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从北京电影学院师生2002年至今中国早期电影史（1949年以前）研究成果中选择编纂的论文集。这些研究性文章既有对电影史学结论的质疑并提出新的史料依据；也有对史学编纂方法与史学价值的深入探寻；有对以往所忽略的电影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还有对既有电影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与建设性思考；以及对于历史遗珠的个体考证等。对早期电影史研究新的史学框架的建构与新的史学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可能。
“电影学文丛”丛书《拉满生命之弓——李奕明电影文集》 著名电影批评家李奕明遗著，钟大丰编，戴锦华作序推荐。《惑学思影录：钟大丰中国电影史论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电影文化与电影史专家钟大丰论文集。《陆上行舟——新世纪中国电影导演访谈录》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冠平文集，收录作者与当下*有影响力的23位导演的访谈，包括贾樟柯、王全安、乌尔善、宁浩、九把刀、魏德圣等。《坐看云起等风来——当代中国电影评述（2003-2014）》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冠平文集，一部当代中国“主流电影”的断代史。《家之寓言——中美日家庭情节剧研究》北京电影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杨远婴论文集。以家庭情节剧，透视中美日社会神经。《通向狂欢之路——2000年后的中国喜剧电影》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潘若简论文集，首部为中国喜剧电影增添现实与可操作性的价值的电影文化研究专著。《“重”写与重“写“：中国早期电影再认识》（上下册）钟大丰、刘小磊主编，汇集2002年以来北京电影学院师生对中国早期电影史（1949年以前）的研究成果。
钟大丰，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影历史及理论方向。著有《中国电影史》，译有《电影剧本写作基础》《电影剧作者疑难问题解决指南》等。曾四次获省部级奖，作者是中国第一批电影专业硕士之一，1985 年起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任教至今，其在在中国电影研究的领域内的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刘小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硕士生导师；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博士，电影历史理论方向；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著有《中国早期沪外地区电影业的形成（1896-1949）》等。
前言
病中答客问——有关《中国电影发展史》及其他 程季华
电影史学的建构—— 论“十七年”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和《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历史地位 陈山
关于电影史研究的一点想法——从《中国电影发展史》说起 许乐
“重读”与“重写”——史学意识观照下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陈山
举证《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之“史实”错误——先以该书第一编所谓为限 黄德泉
理想的冲突——史学价值观与史学创新 陈山
电影历史编纂法武侠及其他——从“重写电影史”说开去 钟大丰
中国电影方志研究——探寻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新视点 刘小磊
“电影”古今词义考 黄德泉
“影”的界定与电影在中国传入伊始的再考辩 刘小磊
电影初到上海考 黄德泉
是否有重谈“影戏”的必要性 钟大丰
理论的发现——中国电影理论思维的萌芽与形成 陈山
默片时代中国电影理论的奠基 陈山
回望与反思——30年中国电影理论主潮及其变迁 陈山
章泯——中国影剧表演理论奠基人 钱学格
花样年华——中国早期电影表演理论的初创与勃兴 陈山
回望中国电影剧作的诞生与初始期 洪帆
在辉煌中漫步思考——百年电影剧作一瞥 王迪
中国电影伦理片的世纪传承 倪震
分叉路与浮桥——“冷战”初期的中国电影 龚艳 王志敏
爱情的意象与民族电影的萌芽 李二仕
孙瑜——别一种写实 杨远婴
一个喜剧家的时代自画像——佐临电影研究 张华
孙谦的编剧人生 丁宁
“王老引”从影行 张华
姚苏凤——1930年代影评活动的推手 张华
“习性”中的聚合与离散——行为理论视野中的《每日电影》群体更替 张华
同源异流的“左翼”与“软性论”影评 张华
前言：关于电影史学研究的“重”写与重“写”
“重写电影史”是近十余年中国电影史学界与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尤其针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方法论单一、学术视野狭窄、史料准确性与结论合理性存疑等问题，不断提出了“重写电影史”的可能性。研究者重新挖掘和梳理历史资料、寻找异于或超越以往思维方式的研究思路，尝试将传统的电影史观置于新的视野、方法与考证下进行检视，逐渐实现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现代性更新。仅就“《定军山》究竟拍摄于1905年还是1908年”的质疑，也一直是“重写电影史”的重要话题之一，虽然由于关键性史料的丢失，让我们至今无法做出可靠性的辨析与结论。但是，“重写”的探讨与持续，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研究成果，也让我们能以更加学术与客观的态度，看待《定军山》这个中国电影诞生的起点，迎接中国电影诞辰的110周年。
经过这十余年的探索与思考，如何看待“重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重写电影史”从提出之日就似乎有一句潜台词，即“要跨越中国电影史学里程碑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研究学者随着学术空间的自由化，将《中国电影发展史》作为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官方修史，置于了“重写”的对立面，试图对其已有的结论做各种推翻性考证。近年来的电影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些都与重写的努力分不开。我们看到不少历史细节得到了更扎实的考证，一些错误的认识得到了纠正；也看到不少新的领域得到开拓，一些历史现象被梳理得更加清晰了。然而，所谓的“重写”又不是简单化的“破旧立新”。“重写”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化。任何历史性的书写，都是基于社会当下性的一种表述，无法脱离时代与文化的框定。“重写”不是革命式“翻案”，否则即使得出了新的结论，也只是以一种政治性表述代替了另一种政治性表述而已。当“重写”的侧重点在“重”的时候，激发的是研究者对既有结论的反思和批判；侧重点在“写”的时候，激发的是研究者对史学研究方法的超越与史料考证的重新梳理。所以“重”写与重“写”是需要兼顾与平衡的，在新的学术视野下，寻求方法论的突破，真正超越《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史学思维与学术框架，加深对既有历史现象的理解，在新的史料面前挖掘出前人没有看到的历史维度，在史料、史识、史学三个层面上做整体性的学术创新，这样的“重写”才兼具了“重”与“写”的双重意义。
落实到史学研究方法中的史论关系，无非两种：“以史带论”和“以论带史”。这两种不同的史学方法会对电影史研究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一直依靠扎实的史学功底与考据精神，践行着“以史带论”，以求做到“论从史出”、“文史互证”。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伴随着史学界发起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考据史学”的批判性运动，“以论代史”成为了新的学术评价体系。让史料成为既有结论的佐证，忽略甚至抛弃不符合结论的“相左”史料，对历史进行重新的阐释，落实到电影史研究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才让《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很多历史表述与结论保留了过多的时代局限性。所以，我们提出“重写电影史”，也是为了重新探索和思考“史论关系”：面对“史料”寻求两种可能性，一是尽可能挖掘新的史料，尤其是一手资料；二是对固有史料进行新的认识与辨析。面对“结论”也寻求两种可能性，一是根据时代与文化形态的变化，寻找新的切入点与方法论；二是在国修史、思潮史和年代史的固有体例外，寻找新的学术思维与框架。这样再面对“史论关系”时，才能做到在大量史料挖掘与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的方法进行梳理与辨析，从而得出史料推导下的合理结论。
以往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注重从社会历史和艺术本体的角度切入，较多地体现出对于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关注。近年“重写”电影史的研究不仅有基于不同的切入角度和评价标准对历史的重新讲述，更有大量对于以往忽视的历史现象的开拓性发掘和运用更开阔的理论视野对电影历史的重新审视。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和对电影史料更深入的开掘造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日趋丰富多彩的局面。基于这种对“重写电影史”的再认识，我们将2002年以来北京电影学院师生关于中国早期电影史（1949年以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作为国内电影史学研究的重镇，北京电影学院师生取得的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电影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的一个侧面。经过整理，这十余年来，北京电影学院师生共发表中国早期电影史研究论文近百篇，我们从中择取了57篇文章（含节选的四篇硕士毕业论文，博士毕业论文不在选编范围）汇编成了上下两册，大致分为十个话题板块：有关《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再谈讨；新的史学方法探寻；中国早期电影理论史研究；中国早期电影叙事史的若干侧面；中国早期电影评论形态；断代史研究新维度；对电影艺术家、实业家与作品的个体化微观分析；中国早期电影产业模式思考；中国早期电影教育体系的建立等。这些研究性文章有对既有电影史学结论的质疑并提出新的史料依据；也有对史学编纂方法与史学价值观的深入探寻；有对以往所忽略的电影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还有对既有电影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与建设性思考；以及对于历史遗珠的个体考证等。
本次选编得到了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很多史论文章在发表时由于杂志版面紧张，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减，在本书汇编时则尽可能选用了作者原稿，将作者的学术思考能更加完整的呈现。由于早期电影史研究更加注重一手史料的挖掘与考据，脚注众多复杂，给校对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感谢文学系2013级及2014级国际文化与传播、中外电影史研究两个专业方向的研究生裘文思、宋遥、王璐、王翔宇、张霄、张正、张毅、赵淼为此做出的努力。
感谢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吴冠平主任，是他的积极推动促成了本书的尽早面世。
感谢东方出版社编辑的认真细致与辛劳付出。
希望《“重”写与重“写”——中国早期电影再认识》对近十余年中国早期电影史研究的梳理与回顾，能对当前“重写电影史”的电影研究热潮提供一些帮助，对新的史学框架的建构与史学价值的实现提供一些思路与可能。
编者
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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