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佛口述历史_杨小佛　口述，朱玖琳　撰稿_9787545810653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杨小佛，*名经济学家，港澳问题专家，民主革命先驱杨杏佛先生哲嗣、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朱玖琳主编的这本《杨小佛口述历史(精)》以其亲历、亲见、亲闻的故事，展现了上海近代以来风波跌宕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历史。一方面，从其特殊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透露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一些生动侧影，有助于从细节上弥补 “正史”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其作为“老上海” 对民国时期的上海法租界社会种种有着许多具体生动的细节性回忆，对上海社会生活史而言也是十分有价值的史料。本书亦是其在历史大潮裹挟中沉浮九十余年的人生道路的回顾，从其一生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境遇反映了时代变迁的基本脉络。本书非宏大叙事，但内容丰富、情感真切，颇具存史价值。

　　一、父亲的秋水神骨 “秋水当年神骨，古柏而今气概，华贵亦苍凉。
　　”这既是父亲在美国留学时赠别胡适《水调歌头》中对胡的赞颂之词，也是他自身的写照。在留学美国期间，父亲给母亲的百余封情信均落款“秋水”，母亲晚年还以描摹这首《水调歌头》来怀念她的“秋水” 。
　　我的父亲杨杏佛，名铨，谱名宏甫，祖籍江西清江(今樟树)，1893年4月5日(光绪十九年二月十九日) 出生于江西玉山，是杨家第五个孩子。祖母刘氏笃信佛教，因为父亲的生日乃观音菩萨诞辰日，正值杏花盛开之时，故为父亲取字杏佛。祖父杨永昌，字景周，是一名狱吏，早年在安徽徽州任职，为人忠厚，不善巴结，所以老是遭人欺负，生活不甚安定，经济也比较拮据。祖父为生计常举家迁徙，父亲从小跟随其父母历经江西玉山、江苏扬州、浙江杭州等地的多次移居。
　　父亲六岁在扬州入私塾读书。1905年，祖父在杭州典狱官任上因犯人逃走被判失职，处以徒刑。春节期间，年方十二岁的父亲主动代父坐牢，以换取祖父回家过年。祖父坐牢后家中生计无着，各种事情均赖祖母躬亲苦作。艰难的家境使父亲变得更加懂事，他不再嬉戏，而是白天苦读，晚上回家后就帮助祖母劳作，成为备受祖父母喜爱的聪明懂事的“五儿”。
　　1907年，父亲来到上海，人中国公学读书。次年中国公学闹学潮，大多数学生退出，租赁爱尔近路( 今安庆路)庆祥里作校舍，另组新公学，父亲也随之转入新公学。比他小两岁的英文老师胡适曾称赞父亲是受业学生中最有理想、最有出息的一个。1909年10 月，中国新公学与中国公学合并，父亲继续回到位于吴淞的中国公学读书。
　　中国公学的民主和革命气氛比较浓厚，当时被认为是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同盟会的《民报》在校内广为流传。在这样的校风影响之下，父亲不但较早地剪去发辫，而且喜欢看《民报》，好发议论，课余常与同学朱蒂煌、但懋辛(后成为中国公学体操教员)、李骏、张奚若、任鸿隽等人在江边堤道上散步，边吃花生，边谈时事。他经常流露出向往革命的志向，想着要为推翻清王朝效力。
　　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少年老成的父亲曾在寄给大姐瑾卿的照片背后自题《风入松》词：“空余热泪洒山川，岁月老车船。当时破浪乘风志，到于今，憔悴年年。寥落怕看明月，蹉跎欲问苍天。苍茫故国遍烽烟，残照泣啼鹃。伤怀怕说年时恨，恐言时，君也凄然。得酒且拼一醉，任他沧海桑田。”落款“死灰” 。父亲当时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但是词中透露出的凄凉绝望却好似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父亲自比杜鹃啼血苦呼民贵，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在生理上，呕心沥血的父亲后来也的确患上了咳血症。这首词，是他人生的谶语。
　　1910年，年方十七岁的父亲在新公学老师雷铁厓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8月，父亲考入河北唐山路矿学堂，录取在预科第六班，与茅以升成为同班同学。10月，武昌起义爆发，有学者曾根据父亲留下的《过武昌作》诗，断言父亲奔赴武昌参加保卫战。但是父亲从未向我谈过他的这段经历，我也没听母亲说起过。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如果有，他们没必要不告诉我。我曾为此当面询问过茅以升老伯，他也说不知道，只说父亲在学校放假离开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父亲在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任秘书，负责收发组工作。秘书处秘书长是胡汉民，秘书有雷铁压、任鸿隽、吴玉章等人。父亲之所以能担任秘书处收发组组长一职，完全归功于雷铁压、任鸿隽的共同推荐。在秘书处，父亲与只作了三天秘书的南社主盟人柳亚子相识，志向相合的两人迅速成为知己，父亲随即应邀于是年3月12日加入南社。但是，父亲并没有参加南社3月13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六次雅集活动，那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在即，他是秘书，有很多善后事需要处理，所以没有时间去参与风雅。
　　3月下旬，南北议和，新政府总理唐绍仪携员南下接收临时政府秘书处，他宣布：愿意继续为官的，可随同北上任职。但是有一些青年工作人员如任鸿隽和我的父亲等，都不愿去北京为袁世凯服务，他们看到孙中山辞职后准备从事实业，于是联名呈文政府，要求政府资助他们出国留学，以待将来投身国家建设事业。
　　南京临时政府4月1日结束后，经孙中山先生批准，父亲与任鸿隽等人由稽勋局派往美国，成为中国第一批“稽勋留学生”。因为出国时间未定，父亲曾回家探亲，那一年父亲二十岁，农历二月十九日(4月6 日)生日那天，在宁波代仍在狱中服刑的祖父坐牢，换他回家休息数日。父亲在日后给我母亲的信中写道：“我过二十岁的时候在民国元年，生日这一天却关在宁波拘置所(轻罪监狱)，代父亲坐监。不但没人祝寿，连自己同父母都忘了此事。” 5月，父亲北上赴京，住在北京同盟会本部。同盟会原计划办一份大报，以宣传会中主张，准备请早已南归的雷铁压来主持笔政，但是由于缺少办报经费，这事最后黄了。父亲于是应赵铁桥之邀，转任《民意报》驻京记者。《民意报》是京津同盟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言论多针对袁世凯政权。8月，《民意报》因触怒袁世凯而被停刊。于是，《民意报》同人齐集北京，准备作最后的激战，而父亲本人则准备待孙中山由晋归来后，随之赴沪。《民意报》最终未能复刊，父亲因出国留学事已定，不久即离京南下，于11 月6日抵沪，准备出国留学。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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