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本来是对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进行培训的地方,但在“文革”中,却赋予了它新的定语——“五七”,新的含义——对上述人员中的大多数进行“劳改”。杨绛先生在这里讲述了从要去干校直到回京一些事情和个人的心情、感受。《干校六记(精装)》1981年7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尤其受有干校经历的人喜欢,堪称“干校”文学中之经典。今天、今后,人们要感性地了解那段渐去渐远的历史,本书同样堪为经典。
《干校六记》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高峰和典范。书中记述了1970~1972年间作者夫妇在河南干校的种种“琐细的旧闻和飘忽的感受”,作者用温婉淡然、近乎白描的手法为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画了一幅意味深长的剪影。钱锺书在《干校六记·小引》中说:“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著名作家、翻译家和学者,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肄业。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后共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55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及随笔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小引 (钱锺书)
一 下放记别
二 凿井记劳
三 学圃记闲
四 “小趋”记情
五 冒险记幸
六 误传记妄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
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