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起家的一个道德号召就是要铲除魏玛共和国的腐败，但是纳粹自己也没有在德国建立起清明的政治。第三帝国的腐败是成体制的、自上而下的全员腐败。纳粹政权以腐败手段谋求体制的稳定，因此腐败行为受到纳粹当局的默许。即便少量腐败行为遭到了制裁，也只是为了纳粹党内小团体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的目的。弗兰克？巴约尔查阅了大量的庭审记录、新闻报道、党内报告等历史资料，他的研究揭示了纳粹德国的自我毁灭之路。
弗兰克·巴约尔，生于1961年，德国历史学家，目前任职于汉堡大学历史系、慕尼黑—柏林当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近现代史，尤其是第三帝国与大屠杀的历史。其他作品有：《大屠杀，公开的秘密：德国人、纳粹高层与盟军》、《汉堡的“雅利安化”》、《文明与野蛮：现代性的矛盾潜能》等等。
1 有组织的自怜自爱与提携同党
1933年后对“老战士”的“补偿”；对党员的庇护和赞助
在1933年9月纳粹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阿道夫·希特勒向参会的冲锋队授予了新的旗帜和“冲锋旗”。在一次讲话中，他谈及了纳粹党人为了万字旗所作出的所谓牺牲：“成百上千人为了这旗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几万人在斗争中负伤，几十万人因此失去了职位和工作。”这种对“斗争年代”中纳粹党人受到的苦难、作出的牺牲和遭受的迫害的强调并不新鲜，而是任何一个纳粹党演说家的老生常谈。早在1930年，当时的纳粹党全国组织部长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就论及了其他任何一个政治运动都不曾经历过的“长达十二年的迫害和斗争”。柏林省部书记兼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将纳粹党夺得政权的道路比作“牺牲的苦路”，纳粹党人在此期间作出的个人的和实质上的牺牲是“公众完全不了解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讲话几乎与戈培尔如出一辙：“这些战士为了一个新的德意志而奋斗，他们在思想、精神和物质上遭受的苦难几乎完全不被公众所知。”赫斯在讲话中特别赞扬了那些“老战士”们，即“那些很早就投入到斗争中来，作出牺牲、蒙受折磨，为了让德意志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实现伟大复兴，投入了自己的全副身心，甚至牺牲了生命的同志们” 。这些说辞是在向群众暗示，在夺权的斗争中付出了如此巨大牺牲的政治运动自然占据道德高地，在1933年之后可以坦然地独掌大权。
另一方面，这种修辞上的“牺牲崇拜”还特别照顾了纳粹党活跃分子们的感情。在1935年纽伦堡的全国党代会上，希特勒的《元首宣言》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一点。希特勒在这份《宣言》中强调说，国家社会主义已经战胜了“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上腐化堕落的天主教中央党”和“愚蠢反动的资产阶级”，“尽管纳粹党人遭遇了极度恐怖的残害，成百上千人被杀害，数万人身体受伤、生活无着；反动势力对我们的战士的妻儿展开了一场野蛮的摧残，剥夺父亲的工作岗位，让他的妻小挨饿。”
在这种说法中，不仅是纳粹党对自己的牺牲的描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把他的党员同志们受到的苦难曲解为“为了国家社会主义事业”而做的政治牺牲。按照他的观点，党员的失业并不是个人命运的挫折，而是魏玛共和国的“体制”在打击国家社会主义、作出了冷酷攻击；共和国政府剥夺了纳粹党员的工作机会，就是要通过将他的妻儿扣为政治人质，从而打击纳粹党。这种观点把纳粹党人描绘为一个牺牲者的集体，同时还意在将成分复杂的纳粹“运动”整合和动员起来。这些论调给纳粹党人的恐惧和挫败感作出了一个绝妙的解释，消除了他们的自我怀疑，将他们人生中的磨难（比如遭解雇下岗），包装成英雄式的牺牲。除了口头上的大吹大擂外，纳粹党人还在葬礼、死者纪念活动等场合大搞荒诞可怕的、漫画式的牺牲崇拜。授予“血章”[ 血章是希特勒于1933年11月9日（啤酒馆政变十周年纪念日）向仍然在世的啤酒馆政变参与者发放的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们的。后来，血章也向未参加啤酒馆政变的老资格党员和有卓越贡献的党员发放。]和不计其数的荣誉称号的活动也是牺牲崇拜的一部分。
总的来讲，这种象征意义的、修辞上的对牺牲的描绘绝不仅仅是宣传的一个阶段，而是与纳粹党内“老战士”的态度和自我认识非常相符，这的确令人吃惊。彼得?默克尔在最早的一批关于早期纳粹党人的心态的研究中已经指出，“老战士”们将自己密闭在一个政治的、敌对主流社会的世界里，投射出对“体制”的共同仇恨，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的边缘感”，其表现形式为：缺乏个人的安全感、顾影自怜、偏执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活跃的纳粹党人的社会流动性非常惊人，大多数人都蒙受了挫折，这就更促进了他们的固有心态。这种“社会矛盾”也使得很多纳粹党人——就像马蒂尔德?雅明从冲锋队干部和成员的例子中指出的那样——无法在社会中找到明确属于自己的环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生存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夹缝里”，因此特别容易受到纳粹党的团结口号的吸引。仪式化的党组织生活不仅给党员们带来了一种集体归属感，还给党的活跃分子们指明了他们的社会处境的政治意义：尤其是活跃的纳粹党人成了共和国“体制”的牺牲品，他们由于献身于纳粹“运动”，持续地遭受虐待和打击。克里斯托弗?施密特在对纳粹党“老战士”的生平所做的研究中，把这种将纳粹党人视为牺牲者的观点——正是这种观点使得纳粹党演化成了一个自怜自爱的政党——作了精妙的分析：“按照这种描述，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因为是纳粹党员而在职场或工作单位受到了歧视。特别是较年轻和年纪较大的人谈到了自己为纳粹运动所作出的‘牺牲’。讲述自己生平故事的人中有约30%认为，自己在一生中遇到的经济危机是他们的纳粹党员的身份造成的。其中一部分人讲述自己在完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始终遭到破坏和追踪，这已经接近了疯狂的妄想。” 从这些故事中也可以看出，“老战士”们已经把纳粹党官方的观点和说辞牢记于心，滚瓜烂熟。
在“斗争年代”，这种对纳粹党员遭受迫害的描述促进了“运动”中同志们的和衷共济，将党的活跃分子们拧成了一股绳；而在纳粹党夺权成功之后，这种观点更使得党员们充满了期望——简直是从世界末日中得到拯救的希望。党员们因为自己的政治活动而在共和国时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现在纳粹党掌了权，将采取政治措施对这些党员蒙受的冤屈和苦难进行补偿，对他们精神上的投入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这就是纳粹党的提携同党和任人唯亲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1933年之后，纳粹党领导层就是用这种政策来满足追随者们的期望。在党的节庆日上，官员们要承诺为“老战士”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每一个负责人都要确保，不能让任何一个老同志生活上出现困难。……供养老同志的物质条件必须筹措齐备。”鲁道夫?赫斯在一次向纳粹党各省和县书记所做的讲话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但是，1933年之后的提携同党和任人唯亲并非仅仅源自于纳粹党人作出的牺牲和得到的“补偿”，而是扎根于纳粹党运动的结构深层，在1933年很久以前就已经成形。由于纳粹党没有体制化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平衡机制（它们是通过诸如讨论和表决等手段建立起来的），尤其是还完全缺乏党内民主和选举（它们是统治权合法化和权力监督的重要元素），因此纳粹党运动就变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大杂烩，由各种派系和门阀掺杂而成，既不受到任何权力监督，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对一个党员的地位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与直接上级的私人交情，以及他在党内人际关系网中的地位。私交和派系组成的党的次级结构比正式的组织隶属关系和等级制更能决定党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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