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国之时，中国学者面临着学术嬗变的契机，非常重视对有清一代学术的总结，从而令学术史特别是清学史成为显学。在当时研究清学史的学者中，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是最杰出的代表，树立了这一领域的典范，他们的主张，如对清学来源与发展阶段问题的看法、对考据学派分野的见解、褒皖抑吴的共同取向、强调考据学“科学”性的特质、视戴震为“反理学思想家”的立场等，皆对后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并规范了后人的相关研究。本书之写作，就是基于这些因素，在将章、齐、梁的清学史著述作为整体系统探讨的同时，辅之以个案研究。
探讨学术与思想的流变，梳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的清学史著述。适用于历史专业读者及研究者。
李帆，辽宁抚顺人。吉林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学院副院长、《史学史研究》副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委员等。曾出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客座教授和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代表性学术著作有《刘师培与中西学术》《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清代理学史(中卷)》等，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
研治清学史的学者大都承认，清学学派众多，分合无定，“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 仅以地域因素来剖分清学学派是远远不够的，且可商榷处较多。 有鉴于此，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在地域之外，还十分注意从学术特色、师承渊源等角度来探析以考据学为主的清学各学派。在《清儒》一文中，章太炎将考据学家分为吴、皖两派，这是近代学者最早对考据学派别的界定。章氏之后，刘师培、梁启超皆为文认同这种主张，并在章氏所论基础上加以引伸。关于章、刘、梁对吴、皖两派的研究，拟另设专题，详见于“下篇”，此不赘述。吴、皖之外，浙东之学与扬州之学亦同为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所看重。在《清儒》中，章太炎于论述吴、皖两派后，对浙东之学有所议论，“然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而说《礼》者羁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渐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云。” 由此可以看出，浙东学者擅长的是史学与《礼》学，尤其是史学。对浙人所长之史学，章氏解释为“代嬗之间，知明代旧事者，自以浙人为多，然所重则在作史耳。”作史与考史有异，“史有三长，谓才、学、识。‘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须一‘学’字耳。其难易不同。” 对浙东学者以史学名世，刘师培、梁启超皆持与章太炎相类的看法，特别是梁启超，所论尤多，说“清代史学界伟大人物，属于浙东产者最多。” 对之大加赞誉。至于清代浙东之学是否可以“学派”名之，章太炎、刘师培清末之时皆未置论，倒是进入民国后，梁启超明确提出“浙东学派”之说，指出：“梨洲（黄宗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其派复衍为二。一为史学；二即王学。”又说：“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 之后，章太炎在一次学术演讲中提及“四明学派”，说“清代学派中，尚有四明学派，此派不起于清，实源于宋。万斯大、万斯同兄弟均四明派，说经多讲三礼。其后传至黄式三，式三子以周作《礼书通故》，意欲集三礼之大成”。 可见在章氏眼里，浙东学者之《礼》学是可单成一派的，故以万氏兄弟之地望命名该派。 实则浙东之学方面甚广，且无门户之别，以“派”概之不一定妥当，就像章学诚所言：“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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