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区治理:理论演讲与运作模式》从概念、理论和实践三个角度来研究新时代背景下重要的城市地域形式,大都市区治理的基本内涵、理论演进、运作模式,以及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演变与典型案例等。《大都市区治理:理论演讲与运作模式》可供城市管理、城市地理、城市规划、城市社会学等研究人员阅读,也可供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总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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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导论
0.1 大都市区治理研究的意义
0.2 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0.3 本书的研究方法、思路与框架
1 大都市区:新时代背景下重要的城市地域形式
1.1 大都市区的概念及其界定
1.1.1 国外大都市区的概念及其界定
1.1.2 国内对大都市区相关概念的分歧
1.1.3 中国大都市区的界定标准与划分问题
1.2 大都市区的内在属性与特征
1.2.1 大都市区是一种典型的城市功能区域
1.2.2 大都市区空间的基本特征
1.2.3 大都市区是重要的地域统计单元
1.3 大都市区化:世界城市发展的新阶段
1.3.1 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大都市区化
1.3.2 大都市区形成和发展的推动力量
1.3.3 大都市区化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普遍现象
2 大都市区治理的基本内涵
2.1 多学科视野下的治理概念界定
2.1.1 不同学科对治理问题的研究
2.1.2 何为“治理”?
2.1.3 为何是“治理”?
2.2 大都市区治理的概念辨析
2.2.1 国内外学者对大都市区治理的界定
2.2.2 本书对大都市区治理的界定
2.2.3 大都市区治理的构成要素
2.3 大都市区治理的调控机制和模式
2.3.1 治理的调控机制及其在大都市区治理中的应用
2.3.2 集权化的科层模式
2.3.3 分权化的市场模式
2.3.4 组织间的网络模式
3 大都市区治理的理论演进
3.1 政治“碎化”:大都市区治理的逻辑起点
3.1.1 大都市区政治“碎化”的含义
3.1.2 公共产品供给与大都市区“碎化”问题
3.1.3 如何看待政治“碎化”:不同理论流派的重要分水岭
3.2 传统区域主义
3.2.1 传统区域主义的理论沿革
3.2.2 传统区域主义对大都市区“碎化”的批判
3.2.3 大都市政府:传统区域主义的“药方”
3.3 “公共选择”学派
3.3.1 “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演进
3.3.2 多中心的大都市区治理结构
3.3.3 对“公共选择”学派有关大都市区治理观点的评价
3.4 新区域主义
3.4.1 新时代背景下“新区域主义”的崛起
3.4.2 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大都市区治理
3.4.3 并非“新瓶装旧酒”:新老区域主义比较
3.5 科层、市场、网络:对三“波”理论潮流的总结
4 大都市区治理的运作模式
4.1 “向左走”:集权化大都市政府模式
4.1.1 单层的大都市政府结构
4.1.2 双层的大都市政府结构
4.1.3 大都市政府的兴衰
4.2 “向右走”:分权的市场竞争模式
4.2.1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4.2.2 跨地方协议?
4.2.3 专区
4.3 “第三条道路”:网络化的地方合作模式
4.3.1 政府联席会
4.3.2 大都市区规划
4.3.3 区域联盟
4.3.4 城市区域
4.3.5 精明增长
4.3.6 税基分享
4.4 “没有唯一正确的组织模式”:对大都市区运作模式的思考
5 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演变与典型案例
5.1 美国大都市地区的政治“碎化”问题
5.1.1 美国的地方政府简介?:
5.1.2 美国地方政府碎化问题
5.1.3 美国大都市区的政治碎化问题
5.2 美国大都市治理的演变过程
5.2.1 兼并与合并:单中心城市区域“强权式”扩张的主要途径
5.2.2 多中心治理结构:政治碎化格局下的选择
5.2.3 “没有政府的治理”:大都市区治理的转型
5.3 美国大都市治理的典型案例
5.3.1 杰克逊维尔:单层制大都市政府
5.3.2 迈阿密:双层制大都市政府
5.3.3 明尼阿波利斯一圣保罗:一个大都市政府的设高计
5.3.4 波特兰:大都市“保护伞
5.3.5 华盛顿:大都市政府联席会的典型
5.3.6 路易斯维尔:跨地方协议的典型
5.3.7 匹兹堡: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典型
5.3.8 纽约:松散型治理结构的典型
5.4 “追求善治”:来自美国实践的启示
5.4.1 启示一:治理模式并不千篇一律
5.4.2 启示二:大都市区治理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
5.4.3 启示三:治理模式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5.4.4 启示四:没有“没有政府的治理
5.4.5 启示五:不存在“万能”的治理模式
6 中国的大都市区治理问题探讨
6.1 大都市区治理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6.1.1 重要性:大都市区治理在中国的重要意义
6.1.2 必要性:大都市区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6.1.3 紧迫性:中国大都市区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冲突
6.2 当前中国大都市区治理现状与问题
6.2.1 “城乡合治”:中国大都市区行政体制的主要特征
6.2.2 行政区划调整:当前中国大都市区治理的主要手段
6.2.3 从城市经济协作区到城市联盟:中国特色的跨地方合作形式
6.2.4 大都市区规划:正在兴起的大都市区治理模式
6.2.5 当前中国大都市区治理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与冲突
6.3 中国大都市区治理改革的政策建议
6.3.1 已有改革设想和实践的评价
6.3.2 未来中国大都市区治理改革建议
……
结论
在选取反映中心城市和经济腹地之间联系程度的指标时,要考虑城市日常生活的生产与消费两方面,前者可用通勤联系,后者可用购物、服务业利用等指标。在关于通勤指标上,有学者认为中国城乡联系并不主要表现为通勤联系,而是综合反映在城市与其外围地区之间人口、物资、资金、信息、技术等各方面的联系,因此主张用县的非农化水平替代通勤流指标。笔者认为,以非农化水平替代通勤指标来界定大都市区,从理论上说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界定的大都市区本质上是类型(匀质)区域,而不是功能区域,显然不符合大都市区的内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通勤等反映中心城市与其外围联系程度的指标在界定大都市区时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在具体指标选择上不必囿于通勤指标,也可以采用通讯联系、资金往来甚至是报纸发行范围等指标,这些指标在国外大都市区界定上并不罕见。
虽然国内学术界对大都市区的概念及其界定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是中国当前已经形成了以上海、北京、广州、厦门等城市为核心的若干较为明显的大都市区,这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中国迈向大都市区化的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理论上廓清大都市区的概念内涵、及其界定标准就显得尤其重要,只有在科学界定大都市区的地域范围的基础上,也就是明确大都市区治理的客体,才能实施有效的大都市区治理,才能实现中国大都市区的协调有序发展。
1.2 大都市区的内在属性与特征
大都市区由联系紧密的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组成,从本质上看,属于典型的城市功能区域;大都市区往往要突破行政辖区的限制,形成功能一体化的整体,因此一般具有跨行政区的特征;相对于城区(建成区)而言,大都市区在地域上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成为一种重要的地域统计单元。