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联大国文课_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编_9787544757010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是一门面向全校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从1938至1942年间，由杨振声、朱自清、浦江清、罗庸等人主持参与的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编订了《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作为大一国文课的教材。《西南联大国文课》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予以校订整理出版，由刘东作序，并附有朱自清、浦江清、沈从文、汪曾祺等人对西南联大“大一国文”的回忆及解读文章。

　导言：自由与传统的会通
　　刘东
　　一、黄金的岁月
　　记得还在北大教书时，我就曾以“西南联大”的经验为例，质疑过当下国际通行的、以种种参数来评定“一流”（excellence）大学的划一标准：“对比一下被公认为中华民族之光的西南联大，我们又不禁要问：那一所如果根据上述标准无疑要敬陪末座的战时大学，究竟是应当本身感到无地自容呢，还是反过来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排行榜的设计者自己应该下课？”而调来清华教书之后，我更是有意无意地，时时要接触到“西南联大”的名字，因为那段既苦辛又辉煌的历程，组成了这两所顶尖大学的共同校史。
　　的确不错，如果非要拘于衡定“一流”的那类机械指标，诸如“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那么，那所流亡中的大学肯定算不上什么。不过，如果按其学术声望和社会效应，它对中国人民却意味着很多很多；而如果按其教出的人才和传承的学统，它就更加让我们觉得是不可或缺；更不要说，如果按其在当年曾被寄予的厚望，和到后世又被赋予的地位，它就简直显得无与伦比了。
　　而说到这种被“后世赋予”的地位，我又引述过这样一句惊人之语：“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清华园。”2—要知道，这可是后来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在美国“春风得意”了大半辈子的何柄棣教授，来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岁月”！直到现在，我都还能历历在目地记得，在何先生最后一次访问清华时，我曾经跟他一道驱车经过校园，而他则动情地凝望着车窗外的一切，不住地为清华园内的种种细微变化叫好……这当然属于一种极具主观色彩的、有点类似儿时“黄金记忆”的那种情感。
　　由此又联想起，毕业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姜亮夫教授，也曾这样来回顾清华园里的治学氛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3有趣的是，我们一方面不难料想，大概任何一所尚称“正常”的高等学府，都不可能完全短少这样的氛围，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难推知，大概如此“理想”的“无菌病房”，更类乎那种对于“黄金岁月”的回想。
　　由这一点，也便说到了更贴近本文主旨的地方。如果说，早期的清华国学院，和早期的清华学堂或清华大学，都毕竟尚有基本的物质条件，来支撑数十年后的这类“黄金回想”，那么，更加耐人寻味的则是，另一位何先生即何兆武教授，竟然对西南联大那段流亡的日子，也进行了性质大致类似的回顾：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对于这个问题，何先生接着便自问自答道，能让自己感到幸福的条件应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而除此之外，“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在他看来，只要能秉有这样的心境，便会“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幸福”。而此后，他又在另一处把联大的成功之处，归结于母校当年享有的自由气氛：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无论如何，对比一下上面两位“何先生”的，既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的记忆库，我们便不难心领神会地领悟到，一方面，处于流亡与穷困中的西南联大，在条件上当然比不上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享有稳定庚款来源的清华大学；然而另一方面，或许反而正因为这样，它更像是某种千载难逢的“奇迹”。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跟何兆武的上述说法不谋而合，至少是在此后的种种回忆中，这番“奇迹”曾被来自各科的联大学生，不约而同地归因于当年的“自由”。

　　西南联大中文系
　　汪曾祺
　　西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闻一多先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 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兹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胆，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啰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一九八八年
　　版本说明
　　张耀宗
　　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是一门面向全校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间，由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主持《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的编订工作。现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予以校订整理出版，书名改为《西南联大国文课》。需要说明的是，蒋中正《暑假期间对于救国最有效的工作什么？》一文能够入选应是当时的政治应景，况且该文与整个国文选的基本精神相差太大，故未收入本书。作为附录的《教育部公布新式标点符号案》仅作存目处理。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间，《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经过了三次修订，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究竟是三次修订中的哪一个版本？因为时值战时，文献保存不易，从现存文献很难勾勒出三次修订的详细过程。但是，通过一些文献记载仍然可以做一简单推定。许渊冲一九三八年入学，就赶上了大一国文课，他说：“其实，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许渊冲的回忆是根据自己当时所记的日记，所以对老师所讲的篇目记录得很清楚。以此对照方龄贵在《西南联大见闻琐记》中的回忆可以互为补充：“在我所上的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的大一国文课，主讲的（也就是文章的选者）主要有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闻一多、魏建功、王了一（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诸位先生。可谓极一时之选。记得当时刘文典先生讲的是《典论.论文》，罗庸先生讲的是《论语》，闻一多先生讲的是《楚辞.九歌》，朱自清先生讲的是《古诗十九首》，许维遹先生讲的是《左传.鞌之战》，余冠英先生讲的大概是《诗经》，魏建功先生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此外，浦江清在一九四〇年发表的《论中学国文》中说：“商务印书馆所出《复兴高中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第一篇是《典论.论文》，后面又有章学诚的《诗教》上及《诗教》下，《书经》的《牧誓》，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那几篇文章，恰巧在前年的西南联大大一国文教本上也选的有。”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最初的模样。
　　根据罗常培在《中国新文学的新陈代谢》（一九四二年）里所说：“西南联合大学所用的大一国文读本经过三次改编。”现在我们整理出版的这个版本应该是三次修订中的第二次修订后的版本，因为它既没有了浦江清所说的一九三八年初版本里面的章学诚的文章，没有《尚书》里面的《牧誓》，也不是一九四二年版本中的15 篇文言文。罗常培说：“最后的一本包括15 篇文言文、11 篇语体文、44 首诗、1篇附录。”据我们的推断，对照现在整理出版的这个版本，一九四二年的版本主要是删去了一些文言文的篇目，就像一九三八年版的《典论.论文》、章学诚《诗教》上、下以及《牧誓》在第二次修订中也删去了一样。1篇附录应是《教育部公布新式标点符号案》。不过，一九四二年的最后一版也没有使用太久，因为很快就有了部颁的大学国文的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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