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紧紧围绕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这一主题，深入探讨了“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内涵及其给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难得机遇，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如何实现产业升级的系统主张，即中国新一轮的全球化战略应该紧紧抓住这一机会，通过升级版的扩大开放以及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攀升至全球价值链高端的目标，分享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作者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应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并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重构国家价值链，以不断提升中国产业及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众所周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在持续推进，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程度在日益深化，如何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升级紧密联系起来，由此成为当前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刘志彪教授在本书中首次提出了“第二波全球化”的概念，并指出其与“第一波全球化”的显著不同，即“第一波全球化”是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化，而“第二波全球化”是基于内需经济的全球化。作者从基于内需的角度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进行了系统分析，强调了扩大内需不仅不会和全球化相矛盾，而且是经济全球化在新的发展阶段的高级化。这一理论创新，将会有效促进中国产业理论和政策方面的研究。
刘志彪，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院院长，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党委书记，南京财经大学校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学、长三角区域经济、中国经济发展。迄今已出版专著、合著二十多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一百多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近三十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论著曾数十次获得省部级政府优秀成果奖励，其中四次获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次获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一次），两次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其中优秀著作二等奖一次）。
创新驱动的含义和特征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把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或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其实是受波特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影响，把“创新驱动”与“要素驱动”或“投资驱动”对立起来了[波特把一个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1）“要素推动阶段”；（2）“投资推动阶段”；（3）“创新推动阶段”；（4）“财富推动阶段”。显然，国内所谓的“投资推动—创新推动转变”一说，是从波特的这一阶段论中演化来的。参见（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创新驱动”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减少要素尤其是投资的需求？第一，其实即使是创新驱动型经济，也需要高密度的资本投入来支持。不过这个时候投入结构的特征，不是主要表现为固定资本尤其是机器设备和厂房等的大量投入，而是表现为巨量的R&D的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相应的对称与其的物资投入。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之后，不仅其固定资本形成从价值上主要来源于折旧基金投入，而且其固定资本形成率也在持续不断地下降。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对R&D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持续上升。后者成为推动内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第二，在多数情况下，创新驱动型经济不仅意味着投入结构的剧烈改变，而且有可能意味着投入强度也要提高，是需要更多的资源消耗而不是降低消耗。例如，一次次轰轰烈烈的数字化变革，人们不仅没有脱离对纸张的依赖，打印机市场却膨胀得比个人电脑还快；人们的办公用纸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院士举了一个例子，也令人唏嘘不已：“谷歌公司为了减少能源运输消耗，将云计算数据中心建在俄勒冈州水电站附近，而它每天的耗电量与瑞士日内瓦相当!”[参见http：//news.Ccidnet.com/art/1032/20090910/1883379_1.html。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谷歌公司在美国的数据中心目前有24个，那么总的耗电量就会在1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一个大型发电厂的供电量。在美国以外，谷歌公司还至少有17个数据中心，其中12个在欧洲。一座数据中心的造价高达6亿美元，谷歌公司2006年建造数据中心的花费是19亿美元，2007年高达24亿美元。数据中心选址最重要的是要有大量廉价的电能和用于冷却的水源。可参见http：//www.chinaz.com/Webmaster/Club/041511142H010_ 3.html]第三，发达经济体中资本形成率的降低，不仅伴随着这些国家研发投入强度和对人力资本投入强度的迅速提高，而且对应着诸如像中国这类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率的迅速提高。前者是一国的投入适应创新经济的结构调整，后者则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产品内分工和国际外包的趋势下，全球投入结构在国家间的此消彼长关系。自21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的速度日益迅猛，中国国内的资本形成率一路上升，而西方诸国却是一路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国际外包撬动了中国制造业的需求，西方国家把那些本来属于自身的高强度物资需求和消耗，转移到了中国境内。从上述可知，创新驱动与要素投入之间两者并不对立。创新驱动的对立面其实不是针对的要素或者投资驱动，后者严格上说对应的是生产率驱动或者说是广义的技术进步驱动。提高生产率才能相对地节约要素投入，这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实际上，笔者认为从学理上来讲，“创新”范畴对应的是“学习或模仿”这个范畴，因而从发展方式来看，创新驱动是针对模仿和学习驱动而言的。从下文中我们将看到，从模仿和学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在现阶段需要调整的主要内容。相应的，经济政策也不是要推动要素或者投资驱动这个阶段转到创新驱动阶段，而是要转向生产率驱动；或者说，要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由模仿学习驱动阶段转向创新驱动阶段，及时地根据发展的要求和重心的变化，根据其相互依赖性调整国民经济的投入结构。对“创新驱动”这一范畴表述进行上述的澄清，不仅有利于我们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经济的过程中，及时地进行投入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我们在理论上界定创新驱动战略的内涵、目标和任务，进一步深化对创新经济的研究。综上所述，创新驱动实际上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从主要依靠技术的学习和模仿，转向主要依靠自主设计、研发和发明，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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