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城市与区域发展》基于城市和经济地理学、城乡规划、区域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空间视角透视互联网时代的城市与区域发展历程及未来趋势。主要内容从三个方面展开。区域差异篇探讨互联网技术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重点从省际层面分析互联网技术扩散对区域差异变动的影响。
城市体系篇考察互联网技术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影响作用，重点从新兴互联网产业的空间分布分析城市体系和空间结构的变动态势。城市空间组织篇以上海为例，分析软件产业、网上购物、无线城市的空间组织和空间效应。《互联网时代的城市与区域发展》试图把握当前新的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新趋势，从而为理解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未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互联网时代的城市与区域发展》可供科技经济管理人员和相关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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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我们所处的时代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双城记》（Charles Dickens，1859：1）
互联网是我们生存的肌理。
――《互联网星云》（Manuel Castells，2001：1）
20世纪末以来，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在大众媒体，抑或在政府决策中，对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尤其是有关互联网的讨论越来越流行。但是，对于互联网所带来影响的认识还远未清晰。一些争论依然在持续，甚至出现了完全对立的观点。每个人都会同意，借助于先进的通信工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方便，但这一趋势到底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近，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有意思的场景：一群人围坐在餐桌旁各自玩着手机，正所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
不可否认，互联网正在对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显著的影响。尤其在当前中国，“互联网+”成为时髦的话题。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这一战略一经提出，立刻激起千层浪，各行各业风起云涌，希望抓住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机遇。事实上，自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因特网以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一系列信息和通信技术已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领域得以扩散和应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互联网+”所带来的不再是简单的物理连接，而是通过连接产生反馈和互动，最终出现大量化学反应式的创新和融合。本书关注互联网与城市、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希望从地理空间的视角，审视互联网技术对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影响状况。在切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先来回顾一下，除了互联网之外，正在影响当代社会的三个重要的历史性趋势与主题：全球化、城市化与区域发展，它们也都与互联网技术息息相关。
第一节全球化：世界是平的，还是凸的
关于全球化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有一点是针对它的地理格局，全球化是否会减弱区位和地方的重要性。一些作者在形容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所驱动的全球化进程时，称之为“地理的终结”（O Brien，1992），“无边界的世界”（Ohmae，1995）和“无重的世界”（Coyle，1997）的浮现，“距离消亡”（Cairncross，1997；Reich，2001）的开始，等等。十年前，一本影响面更广、更有意思的著作来自于Thomas Friedman，他宣称全球化造成“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快速扁平化（Friedman，2005）。他所谓的“扁平”是指世界各地的人们正日益趋同（Friedman，2007）。由此，他提出十大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技术现象，包括：柏林墙的倒塌、万维网的出现、工作流软件的开发、上传和文件共享的出现、外包的出现、离岸的兴起、供应链的开发、第三方专业物流的兴起、借助搜索引擎的信息获取，以及无线技术的开发。综合起来，他认为2000年后，上述十大现象一起快速地重塑世界，并与以往的全球化进程存在质和量上的区别。
那么，世界是否真的变扁平了吗？Friedman的著作一经问世，随即遭到众多学者的批判，尤其是地理学者们（Christopherson，et al，2008）。正如经济学家Leamer（2007）在对Friedman的长篇书评中指出，“世界是平的”这一标题显然是作者故意为之，希望引起各方的争议。Leamer认为，在通信技术领域的变革和相关社会经济交互和交流的确增加了贸易的自由度，并促进学习及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简而言之即促进了经济一体化。但是，Leamer论证了经济一体化趋势导致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而不是地理上的“扁平”态势。如果说经济学家们认为全球化进程可能弱化空间和距离的作用，地理学者们则认为全球化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地方”的作用，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制度要素，在培育和维持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Rodríguez Pose，Crescenzi，2008）。Friedman所提供的大量轶事证据表明全球化使得世界变平。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世界正变得日益陡峭。全球经济呈现出两个明显对立的趋势，即全球化和地方化。或者更精确地讲，是同时存在全球扁平化和地方陡峭化两种力量（McCann，2005），其结果是世界更加弯曲，或者说是凸的（McCann，2008）。许多高附加值的部门日益被重要的城市中心所支配，这些地方正是全球运输和通信网络中的枢纽（汪明峰，2004），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地方化的集聚经济和尺度与距离的运输经济两者的共同作用（McCann，2005）。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Michael Porter早已指出，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竞争优势对地方的依赖性正在加强。在全球化的经济中，伴随着快速的运输、高速的通信和开放的市场，人们总是预言区位的重要性在减弱。但事实却正好相反。在全球经济中，持续的竞争优势往往是高度地方化的，来源于专业化技能和知识、制度、竞争、相关商业活动和有经验的客户等在地方上高度集中（Porter，1998）。可见，全球化时代中地方的作用反而更加突出，推动各种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加速了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发展（van der Ploeg，Poelhekke，2008）。当前，全球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0%，人类进入了城市主导的时代。事实上，城市向来是众人瞩目的地方。然而，伴随着先进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城市的命运也受到质疑和担忧。
第二节城市化：城市的终结，还是胜利
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早期，很多人在谈论的是“距离的死亡”（Cairncross，1997）。电子通信网络作为后福特制生产体系的支撑部分，造就大规模的全球“时空压缩”（Harvey，1990），从而重组了我们的社会关系结构和日常生活节奏。在这样的环境中，“数字化生存”似乎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特征（Negroponte，1995）。于是，在先进的“电子别墅”里，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通信手段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其结果将导致人口和生产在空间上的快速扩散（Toffler，1980）。如此，“城市的终结”作为一个互联网时代的未来学神话被广为流传。一些权威人士和评论家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将让城市的优势荡然无存。如果你可以在风景如画的乡村地区通过维基百科或名校开放课程学到各种知识，为什么还要忍受纽约或者上海的高房价呢？
既然如此，我们先回顾一下原先的城市为什么会存在。按照经济学的解释，简单地说是由于集聚经济的作用。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后产生经济效益和向心力，促进了城市发展。一般认为，集聚经济形成的原因有三个：劳动力共享市场、中间品投入的规模经济，以及知识溢出（Krugman，1991a）。其中，知识溢出是最为学者所强调的，而其核心来源于“面对面”接触和交流（Fujita，et al，1999；Storper，Venables，2004）。如此，从信息理论来看，城市存在的核心基础是对“面对面”交流信息或知识的需求（Gaspar，Glaeser，1998；Kolko，2000）。但是，先进的信息技术减少了对“面对面”交流的需求。当这一需求消失时，城市也就失去了一个作为人们见面和沟通的物理场所的意义。因此，一些未来学者宣称，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城市会逐渐消失。一些研究结果也为这一趋势提供了佐证，如Garreau（1991）所提出的“边缘城市”现象，其形成的部分原因正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改善。当然，城市消亡的观点并不完全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如果从城市生活的成本和收益来分析，一方面，集聚经济所带来的城市化收益正逐渐消失，技术进步降低了运输成本，包括货物、人和思想的流动；另一方面，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显著增加，这些成本包括健康成本、污染、拥挤、犯罪和社会问题等。
面对未来学者的预言和城市问题的突显，知名的哈佛经济学家Edward Glaeser于2011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城市的胜利》，打破偏见，颠覆了人们对城市的既有认知与理解。他雄辩有力地向我们证明：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寄托着人们对未来最美好的希望。他始终关注使城市得以繁衍的人力资本，并坚信在高技术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反而更加重要（Glaeser，2011）。的确，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电子通信并不能替代面对面接触和城市。在城市里的人更多地使用互联网技术，那些物理上更接近的人，可能更频繁地借助手机或网络进行联系（Whitacre，Mills，2007）。Glaeser（1998）甚至认为，技术越发达，对信息交流需求的增长将增加对城市的需求。纽约的兴衰经历向我们揭示了这座现代大都市的核心悖论：尽管远距离的交流成本已经下降，邻近性却变得更有价值（Glaeser，2011）。因此，新的技术和信息构架仅仅是对“面对面”交流的补充，而不是替代（Gaspar，Glaeser，1998；Kolko，2000；Sinai，Waldfogel，2004）。当编码知识仅需很少的成本就可以借助全球通信网络传输之时，交换未编码知识（或称默会知识）的最佳途径仍然是面对面的接触。显然，在网络空间中的交流将永远无法与分享一顿美食、一个拥抱或一个亲吻相提并论。
与Glaeser（2011）的观点类似，著名社会学家Saskia Sassen早已发现，在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的时代，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集聚在一些主要的城市之中，其中具有决策和控制中心功能的世界城市，成为全球信息生产和消费的主要中心（Sassen，1991）。信息社会的先驱理论家Manuel Castells进一步认为全球性城市支配着所有形式的国际信息交流，尤其是互联网。他提出的“流动的空间”很好地解释了网络社会崛起中的全球性城市支配互联网这种新的空间形式（Castells，1996）。然而，网络的空间逻辑具有选择性，只有那些有价值的城市和区域才能连接上价值创造和财富获取的全球网络（汪明峰，高丰，2007）。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描绘的正是这样的一幅图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将呈现极度的空间不平衡，一些地方包括大城市、沿海地区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富裕国家，更受资本的青睐（World Bank，2009）。该报告也强调了，经济增长可以不平衡，但发展仍然具有包容性。如此，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连接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先进信息技术给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诸多地方政府希望借此追赶领先的地区，但是跨越式发展往往很难实现，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第三节地方发展：技术效应是突变的，还是演化的
面对新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一些学者和大众媒体习惯接受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即将技术摆放在决定性的位置，社会只能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技术所引致的变迁。在互联网大规模普及的初期，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是学术界探讨信息技术与地方空间关系的主流论述（Graham，1998）。这类论著旨在解释信息技术对空间造成的“冲击”，基于一种简单的、线性的因果思维方式，将信息技术视为影响社会变迁的决定性的独立变量。其基本逻辑是创新导致新技术，新技术又会被应用和使用于社会领域，于是社会直接取决于技术发展，而独立于经济与政治进程。如此，社会与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前者由后者形塑而成。在城市和空间研究领域，技术预测者往往认为建立新的信息架构体系将促成一系列的创新，最终导致城市和区域经济运行的功能性转变。
但是，短短几十年的高科技是无法战胜人类数百万年的发展历史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Paul Krugman曾特别强调，在产业地方化中，历史和偶然事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Krugman，1991a）。不少经典案例都表明，产业地方化往往起源于一个偶然事件。但重要的并不是最初的偶然事件，而是使此类偶然事件有如此大且持久影响的累积过程。Krugman（1991a）认为这种累积过程无处不在，无论从时间上看还是从空间上看，硅谷都不是独一无二的，而只是传统现象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翻版而已。事实上，如Hirschman（1958）与Myrdal（1957）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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