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第一卷_刘勇，李怡　总主编_9787503955525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1915.8）即“清末民初的文学”编年史这一部分，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主要有四类：一、重要作家、学者的相关文学、文化和社会活动；二、重要作品的刊发、出版及演出等；三、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报刊杂志、文学社团的创办和发展；四、对文学史产生重要影响的相关政治、文化事件和社会思潮。总之，这一部分力求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爬梳、扫描，以期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前史”的大事记，由此展示中国现代文学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中脱胎、成长的历史演变线索。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第一卷 1895-1905）》：
　　同日，梁启超《（西政丛书）序》（作于4月）刊载于《知新报》第17册。
　　同日，柯南道尔所著《继父诳女破案》于《时务报》第26册连载毕。
　　17日，梁启超《（说群）序》刊载于《知新报》第18册，作《说群自序》、《说群一群理一》二题。梁启超在文中谓，《说群》“惟自谓视变法之言，颇有进也”。
　　22日，《富强报》创刊于上海，5日刊，册报，程甘园任主编。该报注意译载“西报所登讲求中外利权之处”的材料，同时也刊载有关富强者的“朝廷诏谕以及大小臣章奏条陈”以及鼓吹变法维新的论说；但声称“凡訾议朝政，矫枉过甚，如近人改正朔、易服色，三始六罪诸说，在所必摒，将以广华洋之辨，大中外之防”，还声称“巷议街谈，猥鄙琐屑，无裨时书者，悉予删汰”。该报编排次序一般是首载论说，然后是“上谕恭录”，接着是该报自译的中外新闻，最后为奏疏、文牍等。此外，还经常刊登对于某些论说或文牍的“书后”，即读后感。该报现存15册，刊期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六、七三个月。何时停刊不详，一说戊戌政变时停刊。
　　同日，柯南道尔所著《呵尔唔斯缉案被戕》《　　5月22日、6月10日、7月20日，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刊载于《时务报》第27、29、33册。梁启超在文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并结合马建忠关于当时翻译界的弊病的论述，认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日，定公译之例；三日，养能译之才”。梁启超于文中提出了当前应该翻译的九大类书籍，但其中没包括外国文学。文学翻译此时尚未进入正忙于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的视野之中。24日，王韬病逝于上海。
　　王韬（1828-1897），初名王利宾，字兰瀛，后改名王瀚，字懒今，又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驶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江苏苏州人。晚清思想家、政论家和新闻记者。著有《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1874年创办并主编《循环日报》，是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
　　王韬政论文章反帝爱国，倡言变法，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论说文的传统，突破了当时桐城古文和八股文的局限，强调文章为“载道之器”，指出“文章之贵在乎纪事述情”，不应拘泥于文法，墨守成规，后来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对当时文坛和其后维新派领导人影响很大，王韬也遂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之创造人。部分政论文章后编为《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报刊政论文集。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云：“清季士夫喜言洋务而又洞究于海外诸邦政艺者，盖以韬为一时之选。是集（《弢园文录外编》）文字，则其鼓吹变法自强之总集也。韬文笔犀利，而气又足以振之，自足以激起一世之人。……韬自序谓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于古文辞之门径，则茫然未有所知云云。今观韬之为文，亦实在能畅所欲言，而无不达之情，非规规于古文义法者所能及也。”
　　25日，《农学报》创刊于上海，初为半月刊，次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第19册起改为旬刊，册报，线装连史纸石印，创办人为罗振玉。《农学报》原名《农学》，又自称《农会报》，为农学会（务农会）的机关报，第15册起才固定报名为《农学报》。本年九月曾一度声言出让给日本人香月梅经办，十月中旬出版的第50册卷首刊出奏折录要《两江总督请准设农商学会报奏》，以后就在《农学报》封面上标明“农学会遵旨刊行”字样。《农学报》连续出版了近9年，到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才停刊，共发行315册，为中国最早的农学刊物，也是戊戌期间发行的报刊中寿命最长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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