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畲族：族群认同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结合历时与共时并重、主位与客位共呈的当代民族志田野研究方法和视角，通过大量具体生动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访谈记录，系统阐述了中国东南地区三个畲族村落的族群认同与社会文化变迁经历，并以广泛深入的主位经历展现了当代华南畲族村庄“畲文化记忆与汉文化现实”的日常生活现状。
谌华玉，1964年生，四川眉山人，博士，汕头大学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l989年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l992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一直任教于广东省汕头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2002年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职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研究生，2008年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目前从事高校英语专业语言、文化和文学教学工作；研究方向主要为文化认同与后殖民主义英语文学。曾合编出版英语教学类书籍2部，发表语言、文化、文学研究论文十余篇。
绪 论／1
第一章 理论综述与研究方法／15
第一节 理论与概念／15
第二节 畲族研究综述 ／39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叙述结构／43
第二章 畲族认同：族称由来与族群身份的确立／48
第一节 凤凰山畲族概况／49
第二节 畲族族称的由来／55
第三节 族源与迁徙／62
第四节 族群边界的确立／67
第五节 小结／83第三章 南山村：传统文化薪火闪烁的畲村／86
第一节 当代族群互动经历／87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族群认同的淡化／129
第三节 传统文化的复兴／196
第四节 民俗文化村的申办／217
第五节 小结／220
第四章 北山村：生计模式变迁中的古老畲村／222
第一节 生计模式的变迁／223
第二节 社交范围的拓展／245
第三节 畲族文化的式微／266
第四节 小结／286
第五章 东山村：围屋中走出的新畲村／288
第一节 东山村的客家文化传统／290
第二节 民族成分变更／298
第三节 畲族文化建构／329
第四节 小结／333
第六章 结论／336
第一节 关于族群概念的研究总结／337
第二节 族群理论在田野研究中的综合运用／340
第三节 村落层次上的族群认同与文化变迁／349
第四节 关于田野调查过程与方法的反思总结／354
参考文献／359
附 录 一组田野调查图片／375
后 记／385
本书系由作者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毕业论文修改而成，内容主要来自作者与有关人员于2003～2007年间利用寒暑假和其他节假日在粤东凤凰山区展开的田野调查记录。本书的研究对象——粤东畲族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学者和官方共同考证确定的全国56个民族之一，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公认的汉化程度极深、族群文化特征十分稀薄的一个少数民族。畲族的族群认同及社会文化变迁经历和现状，因此成为本书作者开展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调查研究的一个首选课题。
粤东凤凰山畲族群体由当今散居在该地区方圆百余公里的8个畲族村的2000多名畲族村民组成。其中7个村的村民在20世纪50年代已被识别确定为畲族，另一个村在80年代中期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请，要求恢复畲族身份，经过几年的反复认证，1988年才获得官方批准从汉族身份变更为畲族。粤东畲族族群边界的维持和身份认同的变更提示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由多民族群体构成的现代化国家体制中，民族、族群（尤其是散居少数民族的族群）身份的形成、维持和变迁，与其说是血缘发展或生物遗传的结果，不如说是政治协调或文化建构的产物。从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来看，粤东凤凰山畲族的族群认同一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基础即原生根基，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不可忽视的强烈功利性色彩即工具性特征。我们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粤东畲族的族群身份与认同的维持与变更，可以说是凤凰山畲族的精英群体与代表国家立场的地方性权威部门长期互动协调的结果。
我们的调查研究还发现，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中国政府为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推行相关福利政策而识别确定的民族身份，如今已成为中国公民世袭传承的一种社会文化资产。因此即使传统的民族文化特征已消失不见，民族的族称、认同和性质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民族身份和族群边界的划分、确立及其维持和变更，必须经过政府的正式确认。这是当代中国族群认同与西方族群认同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这一差异使得发轫于西方的各种族群理论，如族群原生论、工具论、想象论等理论假说，在用来探讨中国族群问题时，其普适性受到挑战。众所周知，族群的各种概念、理论和假说在推广过程中，需要面对世界各地千姿百态的族群认同实践和千差万别的文化变迁形态的挑战。中国古代尽管改朝换代频繁，但不同的社会群体长期处在相对独立和隔绝的人文环境中，因此族群边界——汉族与非汉族，以及汉族与非汉族内部不同的次级群体之间的界线——相对明确。当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源流复杂、生物遗传混杂、交通便利发达、文化经济高度开放的当代社会生态环境时，族群的身份认同和族群边界的识别维持，无疑给族群问题的解决和族群研究的理论提出了严峻考验。粤东畲族前言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联合国内学界组织开展了长期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其理论依据不仅包括马克思、列宁的民族思想理论，尤其是斯大林的民族识别四大原则，还包含了国人熟练运用上千年之久的儒家传统思想观念，即群体文化或文明程度的高低标准。用“文化”（即文以化之）程度的高低，尤其是儒家文化程度的高低，来区分和确立社群及其成员的地位和等级，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项悠久的历史传统。新中国政府结合西方民族识别原则和中国社群分类标准，最终在国内确立了包括汉族、畲族在内的56个民族单位，使中国公民从此有了不可随意变更的世代传承的民族身份认同。在此社会历史背景下，凤凰山畲族的传统族群文化特征尽管已经基本消失殆尽，但其族称和身份认同依然不会受到影响。
本书采用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深入访谈法。收集和使用的材料不仅涉及许多间接的文献记录，还包含大量来自田野调查的第一手口述文本、观察笔记和图片、照片等。通过客位与主位并列呈现的不同叙述，以及历时与共时互相映衬的不同摹写，畲族的族称由来、边界确立，以及当代粤东三个主要畲族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民族认同实践和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在本书的叙事和阐释脉络中逐渐体现出当代畲族族群认同的“畲文化记忆与汉文化现实”的本质特征。这样的本质特征说明，当代畲族族群认同的关键因素和核心基础首先是政府的审批认可，是畲族这一民族单位在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的合理存续，而不仅仅是畲族群体的血缘、文化和历史传承。
谌华玉
2014年12月9日
广东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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