷若”）就被人誉为“教痴”。他读过七年经史子集，上过十二年洋学堂，1931年从上海教会大学英语专业毕业，毕业后即从教，先后在长沙、成都、安化、永兴、耒阳、湘潭等地高校、中学以教授外语为专业，直至1984年息教，从教岁月33年（不含受冤20年）。
　　父亲也不全然不闻窗外事。还是在上世纪初在湘潭教会办的益智学堂读书时，就带头抵制洋校长的文化侵略。1925年他在上海读书，大革命风起云涌，他第一批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中，他是学运中层骨干，身披“上海学生联合会”红条，带头走上街头声援顾正红等工人群众。大学毕业，他怀着“为国培栋梁、愿献全身心”的宏愿投身教育事业。
　　他醉心于教育，尤醉心于外语教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起初在学校教英语，后来，英语不时兴而兴俄语了，学校要他改行教语文，而古文功底极厚的他立即就走上语文课讲台，生动、深刻的讲课又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但他仍眷恋着外语教学，不甘心如此“改行”下去。当时外语教学只有俄语，而他却从未学过俄语，怎么办？当他打听到县里某单位有位曾在俄国留过学的雷老师，便立即登门拜师。从此，在晚饭以后，他就夹着俄语教材去雷家学习，每晚学两三个小时，风雨无阻。这期间，他读烂了两套俄语教材，人瘦得似生过大病，对外语触类旁通的他终于用三个多月时间攻破了俄语关，创造了外语学习的奇迹。一天，他突然向学校领导提出他可以教俄语了。校领导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连连拒绝。但父亲坚持要教。领导没办法，说，那就试一试吧。这一试，把个学校外语组震惊了：谷老师不但能教高中俄语，还教得蛮好啊！如此痴于教业的人却也难逃被人排挤出教师队伍的厄运。1958年，父亲因“买肉排队麻烦”一句话被打成“右派”，于1961年被革除教职回乡。就在剥夺上讲台权利后，他还千方百计想自己重返讲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湘潭县景泉乡下，教育还不十分发达。在我们那山冲里还有不少儿童上不了学。父亲就自作主张办起了私塾，教十几个少儿读《三字经》、《增广贤文》、《弟子规》等。学费就随家长自愿、交多少就是多少。贫困山区的社员手头拮据，大家都以红薯、芋头充作“学费”，多的交上十斤，少的交几斤，父亲都接受。
　　私塾只办了几个月，上面指示下达：不准办私塾，不准学封资修。于是父亲又“失业”了。父亲仍不死心。私塾停办后不久，他便给湘潭县文教科写信，说明自己是学外语的，英语、俄语都可以教，要求给他上讲台的机会。信寄出去，如泥牛入海。他又写。几乎一个多月写一封，一连写了七八封。尤其是后来几封，他在突出自己曾有的外语教学经历外，特别强调“不要工资，只要有饭食即可”。县文教科的领导终于看到了他的信，觉得这样一位外语老师荒废了实属可惜，加上“不要工资”更让人动心。于是通知他到县四中去教英语。
　　但一到县四中，情况突变，有人暗中反映父亲是“老右”，还有其他问题。无奈何学校只好通知他回去。他的教学梦又一次破灭！所谓其他问题，是有人诬他有“特嫌”。这又是这一教痴万万没有想到的。
　　说这事得多费点笔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建立统一战线。
　　时任长沙某著名中学英语教师的父亲决定投笔从戎。给他工作牵线的友人因看重他的外语水平而推荐他至成都航空学院（亦称空军机械学校）任英语教授。
　　他在讲授英语的同时，不时掺杂一些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内容而让学校当局所侧目。抗战胜利，内战阴影日重。至1949年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战场上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一直阅读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的父亲已感觉到时局会大变。他对母亲说：“蒋光头倒台倒定了，新中国有希望了。”那年夏天，航院迁台。学校动员教职员工去台湾，父亲坚决拒绝，坚定地选择回湖南教书。因当时从成都回湖南坐烧木炭的汽车要走一个月，就利用在航院工作之便搭乘学校去台便机返湘。1949年6月的一天，我们全家七口（父、母、姑、祖母、我和两个妹妹）与另外几家人登上一架刚修好的美制C一47小型运输机从成都起飞。途经衡阳时飞机降落了。父亲毫不犹豫地带我们一家下了飞机。飞机继续起飞，消失在东南方向。
　　一回湘，父亲没有休息，便赴早联系好的地处偏僻的安化中学任教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迎解”工作。新中国成立，湖南和平解放后，父亲服从安排携全家赴同样偏僻的永兴一中任教。一教六年。六年中先教英语后教语文，再通过自学教授俄语，可谓殚精竭虑服务学生。在教好书的同时，父亲对学生健康分外关心，他说：“学生要成为国家扎实栋梁，学校伙食不能马虎。”便常深入学生了解情况。1955年，学生向他反映学校伙食差了，菜里没几点油星子，许多学生因缺营养得了夜盲症。父亲在几次提出意见没有回音后，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便给毛主席上书，揭发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贪污学生伙食费问题。起初还平安无事，但反“右”运动一到，父亲便成重点打击对象。
　　在批斗会上，校长没提父亲给主席写信事，抓住他平常说过的“买肉排队麻烦”一句话，上升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将其打成“右派”。当父亲说自己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并以不去台湾与国民党政府分道扬镳为例。哪知校长唆使一曾为国民党县党部骨干的教师上台当批斗先锋。那人恶狠狠地对父亲说：“没去台湾？那你就是空降特务！”父说：“哪有把一家七口一起空降的吗？”“啪”的一声，一记耳光打在父亲脸上。父亲不作声了。
　　于是父亲成了“右派”，而毫无根据、在批判会上吆喝出来的“特务嫌疑”的诬名悄悄进了他的档案，如影随形。1974年我作为县委工作队员在我老家附近蹲点。一闲暇日我回家看望父亲，闲聊中他突然问我：“暗号”是什么意思？我反问他：您怎么问起这个？他说：有公社干部问他晓不晓得“暗号”。
　　啊，我终于明白，公社干部是在将他做特务嫌疑。我当然心中有数。因为我这个父亲几十年间除了学外语就是教外语，平日里小说和电影一概不看，他又怎知什么“暗号”，他根本就没有起码的案件常识。（父亲缺乏社会生活常识又一例：当年他连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也区分不清。划“右”后，按政策我们全家的城镇户口可保留，但他凭一时之气将全家妇孺全迁返老家农村。到农村后他才弄清城乡户口之严重差别！）我把对“暗号”的理解告诉了父亲。父亲平静地淡然一笑：“我一生教书，任何坏事与我无关。”然而，“老右”和“特嫌”毕竟堵塞了这位教痴的教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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