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的以民国人物为主题的历史散文随笔集，书稿共分三部分，一是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轶事钩沉，如鲁迅为何不喜欢杭州，陈寅恪、胡适等人的留学生活等；二是关于民国时期的社会公共生活，比如民国饭局、上海滩的社交活动等；三是侧重于在游记中畅想历史，如在南通想张謇，在无锡想荣德生等。
活的历史和活的人物：傅国涌的散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活的历史”。他把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书信、日记、电文、回忆录、教科书——袒露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揭开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神秘面纱的一角，然我们窥见细节的、鲜活的历史和民国人物。
傅国涌
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当代知名学者，独立撰稿人。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企业传统，善于以客观全面的视角解读历史。
著有《金庸传》《叶公超传》《百年寻梦》《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帝国尽头是民国》《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无语江山有人物》等。
第一辑
袁世凯之问：共和要几个世纪？
1912年秋天，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身边的英文秘书顾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这一百多年来，在历史的上空，这个问号若隐若现，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新国民”：袁世凯称帝之时知识人的思索
许多的分歧都会随着时间而过去，他们寻求一个新的现代中国或在现代文明基础上重建中国的用心则不会随风掩埋。他们都是低调理想主义者，只是属于不同的侧面，虽然很长的时间内，他们的声音都曾被高调理想主义的声音淹没。
纸上的县治理想
他们不知道将来如何，但他们渴望自己的祖国变得更文明，他们是古老中国一小部分先文明起来的人。如果用成败标准去衡量，他们追求的理想迄今还停留在纸上。但当时他们确实真诚追求这一理想，并在某种程度上付诸了实践。
1934：《独立评论》的乡村纪事
那些关于各处乡村求生的记录，一不小心就成了1934年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同黑白的默片，只有画面，没有声音，但历史不能忽略他们的存在，正是他们的命运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来的轨迹，影响着相斫相杀的历史方向。
胡适为何拒绝组党？
他给雷震的信中说：“我平生绝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从来没有能够教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胡适之没有成为一个‘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自信吧。”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成为“妄人”，一次次拒绝组党就是必然的。
第二辑
时局 饭局 格局：史量才在“九一八”之后的公共生活
他们搞组织，发通电，做演讲，大量的公共交往，利用各种饭局来讨论公共事务，那些组织、演讲、交往都是因应时局的需要，在许多时候他们都通过饭局来讨论时局，呈现出的是史量才和那一代人或者说一代精英的公共生活格局。
鲁迅为何不喜欢杭州？
鲁迅年轻时曾在杭州工作过，1933年，郁达夫要移家杭州时，他却要写诗劝阻。他为什么不喜欢杭州？无论生前还是身后，故乡浙江既有恨他的人，也有爱他、护他的人。但是，已经改变不了鲁迅不喜欢杭州的事实。
鲁迅为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鲁迅的话虽然说得有些尖锐，却是一语中的。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他当然有谦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对自己深爱的民族弥漫的虚荣心、虚骄之气有着清醒、彻底的认识，他内心多么渴望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变得更健全一些。
民国史上的建设力
中国历史一直有两种力量在拉锯，一种就是破坏力，始终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力量。从古到今，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由破坏力在推动的。另一种力量不指向政治，它只是在个体或社会的层面，致力于建设性的事情，包括乡村建设、教书育人、法律、实业等。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和风细雨的，并不是雷霆霹雳，跟那些农民暴动有巨大的差异。
“九〇后”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他们只是安安静静、脚踏实地地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得寸进寸，但是时过境迁，时间过去得越久你就越觉得他们身上有光，他们走的是一条阳光的路，不是闪电的路，他们的遗产是不流血的遗产。
王人驹:一个低调理想主义者
低调理想主义强调的并不是一个人要有多么耀眼、多么显赫,而是脚踏实地,朴素地、低调地、持续地耕耘。在我们栖身的这个时代,似乎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各个角落从事看上去不起眼的事情,但是这些不起眼的事情,放在整个历史当中,恰恰可能是最长久的,是经得起检验的。
第三辑
到无锡寻访荣氏兄弟遗迹
钱穆问荣氏，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意复如何？荣氏回答，人生必有死，即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钱穆说荣氏的人生观和实践是一致的，在荣氏身上他体会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优良的一面。
到南通寻访张謇遗迹
文化不是直接的生产力，它是潜移默化的，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文化的作用是长远的，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一个张謇能为故乡带来什么乃是不可估量的。我看到了个人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地方，影响历史的进程。有了张謇，南通就有了灵魂。
重庆到宜昌：访卢作孚遗迹
码头上彻夜映照着灯光，工人的号子声、汽笛声、起重机的声音、江水拍岸的声音……在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刻，融会成了一曲最最动人的交响曲，七十年后，我来到宜昌，在长江边上，试图寻找当年的痕迹，感受那场惊心动魄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海盗和核电：风云三门湾
对于农业文明中浸染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海盗文化无疑是陌生而神奇的。“盗亦有道”，海盗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到底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海盗文化中包含了哪些有可能走向新文明的因子，都值得思考。
到成都寻找历史
中国文化在根本上重视的是世俗的功利，是自己的身后名，包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不朽。或者借助先贤的光环，来凸现自己。从这一意义上，这个后人建造的“杜甫草堂”并不是为杜甫而存在的。
跋：问史哪得清如许
问史哪得清如许
王鼎钧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曾有人问一位史家，能不能用简单几句话说明人类全部的历史。结果他拈出了四句话：
上帝教谁灭亡，先要教谁疯狂；
上帝的磨子转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细；
蜜蜂采了花粉，却使花更鲜美；
当你看见星星时，太阳就快出来了。
这四句谚语，第三句是中国的，其他三句是西方的。第二句尤其让我心动，许多的失望，许多难以释怀、愤愤不平的历史，都可以在这句话中得到安息，慢慢地平静下来，重新获得耐心和信心，重新找回久远的根本的盼望。我们不过处在历史的过程中，磨还在转动，虽然转得很慢，但着急不来，毕竟我们能看见的常常只是现实的表象，我们并不明白历史何以如此。王鼎钧就这句话也有很好的点评：“历史上每一件事情，都有远因、近因、内因、外因，历史永远在进行，只是你不觉得。这也正是中国人常常说的天道在冥冥之中。历史上重大的改变虽然来得慢，但是常常变得很彻底，冥冥之中进行的，是一件一件慢工细活。”[1]难怪德国大诗人歌德充满敬畏地将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1967年9月的一个夜晚，在台湾阳明山官邸，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众议员的周以德吟诵的就是这四句谚语，只是将第三句放在了最前面。周以德曾在中国传教和行医，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2]
一
看看近世以来中国的转型，帝制瓦解，共和诞生，袁世凯这个新权威看上去已稳如磐石，就连解散国民党、取消民选国会，都无人可以质疑。因此，他一转念就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也正是这一转念，他的权威就如同纸糊一般被戳穿了。这一切的发生都在短短几年之间，让人眼花缭乱。
袁氏当国，遇上了开创新局的大好机会，不幸他只有旧手段、旧眼光、旧见识，要他往共和的新路上走，真是难为他了。他与留美博士顾维钧关于共和要多久的问答，确乎生动、真实。袁氏是中国的官场里历练出来，见过世面、经过风浪的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与古老帝国的纠缠极深，也是古老帝国一步步造就出来的，典型的中国史中人。
张东荪在盛年思考中国的过去与将来，苦思冥想，为中国求出路。在那个阶级论思潮勃兴的时代，他也以阶级来分析两千年来之中国，认为中国有三个阶级：官是一个阶级（商也好，士也好，都可归在这个阶级），农民是一个阶级，军和匪是一个阶级。士和官之间并不能划等号，两者之间关系复杂，有矛盾。农民通过读书考试可以成为士，也可以成为军或匪。他很看重士这个阶级，长远地看，这算是承担责任的一个阶级，也是造就中国的制度、文化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支撑力。
清末废科举，改学校，学生中的一部分成为革命党，保留了一些士的气味。辛亥革命却主要由新军起事造成，如果没有新军，光凭革命党，清帝国不可能被撼动。袁世凯何许人？他是官，他更是新军的主要缔造者，在新军打造的新局势中他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乃是顺理成章的。他是兵的代表，也是官的代表，几乎无人可以替代他。曾几何时，“非袁莫属”不是一句空话。
帝国的落日中，士的光荣毕竟还没有完全过去，在晚清咨议局选举中胜出的各省议员们，或在民初国会选举中胜出的参议员、众议员，多数可以算是旧式的士或新式的士，他们或是有旧的科举功名，乃至状元（如张謇），或是留学归来，或是出身国内新式学堂（如京师大学堂）。他们的政治倾向虽各不相同，或是立宪派，或是革命党，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是有责任感的，那是古老文化赋予他们的士的底气。可惜，短暂的议会问政岁月，尚来不及淘洗出一批拥有民主精神的士来支撑新生的共和制度。在长期的帝制生活下，国民性格中不可能养成民主精神，来适应和支撑新的共和制度。这样的精神也是需要在时间中商量培养的，在适当的土壤中才能慢慢成长起来的。清帝国开设的咨议局、资政院，民初的国会原本是最好的练习场。但是，他们需要时间。就连维系了二千年帝制循环的士和他们所代表的以儒家为主体的价值观，也是在长久的时间中转化为民族的政治文化，以至于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也难以改变。
像年轻的“八〇后”宋教仁这样对共和、民主有明晰见解、并有着付诸实行的热忱与能力的新人，毕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还不足以与袁氏这样的旧人竞争。袁氏不愿走一条前途不明朗的新路，而要回到熟悉的老路，背后却不乏强大的文化上、思想上的推力，这不仅仅是私人的具体的因素。整个中国还在新旧交替或新陈代谢的路上，上帝的磨还在慢慢地转，庄稼不会一夜就熟了。
袁氏之后，北洋军人主导北方政局十多年，最后被黄埔军人代表的力量取代，骨子里还是军阶级代替了军阶级。
二十几年过去后，到1946年，亲历过辛亥以来中国波澜起伏的变化，以哲学为业的“八〇后”张东荪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其时他的《道德哲学》《科学与哲学》《思想与社会》《知识与文化》等著作已陆续问世。大半生对国事的奔走和思索使他明白，“如果中国仍走历史上的老路，则不仅中国永远不能变为现代国家，并且中国人亦永久得不着人生幸福。中国要变为民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是因为这样的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十分可靠的根基。……所以中国今后要实行民主政治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制度之问题，乃确是涉及全部文化的一个问题。亦不仅是在历史上另划一个新纪元的事情，乃必是把中国从历史的旧轨道中搬出而另外摆在一个新的轨道上。一班人只知高呼一二声民主以为就可了事；我则以为民主二字愈成滥调，则必致离真正的民主愈远。于是我们的问题便为：要实现民主必须先有一班人而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倘使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们，则纵有数千百万的高呼民主者亦必无济于事。非图无益，反而有害。”[3]
[1] 王鼎钧：《一方阳光》，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2] [美]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下），林添贵译，时报文化，2010年版，第664—665页。
[3] 张东荪：《中国之过去与将来》，《观察》194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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